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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制度性”賣官:最多時60%官員出自捐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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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賣官,是一種“制度性”的賣官,那時叫“捐納”。有清一代,人人都想當官,流弊甚多。當時社會改革的失敗,與之不無關係……

清代“制度性”賣官:最多時60%官員出自捐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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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得天下,始令民納粟,賜以爵”,說的是秦朝將爵位賣給百姓。中國歷史上的“賣官”,是從漢武帝開始的。其時,邊關多事,爲鼓勵百姓捐納,在出賣爵位的基礎上,再出賣官職以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

此後,古代中國一直在“賣官鬻爵”,唐、宋、元、明都有捐納,有清一代則更是登峯造極,並形成了一套極其複雜的體制。史料記載,最多的時候,清朝接近60%的官員都出自捐納。

當時,一部分人通過科舉考試做官,一部分人通過軍功提拔。那些考科舉不行,打仗不行,又極想當官的人怎麼辦?只要有錢有想法,他們可以通過捐納制度做官。

譬如晚清在邊疆學和外交學都有建樹的姚文棟,15歲中秀才,應該說天資也不錯吧,但應鄉試考舉人就是考不上,無奈之下,就納資捐官。

通過這一途徑,他迅速得到了官職,兩次以外交官隨員身份出使外國,官至二品銜直隸候補道,在晚清聲名卓著,著有《東北邊防論》、《東槎雜著》和《雲南勘界籌邊記》等書。

但絕大多數的捐納官在歷史上沒有什麼業績聲望,被“正途”出身的官員所看輕。如大太監李蓮英的過繼兒子李德福,就捐了個員外郎,在兵部當差。但什麼活都不會幹,只會喝酒聽戲,花天酒地。

捐納制度對買官者雖無明文限制,但是說清代什麼人都可以買官做,也有些失之偏頗。《點石齋畫報》曾報道:

清代“制度性”賣官:最多時60%官員出自捐納 第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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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聞道士某乙已經還俗,並納粟入官,終日晶頂袍褂酬應士大夫之間,而董子祠香火遂致缺如。事爲地方紳士所聞,稟請運憲辦理。茲聞江蓉舫都轉已札,委毛鹽尹傳驗該道是何裝束,如果屬實,即令逐出,另行招選。”

揚州城北柳巷董子祠原看守香火的道士,因爲眼熱官場,捐了個官大搖大擺地當了起來。羣衆的意見很大,媒體也炒得沸沸揚揚,這是官府也不允許的,所以派人查實處理。

捐納制度之下,衆相紛呈,不僅有道士買官,還有和尚買官的。《清史稿》載,嘉慶二十年(1815年)“五月丁亥,刑部疏,審明知府王樹勳即僧明心,矇混捐保職官。得旨:枷號兩個月,遣戍黑龍江”。

這是正史記載朝廷制裁和尚買官案例。和尚花錢買官成了一個市長,這讓嘉慶很惱火,遂將和尚發配到邊疆。但這也滑稽啊,朝廷既然明碼標價賣官,和尚道士的錢就不是真銀子?

朝廷以賣官換取民間財富,當然也希望捐納者能夠勝任的。曾爆料清末朝廷諸多內幕的《崇陵傳信錄》載,北京城一個木材商人玉崑,“以入資助園工,得道員,忽授四川鹽茶道”。

四川鹽茶道可是個重要的位置,更是肥缺,上任前光緒皇帝例行要召見。玉崑的言行舉止十分粗鄙,光緒問他讀過什麼書,他說讀過《三字經》與《百家姓》,光緒看着起疑,叫他寫幾個字瞧瞧。

磨嘰了好長時間,玉崑只寫出了兩個字“玉崑”,其它什麼字都不會寫了。光緒一氣,“怒斥出,即日罷之”,把一個行將上任的副省長級別的文盲捐納道員給撤了。

清代“制度性”賣官:最多時60%官員出自捐納 第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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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賣官的規模驚人心目,捐納名目繁多:賑捐、軍火捐、海防捐、工捐、米捐、茶捐等。康熙征討準噶爾費用不足,下詔鼓勵富戶捐納,僅山西一省,捐縣丞的有1萬2千人。乾隆時,還出現過白米20石可捐一個縣丞的記載,可想而知,賣官達到了什麼程度。

清早期,科舉進士出身的“正途”官員,是不與納捐的“異途”官員一起排班站立的。但到了後期,買官的人太多了,衙門充斥了捐納官吏,倒是“客大欺主”,“正途”官員不與捐納官員擠着站的話,就沒地方站了。

有清一代,特別是晚清,人人都想當官,國家公開出價賣官,流弊甚多,積重難返。所以,即便清朝末年謀求強國之路,試圖改革吏治,而最終卻毫無進展,這與前期捐納之風的猖獗也是不無關聯的。

正如清末文廷式在《羅霄山人醉語》中所言:“若今之富人,入資得以臨民蒞政,是真以富制貧……於此而尚言澄清吏治,天下果可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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