一般認爲，關於元宵節及其燈會的源頭，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漢武帝祭祀太一神”。根據《史記·樂書》的記載，祭太一神是在正月上旬的辛日，於甘泉寺之中，“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所以燈火徹夜通明，還有“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唐代徐堅等撰《初學記》，認爲“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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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源於佛教的“燃燈表佛”。西域的摩揭陀國每年十二月三十日(相當於中國夏曆的正月十五日)，會舉行紀念佛祖的燃燈法會。漢明帝時期，白馬馱經，佛教東來，明帝也弘揚了這一“燃燈表佛”的習俗。前面的“祭太一說”是爲元宵節框定了一個“夜間活動”的範疇，而這裏的“表佛說”則已經有了明確的關於“燃燈”的慶祝行爲。
其三，元宵節還被稱爲“上元節”，這是來自道教的說法。南北朝時期，道教的“三官信仰”十分興盛，三位天帝，逢其誕辰日，便要下界來校定人之罪福，也就是所謂“正月十五上元日天官賜福，七月十五中元日地官赦罪，十月十五下元日水官解厄”。於是，在上元日的燃燈活動，也被認爲有祈福的含義。
元宵節期裏的“情”與“愛”
元宵節期裏“集體狂歡”和“個人亢奮”之“無序”，其實潛伏着危險。古代小說中多有此類“危險”案例：《二刻拍案驚奇》卷五，襄敏公在京城的元宵夜被歹人拐走了兒子;《紅樓夢》篇首，蘇州城裏的甄士隱在社火花燈之中痛失愛女英蓮;還有那些水滸的“叛亂者”們，“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和“柴進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鬧東京”，利用的都是元夕“無夜禁”和人們“打鬨賞燈”的時機。
愛情同樣也是危險的，就像人們常會用“擦槍走火”來形容情事的發生，只不過它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危險而已。愛與欲，是人性的本能，是人格中的“本我”，也是藏於人們心底的“厄洛斯”(Eros)。“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元宵節那打破了秩序和規矩的時空情境，爲情的滋生、愛的瘋長提供了豐沛的土壤，就像馮夢龍在《喻世名言》卷四中所道出的：“只爲這元宵佳節，處處觀燈，家家取樂，引出一段風流的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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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代“衆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浪漫，可以是單身男女看對眼，然後留下彼此名號，回家稟告父母，再嚴肅認真地走“明媒正娶”的程序;但也會有良宵一夜、天亮就分手的;或者由於種種原因，不能通過常規途徑結合，於是私奔遠走、雙宿雙飛。
古代留下的那些話本小說、戲曲作品，爲我們展現了更多元宵情事的曲折生動。
宋話本《張生綵鸞燈傳》中，張公子元夜觀燈，於乾明寺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上有細字一行雲：“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籃後門一會，車前有鴛鷲燈是也。”張公子怦然心動，爲這個約會等待了一年。到相見時，二人情投意合，最終私奔，不過倒也偕老百年。這是一場關於“等待”的情事。
明代阮大鋮的傳奇劇《春燈謎》，韋家的小姐影娘女扮男裝賞花燈，遇見宇文家的公子，二人彼此欽慕，題詩互贈，卻因爲忽作風雨，慌亂之中上錯到了對方家裏用作交通的船。於是，一系列的誤會與錯認發生了，宇文公子經歷了被誤認爲反賊的冤獄、然後平反、又改了姓名考中狀元，竟然最終也陰差陽錯，與流落他鄉的影娘真正成爲了夫妻。這是一場關於“錯認”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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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元雜劇《王月英元夜留鞋記》的故事，在“情愛”之中還加入了“生死”。胭脂鋪的小姐王月英與書生郭華一見鍾情，私傳書信，約在元宵觀燈之時到相國寺觀音殿相會。誰料郭華貪杯醉酒，錯過了約會，心中愧疚又覺得姻緣痛失，吞了月英留下的香羅帕子，氣絕身亡了。幸好有剛正卻又不失仁慈的包拯大人審理此案，加上最後觀音顯聖，郭華復活，才得以名正言順地成就了一段美滿姻緣。
故事裏的“元宵節愛情”，總未免有些過於艱辛和離奇。但是巴赫金說：“節慶都是同自然、社會和人的危機和轉折關頭相聯繫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總是節日世界感受的主導因素。”由這一條想去，就能理解那些“失散而又重逢”、“赴死而又回生”的情節的被需要，以及它們的深層文化意義了。節日時序與生命時間交織應合，經過這一場過渡性的儀式，愛情、生命，終於也都獲得了圓滿和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