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蓮教起義(又稱“川楚白蓮教起義”)是清嘉慶元年(1796年)在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由白蓮教發動的農民起義。
白蓮教起義爲何會失敗?下面帶來原因分析。
白蓮教首領王聰兒
一、沒有提出帶領廣大羣衆進行鬥爭的政治綱領
川楚陝五省白蓮教起義從性質上來說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農民階級領導的起義，“所謂宗教戰爭也根本是爲着十分明確的物質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的。這些戰爭……都是階級鬥爭”。從本質上講，白蓮教起義仍然是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乾嘉時期川楚陝等省的農業和手工業都比較落後，特別是川東及南山老林、巴山老林一帶，更是如此。連年的災荒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工商業者破產逃亡，失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流民大量聚集，這些人後來成爲了白蓮教起義的中堅力量。起義軍主要由破產農民、失業工人、流民、棚民及僱工組成，起義軍的領導階級實際上是分散經營的小生產者，他們思想意識保守、狹隘，跟歷史上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一樣，由於其階級的侷限性，白蓮教的領導階層仍然不可能提出徹底解放他們的政治綱領。白蓮教起義前川楚陝社會這種特殊的社會經濟關係，決定了參加起義的階層的階級性質，從而制約了白蓮教起義不可能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
白蓮教義軍在起義爆發時提出的“官逼民反”的口號，得到了廣大受剝削壓迫的勞動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川楚陝地區的廣大人民羣衆紛紛加入起義軍，並積極幫助運送錢糧和物資。白蓮教起義軍所採取的軍事行動，僅爲解決生活問題，沒有遠大的目標，也提不出進一步的政治綱領，而這種沒有革命遠景的單純軍事行動，不可能經常鼓舞羣衆的鬥志，以號召農民來反抗統治階級。勞動人民跟着白蓮教起來反抗清朝統治者的剝削與壓迫只是暫時的現象，白蓮教起義軍很難取得廣大人民羣衆長期的支持與清軍進行長期的鬥爭。階級的侷限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去奪取封建政治重心的城市，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根據地來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早在嘉慶二年明亮就奏稱：“賊匪多有不攻城者。”《聖武記》也記載說：起義軍“不過往來掠食以救飢，並無僭號踞城之事”，嘉慶六年上諭中說：“匪徒奔竄已及五年，著名逆首，亦不過稱掌櫃，草帽上綴帶翎頂爲榮，本無大志。”可以看出，白蓮教起義軍確實“胸無大志”，沒有提出將起義引導向勝利的政治綱領。這是由農民階級的階級侷限性造成的，也是白蓮教起義歸於失敗的根本原因。
白蓮教
二、軍事上採取了流寇主義的作戰方式及缺乏統一的領導
