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鼠疫桿菌與醫學專家
1894年3月，廣州城下起了綿綿細雨，人們一如既往地在城市內河中洗衣服、淘米、洗菜、洗涮馬桶，誰也沒有料想到這場雨竟然會斷斷續續地延續到7月，在此期間有很多老鼠莫名其妙地死亡，鼠屍膿腫糜爛，可是人們都忙着生計，怎麼會在意幾隻過街老鼠的死活呢，然而這卻預示着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即將降臨。
3月廣州城率先爆發鼠疫，粵語中常常稱鼠疫爲“癢子”，時人也將其稱呼爲“時疫”、“瘟疫”、“卵子症”、“疙瘩瘟”、“標蛇”、“大頭天行症”、“紅絲疔”、“瘍子瘡”等，英語爲“plague”，日語時稱“苦列拉”。沒過多久，港英殖民政府便出於防疫考慮，指派調查員羅森醫生(on,J.A)和亞歷山大·雷尼爾醫生(Alexander Rennie)前往廣州調查疫情。當雷尼爾看到如人間地獄般的廣州城時，憂心忡忡地寫道，“從1894年3月初到月底，在廣州城爆發了腹股溝腺鼠疫，打破了廣州健康狀況良好的局面。截至本報告寫作之時，此次傳染病已經蔓延到周邊城鎮和村莊，以及香港。”同年5月15日，《申報》頭版報道了香港鼠疫情況，“香港華人近得一病，時時身上發腫，不一日即斃，其病起於粵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約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
對於西方人而言，香港鼠疫無異於歐洲中世紀黑死病夢魘的再次降臨，其可怕程度往往被歐洲人視爲來自“上帝的懲罰”，所以爲了避免各自國家和殖民地感染鼠疫，很快作出反應，紛紛宣佈各自通商口岸的港口檢疫規章和制度。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佈成爲疫區，但是實施港口檢疫制度並不等同於防疫，事實上，當時廣州和香港的中西醫對這場鼠疫都是同樣的無可奈何。
雷尼爾醫生在工作報告中寫道：“我們在很努力的探求之後，只好接受官方、醫學界和外行的資料，這些資料都顯示，雖然在廣州時時有各種傳染病流行，特別是在春天時。目前這個特殊的病此前從未見過。在此病開始爆發時，我們所接觸的本地醫師都表示對這個疾病一無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港英政府只好向其他國家求助，日本政府派遣了醫學博士青山胤通和北里柴三郎，他們於同年4月中旬由東京航海至香港考察疫症情形。當他們6月13日抵達香港時，受到了香港衛生局長羅森博士的熱烈歡迎，並且爲他們在肯尼地醫院(Kennedy Town Hospital)安排了一間實驗室。不料二人兩星期之後也出現疑似症狀，先後被送往“海之船”(Hygeia)調理，“青山存亡尚未可卜測，以寒暑表其熱氣，尚多至一百零五度，至北里之病情亦與相同。”青山胤通不幸死於鼠疫，青山之死給了北里柴三郎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最終他在顯微鏡下發現了鼠疫桿狀物，“蟲形纖小而長，首尾皆圓”，隨後他將調研報告公之於衆，深爲各西醫推許，當年上海的《申報》進行了全文報道。
與此同時，法國則派遣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1836-1943)從河內到香港去調查鼠疫及其控制策略，目的是遏止它向越南東京灣蔓延。1894年6月15日，他和兩位助手到達香港，僅有一臺顯微鏡和消毒蒸鍋，實驗室也只是愛麗斯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內的一棟草房。樣本的獲取也很困難，他們在向總督申訴後，才被批准接觸病人和病理學的資料。在如此艱苦的情況下，耶爾森僅用五天就分離出首尾圓形、輕微着色的鼠疫桿菌。他們通過解剖鼠屍，證明了疫死的老鼠和人感染的是同一種細菌。