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啓元朝的朝代,每當一提起這個，那麼小編就不得不給大家詳細的說一下了
詩和詞，是中國古典文化中的“雙絕”，相比較而言，詞因爲誕生之初是起於市井曲調，創作風格更通俗，更受底層人民的歡迎。
詞的巔峯期在宋朝，宋詞和唐詩並列，而宋詞的廣泛傳播，以及創作風格、內容、題材等逐漸變得符合百姓階層的口味，離不開宋詞大家“柳三變”柳永的努力。
不過，柳永變得更專注詞的創作，是不得已而爲之，宋朝讀書人的人生最大抱負，其實是希望能科舉高中，進而爲官造福一方，青史留名。
但柳永在50歲之前，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卻從未考中。
由此，對中舉出仕慢慢絕望的柳永，只得沉溺於勾欄、娼館、酒樓之間，尋找新的精神寄託，當然，也是爲了生活。
柳永數十年如一日地進行詞的創作，開創了宋詞中的“俚俗詞派”，將宋詞口語化、通俗化，使得宋詞成爲連大多數百姓都能懂的文化形式。
柳永的“俚俗詞派”，最初是被當時的士大夫階層排斥的，而且，連皇帝也厭惡他寫的詞。
這是因爲，柳永在寫這類詞時，用了大量的豔俗語句，雖然更符合當時的市民階層的口味和喜好，特別膾炙人口，卻被曲高和寡的士大夫們所不容。
在柳永之前，宋朝文人寫的詞，還都是比較高雅的，即使傳播出去，也需要有相當的文化根底，才能看得懂、聽得懂。
這就好比今天相聲界的高雅和俗氣之爭。
不過，人民羣衆的傳播力量，顯然大過曲高和寡。
加上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環境提供的有利條件，也幫助了柳永的“俗詞”的傳播。
柳永生於宋太宗年間，到他21歲時，北宋和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兩國之間再無刀兵之憂，世界一下變得和平起來，這是自唐末以來，難得的和平時期。
和平時期的社會發展欣欣向榮，催生了老百姓對於文化、藝術方面的需求，這也是北宋成爲歷史上在文化方面建樹最大的朝代的原因之一。
因此，柳永的創作高峯期，正好遇上極好的大環境，即使他寫的某些詞，擠不上士大夫的飯桌，也有足夠的中、低層市場來容納。
最重要的是，當發泄完了“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鬧騷後，柳永的詞開始慢慢抒情。
抒情的詞，被老百姓高度接受，特別是青年人的接受程度最高。
想想我們的當初，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社會青年、學生們，對港臺抒情歌曲的歡迎度，就能知道，抒情絕對是一柄大殺器。
而且，在北宋中期，遠離戰爭的環境下，生活如此美好，抒情的詞慢慢在士大夫階層中，也比慷慨激昂的詞更有市場。
柳永的詞，或許豔俗，或許不高雅，但正契合了當時的社會需要。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待這回、好好憐伊，更不輕離拆。”、“莫閒愁。共綠蟻、紅粉相尤。”等等抒情詞句，剛好讓“澶淵之盟”後閒着沒事幹的宋朝人的小心思被觸動。
有了抒情的襯托，柳永的詞才能被廣泛傳播和接受，這一點就足夠他享用了。
至於他對“慢詞”的創作、推廣，對詞的曲調、詞牌等的貢獻，那是文學大家們去欣賞鑑定的，跟老百姓的欣賞能力無關。
當時的宋朝市井百姓要的詞，就是通俗易懂，符合心境，符合心理幻想，這些，在柳永的詞裏，全都有。
實際上，柳永寫的詞，正好是讓詞迴歸到本性，詞這種藝術形式在被創作出來之初，本就是流行於民間的市井曲調。
初唐時，當時的文化人還看不起詞，中唐時，部分文人開始把詞這種藝術和創作形式引入到自己的創作中，但採用的語句都是比較高大上的。
至宋初時，依舊是如此，如南唐後主李煜，他寫的詞就比柳永寫得更好，但顯然，“問君能有許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意境，不會有幾個市井百姓能理解。
是柳永的詞讓上到士大夫，下到市井百姓，都開拓了新的視野。
總的來說，柳永的詞能廣受市井百姓的歡迎，能成爲許多宋代文人效仿的榜樣，能廣泛傳播，所依靠的，首先是和平的社會大環境的支持，其次是風格上抒情。
就好像清朝文人宋翔鳳在其所著寫的《樂府餘論》中，評論宋朝“慢詞”(柳永寫的詞，絕大多都是慢詞)的興盛時，對其興盛的主因，就是寫的“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戲，競賭新聲。”
和平、富裕的環境，才能容納柳永的抒情詞。
有了這個前提，進而纔是“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妓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
在柳永創作的基礎上，然後“(蘇)東坡、(秦)少遊、山谷(黃庭堅)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
如果柳永是生活在南宋，他的抒情詞，大概市場容納度要小得多，南宋適合陸游、辛棄疾這樣的愛國、蒼涼、豪邁派。
柳永50歲時，因宋仁宗爲安撫那些大齡屢不中科舉的讀書人，刻意放寬科考尺度，終於得中進士，成爲一名大宋官員。
但他的年齡，已經註定使得他無法在官場上走得太遠，爲官十六、七年，到退休時，不過是個屯田員外郎(品級大概在五品到六品之間)。
他的才華，也早在盛年時，全獻給了詞。
他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讓詞從高雅變得通俗，讓詞從文化人的曲高和寡中，走向了民間，更多人的喜愛，才促進了更多讀書人去寫詞，宋詞的巔峯，由他開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