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戰是東漢末年“三大戰役”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弱勝強的戰役之一。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對於這場戰役的勝敗原因，歷來都有官方或諸多私人進行分析和總結。
比較正式的如人教版教材是這樣分析袁紹失敗的原因：
曹操在政治上“挾天子以令諸侯，處於有利地位。經濟上，採取了恢復農業生產，減輕農民負擔的一些措施。所以在官渡之戰中，曹操能打敗袁紹。
但我更傾向於“性格決定命運”的觀點.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在《三國志·楊阜傳》中記載，楊阜曾說：
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令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必能濟大事者也。
當時，對曹袁二人持類似觀點的還有郭嘉等人。
在楊阜、郭嘉等人看來，曹之所以能滅袁，實因袁紹遇事不斷、少決所致。
在我看來，袁紹遇事不斷、少決，是其性格使然。正因如此，原本強大的袁紹在同曹操的角逐中，機會不斷喪失，走向末路。
再從當時的歷史場景看，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靈帝病逝，以何進爲首的外戚和蹇碩爲首的宦官爭權。董卓進京，擅行廢立，且性極殘忍，引起官僚士大夫的憤恨。
在此情況下，出身於四世三公、勢傾天下的世家大族子弟袁紹被推爲盟主，討伐董卓。
然而，袁紹既不率先殺敵，也指揮不了這數十萬大軍。酸棗糧盡，諸君作鳥獸散，一 場討伐不了了之。
按理講，假設討伐董卓成功，袁紹將名副其實地成爲世家大族的領軍人物。然而，機遇垂青了袁紹，而他卻沒有抓住機會。
反觀討伐董卓時的曹操，其認爲：“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應趁機與之決戰。隨後，曹操與董軍大戰，雖敗，但其果敢與袁紹遇事不決的性格不言而明.。
再如，興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漢獻帝逃至曹陽，沮授提議袁紹把漢獻帝這面旗幟搶到手，但袁紹最終沒有采納沮授的建議。
而曹操則毫不猶豫抓住機會，於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親自迎漢獻帝於許縣。
此後，曹操借天子以自重，略取了河南大片土地，甚至關中的割據勢力也紛紛來歸附，勢力發展很快。
在這場較量中，袁紹再次因遇事不決的性格失去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
即使如此，在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伎倆面前，袁紹完全可以憑藉優於曹操的軍事力量，搶回漢獻帝，重新贏得政治上的優勢。
於是，官渡之戰爆發。
當時，袁紹帳下有田豐、許攸等謀士，開戰之前，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元月，曹操領兵攻打劉備，許都空虛，田豐建議袁紹領兵襲擊曹操後方，一定可以勝利。
但袁紹卻說孩子有病，無心出征，而待曹操擊敗劉備，還軍官渡之後，袁紹才匆促決定出兵。
此時，機會已失.，在討論出兵時，田豐認爲：
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
袁紹不從，後田豐強諫，被投入獄中。
戰爭期間，許攸提出乘曹操傾軍而出，輕騎奔襲許都的建議，但袁紹不從。
後來，當曹操奔襲袁紹糧倉烏巢之時，袁軍部將張郃主張救援在烏巢的淳于瓊，而郭圖卻主張發兵去進攻曹軍大營。
袁紹認爲郭圖說得對，於是派高覽、張郃率領重兵攻擊曹營，而只派一支輕騎救援烏巢，致使紹軍土崩奔北，此戰失利。
戰後，袁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於是也。”
甚至，當許攸同曹操談及自己的建議時，連曹操也感慨，：“如用汝(許攸)計，未可知也。”
縱觀曹袁之爭，可以看到，袁紹既不缺人才，也不缺少機會，但袁紹色厲膽小、遇事不斷、剛愎自用的性格卻暴露無遺。
這種性格使其在“有才不能用，聞善不能納”局面中，一步步走向滅亡。
而曹操則善於聽取荀攸等謀士意見，逐漸將劣勢轉化爲優勢，贏得了勝利，爲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
再觀，曹袁不同命運，誠如楊阜所言：“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令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必能濟大事者也。”
由此兩點，可知袁紹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其性格使然，而不能只從曹操的優勢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