游擊戰爭是我國曆代農民起義反抗統治階級的主要鬥爭形式，但如果僅僅停留在游擊戰爭上，不把大小隊伍匯合壯大進行集中統一的鬥爭，是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的。白蓮教起義軍多由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城市無產遊民及農場僱工組成，中途更有大量流民加入，他們都受到官僚、地主及手工業場主的剝削及壓迫，生活朝不保夕，漂流無定，經濟地位很不穩定。加入義軍之後，自然會把原來的經濟生活習慣及所帶有的意識帶進起義軍的隊伍，這種社會根源導致了白蓮教起義軍在整個起義過程中都採取了流寇主義的作戰方式。例如白蓮教起義初期，襄陽起義軍從嘉慶二年正月到同年十二月，在一年的時間內，兩次進入陝西，兩次進入四川，繞三省邊界轉了半個圈子，行程幾千公里。白蓮教起義軍在漢水川楚陝南巴老林地區穿來穿去進行東蕩西遊的游擊戰，也沒有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進行統一的戰爭。在白蓮教起義初期，義軍的力量不夠強大，這種“東蕩西遊”的游擊戰無疑是正確的和必要的，但機械呆板的運用勢必導致起義軍最後的失敗。對白蓮教起義軍這種流寇式作戰方式，清政府應付闕如，採取了堅壁清野、築堡團練的政策，“設長策以守之，用奇兵以襲之”, 使白蓮教義軍變爲“罩中之兔，網底之魚”, 始終處於清政府軍隊的追剿下。清政府“堅壁清野”的政策，切斷了起義軍與廣大人民羣衆的聯繫，使白蓮教起義軍的糧食和兵員得不到補充，起義軍受到重大打擊，軍事行動難以爲繼，最終導致了起義軍的失敗。正如嚴如熤所說：“自寨堡之議行，民盡倚險結寨，平原之中，亦挖壕作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扼守，賊至無人可裹，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而嘉慶皇帝在鎮壓白蓮教起義後，認爲“今三省全境肅清。閭閻安堵如常。揆厥所由。實得力于堅壁清野之策”, 這不能不說是白蓮教義軍流寇主義軍事行動的惡果。導致義軍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起義軍在軍事上缺乏統一的領導。在白蓮教起義中，義軍存在着散漫自流的缺點，始終沒有一個領導核心。按宗教關係可以看出義軍是有着統一的領導，如襄陽義軍領袖齊王氏，在其丈夫齊林“伏法”後，“匪黨尊爲總教師，聽其號合”。起義軍有掌櫃元帥、總兵、先鋒等稱號，但是義軍在軍事上的統一領導又很不夠，“自一經剿散，則其總兵、先鋒又各自爲首，而首逆轉莫測所向”。白蓮教起義軍從嘉慶元年正月到五年三月川西江油馬蹄崗大戰前，在數量上看，分佈在湖北、四川、陝西、甘肅、河南的義軍約有數十萬。這些義軍股數很多，其中有如姚之富、齊王氏、李全、王廷詔、高均德、張漢潮等領導的襄陽義軍，有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碌、冉文儔、羅其清、冉天元等領導的川省義軍。它們之間曾先後聯合或相互配合進行了漢中大戰、大鵬塞戰役以及川西江油馬蹄崗大戰。但白蓮教起義軍的聯合作戰只有少數的幾次，大多數情況下義軍都各自爲戰，從來沒有出現過全面統一的行動，也沒有出現過發號施令的統一機構。起義中，農民階級分散性的特點徹底表現出來，他們“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爲羣，忽分忽合，忽南忽北”, 支派繁多的白蓮教起義軍，沒有一個最高的統一的領導核心，就不可能把衆多的自發的起義隊伍匯合起來，變成一條波瀾壯闊的洪流，不協調、不集中、不統一的白蓮教起義隊伍，要長期對抗強大的統治階級，是不可能引導起義走向勝利的。
三、缺乏革命警惕性
從《聖武記》、《清史列傳》、《清史稿》等書的記載來看，白蓮教起義軍 (尤其是川省義軍) 在政治上嚴重喪失了革命警惕性，對階級敵人的認識相當模糊，甚至被欺騙。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白蓮教起義軍缺乏革命警惕性可以從他們的階級成分上分析。以四川省爲例，乾嘉時期四川的經濟，在個別行業和地區，雖然有資本主義萌芽，但很微弱，封建經濟仍占主導地位，支配着物質生產資料的地主階級，他們的思想也支配着整個封建社會，故封建社會的農民，受封建思想影響較深。