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鱗圖冊，是中國古代爲徵派賦役和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而編制的土地登記簿冊。
目的
魚鱗冊是明清兩代徵收地丁錢糧所使用之一種冊籍，爲了徵派徭役和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而編制。
由來
魚鱗圖冊的名稱由來，樑方仲整理三種說法，且三說並行不悖，列舉如下：
比次若魚鱗而得稱，如《武進縣誌》載：“田地以坵相挨，如魚鱗之相比。”又如《學庵類稿》載：“以其比次若魚鱗然而名也。”
所繪形狀若魚鱗而得稱，如《實錄》載：“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爲排列先後才變動而得稱，見《靖江縣誌》載：“田有漲壩，時多時寡，不逾年而輒易。……故他邑冊稱鐵板，靖冊獨稱魚鱗，參時勢而先後次之，非一成不易之則也。”又如元人王禕嘗言：“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曰流水，亦曰魚鱗。”由於軍冊中亦有魚鱗之稱，《會典》略雲：“次年該造格眼軍冊、除有見在編軍魚鱗、類姓等冊查算外……”更加強了魚鱗爲活冊之義。
歷史
劉銘傳接任臺灣巡撫後，實施“土地清丈”繪製的魚鱗冊
南宋時已有魚鱗冊之名，紹熙元年(1190年)漳州等地即開始編制這種圖冊，婺州等地區曾經編造。至明初，明朝洪武年間下令各個州縣編造，朱元璋派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在松江編制魚鱗冊。洪武二十年全國完成編制，以裏爲單位，一百一十戶爲裏。《明史·食貨志二》說：“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爲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田制三》：“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
明末魚鱗冊已無法反映現況，流爲具文。《武清縣誌》載正德、嘉靖時，當地魚鱗冊因“胥吏惡之，譭棄殆盡”，還有“搶而鬻之市者”。清朝順治四年(1647年)和康熙二年(1663年)重新編造、補造魚鱗圖冊。咸豐八年五月，胡林翼任湖北巡撫稱：“湖北屢經喪亂，鱗冊無存，不得不憑總書、冊書、裏書之顛倒影射。”直至光緒末年，仍然有造冊的記錄。
近人繆啓愉在《武昌田賦之研究》中認爲湖北並無魚鱗圖冊：“考魚鱗冊仿自南宋州縣，間有攢造，未嘗遍行。洪武中始勵行之。但史書僅明言南畿及浙江成冊，未聞他處。萬曆時雖曾遍造，鄂省曾否完成，恐成問題。蓋魚鱗圖之特點在積度弓畝，地次字號。畿浙及湖北同罹洪禍之變，而前者畝號獨多並存，後者獨並缺之，豈其時未嘗圖田編冊乎?此餘疑鄂省前無魚鱗圖者一。再就武昌市底冊觀之，籤條原疊三數分，其冊非口可知，但亦不載畝分地號，豈尚有其他底冊乎?籍曰有之，若輩又何能十百年獨祕畝號，不使閱邑人知?此餘疑武昌前無魚鱗冊者又一”
製作流程
據文獻記載，南宋紹熙元年(1190)漳州等地即開始編制這種圖冊，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行始於明洪武二年(1369)，進入清代後漸廢。洪武元年春，明太祖朱元璋針對兩浙富民詭寄田產、逃避賦稅之弊，派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並在松江編制魚鱗圖冊。二年，又派國子生武淳等分別巡行州縣，全面清丈土地，查實田畝，編造土地清冊，即魚鱗圖冊。具體辦法是：根據各縣稅糧多少，將一縣分爲若干區，每區又按土地的自然形態分爲若干地段，由糧長率里長、甲首進行丈量，以田地爲主，編排字號，詳列土地面積地形、四至、土質優劣及上中下等稅則。有的圖冊還有“分莊”一欄，以備土地買賣時糧差過戶或父子兄弟析產之用。各州、縣、都、裏將所轄境內的田地圖編在一起，櫛比排列，製成魚鱗總圖冊。各州縣年終統一造冊解府彙編成一府總冊。圖冊一式四份，分存於縣、府、布政使司、戶部。
後世評價
魚鱗圖冊制度，是中國古代社會建立的一種土地賦稅管理辦法。它的科學性一定程度上幫助統治者瞭解了地權歸屬並有效規劃了國土，是自然社會資源管理的重大進步。
價值