由於發現這種關聯，他很快給鼠疫下了第一個科學的定義：“鼠疫是一種接觸傳染和可接種的疾病。很可能是老鼠構成主要的媒介”。他將這個發現寫成一篇論文發表，並對這個疾病提出詳細的治療方法。雖然北里一行人也發現了鼠疫桿狀物，但是耶爾森先人一步確定鼠疫和鼠疫桿菌的關係，故一般認爲鼠疫桿菌的發現者是耶爾森，後世亦將鼠疫桿菌命名爲鼠疫耶爾森氏桿菌(Yersinia pestis)。鼠疫與鼠疫桿菌之間的關係只是在耶爾森等人那裏得到了較爲準確的表達，但他們並沒有認識到跳蚤在人與鼠之間的媒介作用，這要等到1903年，李斯頓( Liston)纔在印度確切地指出跳蚤是這種疾病的病媒。
中醫與西醫，妙手難回春
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很明顯表現出兩套醫療系統的互相沖突。一方面是殖民地居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與西方殖民者的公共衛生觀念，以及港英政府強制推行的隔離與清潔措施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是中醫治疫與西醫治疫之間的競爭與調適，以及“用藥治疫”與“請神治疫”之間的互補。面對鼠疫，除了很多人逃災避疫外，仍有不少民衆會就地接受藥物治療。由於中醫和西醫本身對瘟疫的理解就不同，而且有各自的治疫傳統，因此“有信仰的病人”與“負責任的醫生”之間的故事也在此次鼠疫中上演。
清代中醫一般認爲瘟疫是由四時不正之氣、六淫(風、寒、暑、溼、燥、火)、屍氣及其他穢濁燻蒸之氣而形成的疫氣所致。所謂四時不正之氣是指，“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之氣”，當時中醫認爲此次鼠疫的發病原理是，“一言以括之曰溼熱之毒，人少陽，一經而已，蓋發於夏秋溼氣，令惹起蒸之，故此時蛇蟲□菌生，溼熱爲毒之驗也。鼠居地中，先受溼熱，故鼠先病，少陽乃三焦與膽皆主相火，溼熱與火相合，故統觀此症，熱毒最重，少陽主周身之膜膈，其經繞耳，行手膀膽與肝連，肝脈繞腠縫，故生癢子必在此三處，癢子者溼熱之毒凝聚痰血而成也，即疙瘩是矣。”
1894年鼠疫期間，坊間有一闢瘟古方頗爲流傳，據稱該方能治時行痧疫、霍亂、轉筋、吐瀉、絞腸、腹痛諸痧及急暴惡症，“凡夏秋感症服之，無不應手立效”，申報館還將其登報推廣，配方包括犀黃、大棗、麻黃、細辛、當門子、雌黃、莪術、水安息、白芷、琥珀、檳榔、川烏、冰片、胡椒、黃柏、桂心、茅術、蜈蚣、升麻、香附、白芍、蒲黃、丹蔘、桃仁霜、毛菇、天麻、淨辰沙、大黃、玳瑁、柴胡、元精石、石葛浦、紫菀、莞花、四腳蛇等七十五味藥。此方是一外科處方，可治瘡癰、痰核、瘰癧一類疾病，一般製成丸藥服，搗碎也可以外用，有清熱解毒、化痰散結、活血化瘀的作用。單從75味藥材來看，像大黃這類的虎狼之藥，劑量不可謂不重。另又有蜈蚣、蜥蜴等劇毒藥物，取以毒攻毒之意，故藥性猛烈，專治療重疾，使用宜慎重，且這類古方古書中有很多，充其量是一個民間驗方。至於方藥調配修合時，要求擇黃道吉日虔誠齋戒，避見婦女、孝服人、僧道、女尼，念大悲神咒，這體現了古人對炮製中藥時的態度要求非常高，古人認爲各種神祕儀式的加入似乎可以強化藥效。
19世紀中期的華人普遍認爲自己與外國人有不同的身體構造，比如華人對醫船所用的西法調理就很有意見，他們擔心，“恐以西藥治華病，臟腑各有不同，一旦病亡，首邱莫正，死者含冤，生者抱恨”。雖然此時乙醚(ether)和氯仿(chloroform)已應用到外科手術中，但對感染的不加防範影響了手術的成功率，而極少使用外科手術的華人發現中醫的保守調理方法還不至於讓患者因感染而死亡。因此華人患病時更願意接受中醫藥的治療，他們當時對西方療治方法還很難接受。
雷尼爾醫生認爲，“防治鼠疫的首要措施就是實行輪船和海港檢疫條例，還要對可能攜帶有疫病的廢棄物進行檢疫”。他把防治的重點鎖定在那些貧窮、擁擠和污穢不堪的華人房屋，認爲“這種污穢的房屋及其地下是病毒的發源地”，十分強調環境與鼠疫的關係，由此可看出雷尼爾也深受19世紀“查德威克式公共衛生”的影響。事實上，中國人似乎也意識到老鼠是“疫氣”的傳播者，“廣東省部分官員採取措施收集所有死亡的老鼠，每抓到一隻老鼠給十錢，直到5月8日，據說以這種方式共收集了22000只老鼠”。至於西醫對中醫丹方的態度以及此時西醫治療鼠疫的方法，則可從雷尼爾的醫學報告中清晰地看到。
