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尚書大石坊
袁可立在睢縣有別墅——袁家山，有家宅——尚書府，而尚書府，在明末發生的一起事件，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袁可立去世後11年，即公元1644年，這是中國歷史風雲變幻、重大事件迭出的一年：正月，李自成建國西安，國號大順;二月十九，明崇禎帝吊死煤山，統治了276年的朱明王朝宣告滅亡;五月，明殘餘力量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權，史稱南明;九月，順治皇帝進入北京。這三方統治力量都一度試圖主宰千年古國的未來。
袁可立去世後12年，即公元1645年，在其故里發生的“睢州之變”，即南明弘光政權江北四鎮中兵力最強的徐州總兵高傑被駐睢州的河南總兵許定國誘殺，許率部降清，徹底改變了中原地區明清軍事力量的對比，使河南政權格局發生鉅變，爲清徵南明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睢州之變”的具體地點，就在袁可立的府邸——尚書府。事件的主角之一、河南太康人許定國曾爲袁可立手下，早年在袁可立巡撫登萊時爲其部下，多次蒙袁可立擢升提攜，後累官河南總兵。在昔日老長官故去12年之際，許定國在其府邸釀此兵禍，導致高傑部下許定國屠城，焚掠袁尚書府，延及睢州百里，且許定國攜兵投靠袁可立的對頭後金，史書稱其爲人甚不義也。
據《河南通志》記載：“今睢縣行政公署爲清之洛學書院，然本明袁尚書可立故宅也……至宅向南恰與南坡之袁家山脈絡連貫，爲尚書園宅範圍中地無疑也。後樓下爲明末許定國刺高傑處，樓上不設棚板，以作後來紀念焉。”“許定國刺高傑處相傳在今洛學書院後院藏書樓下……當時其宅本袁尚書可立府第，不知何以爲許賊佔據。想闖賊破城，袁氏避亂外處空其宅，故許得宴飲行刺其中也。至今樓不設棚板以爲紀念，此次睢之大亂殺掠之慘又甚於失城之時焉。”
在睢縣史志辦主任餘宏獻的引領下，記者前往袁可立尚書府舊址進行探考。舊址在睢縣老十字街東側，《河南通志》稱“袁尚書可立故宅”，鄭廉《豫變紀略》稱“袁園”。餘主任說，清代這裏改爲洛學書院，民國時爲睢縣行政公署，新中國成立後爲睢縣人民政府辦公處。目前，原古式建築已被新式樓房所代替。
袁園之禍高傑自取
明末的河南是社會矛盾最爲集中的地區之一：大順政權主要控制豫西地區，清軍勢力已滲透到豫北諸府縣。而河南大部分地方，仍爲心儀明朝的將士佔領。
公元1644年，南明政府在江北督師史可法的建議下，派江北四鎮中實力最強的徐州總兵高傑率領大軍進駐開封、虎牢(今滎陽一帶)一線。高傑原是李自成的部下，李自成攻打明將賀人龍時，懷疑高傑要投降官府，高傑也覺察到了李自成的懷疑，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投降了官府，臨走還送了闖王一頂很大很大的綠帽子——把他的老婆拐跑了。
不過，高傑歸順官府後，非常忠心，二話沒說率領軍隊北上。1645年正月初九，高傑與河南巡撫越其傑、御史陳潛夫率大軍到歸德睢州。這時的河南總兵許定國已經祕密同清軍勾結，並且把兩個兒子送往清軍營中當人質。高傑自統十三營約萬人的軍隊，在距睢州20裏以外紮營。其時，袁可立子袁樞正任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大梁兵巡道，在袁尚書府第開府辦公。
史可法已經知道許定國與清有勾結，曾命高傑不要去睢州，河南巡撫越其傑和參政袁樞都勸高傑不要入睢州城，以防意外。但高傑沒有聽從，在接到許定國在睢州城擺宴爲之接風洗塵的邀請後，爲了顯示誠意，只帶了三百親兵入睢州城。
袁可立府第，始建於明萬曆年間。原爲三進院落，後經改建、擴建，房屋至數百間。與州城南部之袁家山及東西對峙的兩個袁尚書大石坊恰對峙在一條中軸線上，十分威嚴壯觀。中有“弗過堂”、“石仙堂”、“藏書樓”等著名建築，而“藏書樓”就是許定國刺殺南明大將高傑的地方。