參加起義的山中棚民，咽嚕黨，聞打浪，精膊溜等多屬破產農民。他們“五方雜處，無族姓之聯綴，無禮教之防維”, 封建思想意識嚴重。他們患難相助，“呼朋招類，動稱盟兄，姻婭之外，別有乾親”。拜把結盟特重江湖義氣。平時作戰勇敢，但一遇人拉親朋關係，或施些小恩小惠，就易動搖反覆，叛變投敵。清政府利用起義軍的這一弱點，從內部分化打擊義軍。四川省南充縣知縣劉清，據說爲“良吏”，號爲“劉青天”。這個“劉青天”在四川起義軍崛起之後，曾帶領鄉勇萬餘同總兵朱射鬥破了方山坪白蓮教義軍，更曾與清軍配合夾攻王三槐、徐添德等義軍，殺害白蓮教義軍戰士並擊退了羅其清、冉文儔的支援，從這些事例來看，劉清是與白蓮教爲敵的。但是部分起義軍以劉清爲“良吏”，白蓮教義軍遇到劉清，大多“退避隱去，不忍加害”，一些義軍領袖更允許劉清在白蓮教軍營內自由出入，任其宣傳清政府的招撫政策，做瓦解起義軍的工作。史料載，“劉清在義軍軍營內先後 (七年) 招撫三萬餘人”, 白蓮教義軍白號領袖羅其清，非常崇拜劉清，對劉的誘降未堅決抵制而常與“供食”，“迎送拜跪，均如民禮”, 甚至幻想把他“搶上山寨充當軍師”, 還要與殺人不眨眼的羅思舉“結爲兄弟”，起義軍領袖王三槐麻痹大意，被官府欺騙矇蔽進入官營而被生擒。另外，在白蓮教起義後期，義軍中很多動搖分子經不住清政府的誘惑而叛變投降，如四川巴州的白蓮教起義軍，在南部縣知縣劉清的分化引誘下，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內訌。漢北起義軍的餘部，經叛將李其貴的招誘，領袖伍懷志被擒，於是“漢北復無賊”，嘉慶七年，巴州義軍在清政府的引誘分化下，首領“荀文明爲其義子張某所敗，獻首投誠”。嘉慶九年，動搖分子趙洪周斬殺白蓮教領袖荀文潤等等。白蓮教義軍將領對統治階級的認識還很不夠，認識不到統治階級的本質;同時也說明白蓮教起義軍在與清政府鬥爭的情況下，還不能劃清敵我之間的界限，由此喪失了革命的警惕性而遭受嚴重的損失。
白蓮教
四、內部存在嚴重的宗派主義
白蓮教起義軍內部的宗派主義，從有關資料記載來看也是很嚴重的。清軍懂得僅靠屠殺不能夠根絕義軍，於是便挖苦心思尋隙來從義軍內部進行破壞。早在嘉慶二年初，四川總督宜綿奏言：“川楚賊雖同教黨各不同，計三賊必各據一隅以牽我。”這話是說明川、楚義軍分別鉗制清軍，但是也流露出宗派主義的根苗。嘉慶二年六月襄陽義軍入川，曾與川省義軍配合作過戰，當時川省義軍和人民皆紛紛出擊或是武裝起義響應。假使襄陽義軍能顧全大局，和川省義軍很好地配合作戰堅持鬥爭，有可能把起義推向高潮，使起義形勢向前大大跨進一步，但是襄陽義軍沒有這樣做，它們看到清軍有聚殲自己的意圖，在四川住了不足一個月就回到湖北去。襄陽義軍這種只顧本身發展片面的行動，不能不說是白蓮教宗派主義的表現。白蓮教起義軍本身是一個個狹隘的小集團組成，它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爲一個社會特定的階層或特定的集團利益服務，它幾乎吸收了各個階層的人物，由於各自利益不一致，在反對清朝政府封建剝削和階級壓迫前進的道路上，必然會有所分化，必然會產生宗派主義。清軍帶兵大員惠齡曾利用羅其清、冉文濤之間“有隙 (宗派活動) ……遣人諭羅其清縛獻冉文儔”，劉清趁義軍內部不和，頂身股，亦稱身股、頂人力股、人力股，俗稱“頂生意”，是指夥友 (掌櫃和夥計的統稱) 以自己的勞動力頂股份，而與財東的銀股 (即資本股) 一起參與分紅的制度。作爲山西商號中協調財東與夥友之間關係，調動夥友積極性的一項利潤分配製度，頂身股發端於明末清初在晉商中廣泛應用的東夥合作制，在晉商尤其是票號的發展歷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是山西票號經營管理體制的核心。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爲晉商興衰史研究中的焦點之一，而大多數研究者也將頂身股的缺陷視爲晉商衰敗的病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