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修築長城，端賴“舉國體制”。“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能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桓譚《新論》)“可變資本”四十萬，“不變資本”有多少?秦代以降，漢、隋及其間的北魏、北齊、北周等朝，都有興建，逮至明代，又一次創造了修築長城之高潮，存留於世的就是明長城。“舉國體制”往往與專制政體相聯繫。以“舉國體制”修築長城，就與帝王脫不了干係。國人談及史上有爲之君，往往引用毛澤東詩句裏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在修築長城問題上，“秦皇”、“漢武”都是積極的推動者，至於“宋祖”，疆域不及幽燕，無險可憑，倒是挖了一些“地下長城”(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保定日報》)。倒是“唐宗”，在修築長城問題上，別具隻眼，特立獨行。
長城既然是帝王的“保留項目”，讚頌長城也就成爲官家的“專利”。只有作爲社會良心的文人，纔是批評貶低長城的主要羣體。胡曾《長城》詩云：“祖舜宗堯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築防胡萬里城。”王翰著名的《飲馬長城窟行》有：“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雲是秦王築城卒。”大抵代表了民意的聲音。
其實，貶低長城的並非都是在野的士人，至少有兩位皇上也持同樣立場。被稱爲“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一。
大唐帝國是在隋朝廢墟上建立的，李世民執政之初，鑑於隋煬帝楊廣“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亙千餘里，死者太半”(《隋書》卷二十四)，大肆營造，虛耗民力的弊端，李世民告誡手下：“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新唐書.李勣傳》)可見，李世民並未將長城看作中華民族的偉大象徵，他對長城的作用與意義評價並不積極。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突厥屢犯，邊患日亟，鑑於秦漢以來防禦匈奴的歷史經驗，朝廷官員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建言，“請修古長城”。李世民認爲：“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資治通鑑》唐紀九)在他看來，掃清外寇，消除邊患，締造和平，修築長城並不是正確選擇。他對羣臣說：“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幷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新唐書·李勣傳》)委派李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勞民”，他重視的是“人心”。在他看來，人才與人心，與長城相比，作用更加強大而持久。事實也是如此，唐朝政權經過“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成爲當時世界上最開放、最強大的國家，“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中古時代的中國，也只在唐朝首都長安呈現過。外敵的消除，國勢的昌盛，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長城。
在中國，另一個貶低長城的領導人是清代的康熙皇帝。
清取明而代之，八旗騎兵翻牆而來，奪關而入，對長城的防禦功能如何，體會得更直接。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五月，總兵官蔡元報告，古北口一帶，長城邊牆傾塌甚多，請行修築。有關部門“擬同意”並上報請示。康熙皇帝隨即下達“上諭”:“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衆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裏，養兵幾何方能分守?”(《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在康熙皇帝看來，一個國家的安全，不能寄望於某項“安全設施”，即使是中國的萬里長城還是美國的“NMD”、“TMD”(戰略、戰區導彈防禦體系)。康熙聖諭中的“民爲邦本”，雖然不能與“民主政治”相提並論，但它畢竟屬於傳統文化的精髓。“守國之道”乃“修德安民”;“衆志成城”則“邊境自固”;“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民心悅則邦本得”。作爲一個滿族皇帝，見解如此，殊爲難得。不特如此，康熙皇帝還曾賦詩對長城諷刺道：“萬里經營到海涯，紛紛調發逐浮誇。當時費盡生民力，天下何曾屬爾家。”(《蒙恬所築長城》)且不說唐太宗、清聖祖同樣重視民心與人才，二人都曾開拓了中國歷史上國勢、版圖、文化上的強盛與繁榮，不要說他們如何氣吞萬里，超邁千古，歷史與時代或有不可比性，但他們與那些躲在古舊的城牆後面(甚至連城牆也已失去)，恐懼地偷窺牆外的風景，自足地守那隻殘破金甌度日的領導人，畢竟不是一個層次。
長城巍巍，邊風瑟瑟。綿延萬里、歷經千年的古長城，見證了歷史的滄桑。作爲物質存在，長城經歷了巍峨壯麗與斷壁殘牆：作爲歷史存在，長城經歷了金戈鐵馬與王朝更替;作爲文化存在，長城經歷了和親出塞與大漠長風。千百年來，在國人心中，長城成了象徵，成了符號，其中蘊涵的統一與分裂，開放與封閉，開拓與守成，華夏與夷狄，文明與矇昧，遠不是這道磚石建築所能承載的。對於這一物質的、歷史的、文化的遺留物，無論頌揚與批評，作爲一個天地之間的無生命體，一切爭議與糾紛似乎都緣於人們過多地賦予其靈魂與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