正月十二，許定國在睢州城袁可立府第大擺盛筵，把高傑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發，高傑及其隨從被殺死。袁樞等人慌亂中逃走。
第二天，駐在城外的高傑部將李本身、高進庫等得知主將遇害，立即攻入睢州城，對城內大肆屠掠，睢境大亂，及方圓百里，百姓遭焚掠甚慘。焚掠後的袁尚書府狼藉一片，藏書樓內袁可立、袁樞父子所藏數萬卷古書名畫被毀劫殆盡。
事後，高傑被南明朝廷封爲太子太保;許定國率衆渡過黃河投降了清軍，被封爲平南侯，繼而率部跟隨多鐸，充當了清朝平定河南的急先鋒，破郾城、上蔡。史可法聞訊頓足長嘆曰：“中原事不可爲矣，國事盡被許賊所壞。”
“得中原者得天下”。許定國在睢州誘殺高傑事件，對整個南明格局影響很大，史可法精心組織的將明朝軍事勢力推進河南、守住黃河防線的計劃就此落空。而清軍當時只有不到一萬人的軍隊，由於許定國部隊的叛變加入，使清軍勢力增加四倍。“睢州之變”發生後，南明政權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與清軍、大順軍角逐中原的戰爭。清政府在河南從此再也沒有強勁的對手。
清初史學家鄭廉在《豫變紀略》中沉痛評價道：“袁園之禍，傑實自取。”
與董其昌的至交情緣
睢州之變對中國書畫界來說也是損失重大，一場大火將袁可立之子、收藏家袁樞數年精心收藏的古書名畫焚燬殆盡，其中包括明代著名書畫家董其昌贈送給袁可立的名畫多幅。
董其昌是明代書畫家，官至南京禮部尚書，爲“華亭畫派”傑出代表，其畫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甚大。董其昌和袁可立一生至交，曾題《袁可立像》曰“忠誠幹國，正直立朝之臣”。
公元1633年10月，袁可立的兒子袁樞去北京，順路探望董其昌。董其昌觸景生情，想起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遂作山水畫《疏林遠岫圖》相贈。作者時年79歲，而其時，遠在河南的72歲“大司馬節寰年兄”袁可立已於四天前病逝於睢州。董其昌在畫的頂端賦詩題贈老友袁可立道：“掛冠神武覲庭闈，得奉朝恩意氣歸。聖主似頒靈壽杖，仙郎耐着老萊衣。”該畫原藏於河南睢州袁尚書府第後院“藏書樓”，清後期外流，今爲天津博物館收藏。
清代畫家張庚在《國朝畫徵錄》中說：“(袁)樞博學好古，精鑑賞，家富收藏，工書畫，爲華亭董宗伯，孟津王覺斯所推許”。袁樞能成爲明末著名書畫及收藏家，與年伯董其昌的提攜有很大關係。董其昌卒後，一生最喜愛的“四源堂”等多幅名畫都歸袁樞所有，至今尚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十六幅《董其昌紀遊冊》，爲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見，也曾是袁氏家藏舊物，每幅都鈐有“袁賦諶印”(袁可立長孫名袁賦諶)，由此足可窺見董、袁二人關係絕非一般同年，當是深交摯友。
袁可立病逝於睢州，董其昌以悲壯的心情寫下了《節寰袁公行狀》四冊：“嗚呼哀哉!念其昌與公同舉於蘭陽陸宗伯(陸樹聲)先生之門……雖天涯契闊，合併恆難。要以風義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爲明朝著名史官，且與袁可立同時代，狀文內容十分詳實可考，能補清人修撰《明史》的偏見和不足，爲明清史研究者十分珍貴的資料。
袁可立與董其昌在仕途上同樣坎坷多艱，幾起幾落，休慼共生。明萬曆中都遭貶回籍，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時啓用的舊臣賢能。在魏忠賢橫行的天啓末年，兩人都受到閹黨的排擠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遠，請告歸”(《明史》)，袁可立是“璫以可立有意遠已，於是加尚書銜致仕”(《睢州志》)。兩人一個成爲曠世書畫大家，一個成爲一代廉吏和歷史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