魚鱗圖冊史料價值，體現在幫助專家開展了諸如土地制度等問題的研究，這方面的工作尚屬初步。研究者利用十分有限的魚鱗圖冊資料，已經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章有義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藏的江蘇長洲三冊魚鱗簿，結合各時期基本史料，對相關地區的土地佔有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結論。如從長洲魚鱗簿中所見地權分配情況，可推論其對於整個蘇州地區所具有的一定的代表性。
專家認爲：蘇州“由康熙初年(5—15年)至1949年，二百七八十年間，地主(包括富農)同農民佔地的比率幾乎穩定在65：35。看來，人們設想的地主所有制支配下地權不斷集中的必然性，在這裏沒有得到證實”;“在地權比較集中的蘇州，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尚且佔有不容忽視的比重，其他地區更可想而知。這就提醒我們，在研究中國封建土地關係時，不應無視小土地所有者即自耕農的問題。可以說小土地所有一直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乃是中國封建土地制度的一個特色。如果把地主和佃農的關係當作土地關係的全部，那就未免片面，過於簡單化了。即使就租佃關係而言，也可能發生在小土地所有者和無地戶之間，甚至小土地所有者之間。某些地區地權比較分散而租佃關係卻比較發達，原因就在這裏”。
研究
日本
日本學者中最先提出研究魚鱗圖冊的，是著名明史專家清水泰次，1934年他強調，研究中國江南土地制度時應對魚鱗圖冊加以考察，他還對魚鱗圖冊的有關文獻記載以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魚鱗圖冊實物作了介紹，並就魚鱗圖冊的由來、性質、作用等進行了探討。1935年，仁井田升發表《中國土地帳籍魚鱗圖冊的研究動向》，1936年又發表《中國土地帳籍魚鱗圖冊史的研究》，他的文章對當時有關魚鱗圖冊的研究作了評介，也對魚鱗圖冊的由來、編造情況等提出獨立的見解。1963年村鬆枯次發表《關於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魚鱗冊》，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各種魚鱗圖冊作了介紹，還探討了魚鱗圖冊的性質、作用和利用價值等。鶴見尚弘則是日本學術界有關魚鱗圖冊研究最有成就的一位學者，其對魚鱗圖冊資料的重視程度，也是他人所無法比擬。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鶴見尚弘對魚鱗圖冊進行了種種創造性的研究，已取得顯著成果。他首先就魚鱗圖冊作爲史料的可靠性進行論證，其次還根據圖冊資料進行一系列統計和分析。當他再次把魚鱗圖冊的研究和土地制度等研究結合起來，使圖冊的史料價值得到了真正發揮。
何炳棣
我們還需注意美籍華人學者何炳棣有關魚鱗圖冊研究的成果，他在《中國古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一書中，既對魚鱗圖冊的起源作了介紹，又專章考實明初魚鱗圖冊編制的情況。可以說，何氏雖未直接利用魚鱗圖冊史料進行研究，但他遍尋史籍中有關魚鱗圖冊的記錄而展開的有關魚鱗圖冊本身(如從經界到魚鱗、魚鱗圖一詞的最早出現、魚鱗圖冊的獨特優點、兩浙特別是婺州一地在魚鱗圖冊推行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明朝魚鱗圖冊的全面推行、魚鱗圖冊的“丈量”情況等等)的研究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另一位美籍華人學者趙岡也相當重視魚鱗圖冊資料，在1982年出版的《中國土地制度史》中，他對此已有所論及。他最近的《簡論魚鱗圖冊》一文，則專題探討了魚鱗圖冊制度的沿革、圖冊的結構、丈量土地的方法、圖冊的可信度等問題，着重說明實畝與稅畝的關係，得出稅畝總額實際大於實畝總額的重要結論。
成果
統觀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圖冊的本題研究，如魚鱗圖冊的緣起與延續，魚鱗圖冊制度在明代的普遍實施;圖冊編造過程、成冊年代、圖實相符與否等問題的考實;圍繞田土存在形式、土地所有狀況、戶籍變遷情況等的初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