在雷尼爾認爲華醫根據症狀，主張祛熱，但很多時候求助所謂的祕方，下面譯介一個當時較常見的配方：
紫檀，1.5豆蔻;檳榔，3分;野菊花，3豆蔻;黃芩，1.5豆蔻;蒲公英，1.5豆蔻;四川的大黃，1.5豆蔻;甘草，2豆蔻。
具體服用方法是，首先將以上藥材混合煮沸成液體，然後喝掉，最後用研成粉末的野菊花的葉子擦拭身體。
此外，雷尼爾還介紹了一個當時廣爲流傳的西藥配方：首先將一茶杯的海水添加2分的生石灰，並特別強調生石灰必須是從石頭裏煉出來的，來自其他途徑的則不適用。然後將其振盪並過濾後，添加0.125兩的甘汞，最後用這種藥水擦拭身上的腫脹部分。當病人病危時，就在溫暖的海水中溶解一劑量的碘化鉀，並且讓病人立即喝掉。
以上所列中醫藥方很明顯主要用於清熱解毒，強調內服外用，表裏同治。而西藥配方主要是生石灰、甘汞、碘化鉀三種物質組成。生石灰與海水調配成石灰水，可起到消毒殺菌的作用，而碘化鉀對皮膚壞死組織起到溶解作用。但是甘汞(氯化亞汞)是重金屬，毒性很強，對人體損害很大，但歐洲人經常用汞治療各種疾病，這種用汞治病的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二者對比，不難發現中醫藥方藥性舒緩，西醫藥方藥性猛烈，毒性也很強。雷尼爾不得不承認，“無論是中醫祕方還是西醫藥水，也不管醫生是庸醫還是良醫，幾乎所有常見的藥品對於治療鼠疫都是無效的”，同等情況下，有信仰的華人更願意接受負責的華醫，而不是陌生的西醫。雖然此時鼠疫桿菌已被發現，但作爲發現者之一的細菌學家北里也表示沒有特效藥能夠治療鼠疫，只能從個人及公共衛生方面努力。
請“洪聖大王”來驅疫
當藥物治療不能見效時，尋醫問藥已經無濟於事，很多人開始求助於神靈的庇佑，人們不分晝夜地擡神巡街，沿路施放鞭炮希望能驅走惡魔，官方也禁止殺豬。他們通過“年中度歲”的方式，將農曆四月初一日作爲新年，從而使瘟神混淆年月，使致命的一年早些結束。龍舟被認爲能夠驅趕瘟神，人們划槳穿行於整個城市。關於“請神治疫”的報道屢見報端，此年“請神治疫”的儀式可謂五花八門，有“入廟驅鬼”、“羽士超度亡魂”、“洪聖各神遊街”、“年中度歲”、“城隍設壇打醮祈禳”、“舞獅迎神”、“觀音巡遊”、“關聖巡遊”等等。“洪聖”是提到最多的神仙，“關聖”和“觀音”次之，因其爲地方神，故信衆頗多。這種舁神巡遊的做法也稱爲“賽會”，其儀仗陣容大概爲“前導金鼓二，即大鑼也，而銜牌、繖、扇、旗、紅帽、黑帽、香亭及陳設各物之亭繼之，中雜以樂隊、騎隊。神輿將至，則先之以提鑪，而僧道及善男信女則隨於後，有系鐵錬於手足者，有服赭衣而背插斬條者，有裸上體而懸香鑪於臂者，皆先期許願，至是還願之人也”。除舁神巡遊之外，建醮祈禳也是每逢天災人禍時經常舉行的儀式，這在廣東省各府州縣十分普遍，以至於引來時人的批評。
以上諸種儀式在雷尼爾眼中是地地道道的“迷信”，也有時人批評道，“愚夫愚婦喜佞神鬼，每當無可如何之際，輒信巫覡之談，延請僧道誦經、禮懺或更張皇耳目，賽會迎神，不惜以有用之貲財，擲之於無益之地”。如果拋棄進化論思維邏輯，單從心理角度分析，這些極具現場感和神祕感的儀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們對瘟疫的恐慌情緒，“其實精神作用，神與會合，自爾通靈，無足奇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實有宣滯導鬱，及羣以爲興商業、保公安之原理，非是而將有大羣將渙之憂”。
總之，非正常事件往往最能檢驗人們常態下的行爲方式和觀念。當時，在港西人均認爲此年鼠疫是中世紀黑死病的起死回生。爲此，港英政府不得不邀請國際細菌學專家北里柴三郎和耶爾森前往香港驗查。經過二氏研究表明，此次瘟疫的病原體是鼠疫桿菌，可以初步斷定跳蚤可能是這種傳染病的病媒，這在當時是轟動世界的發現，改變了自中世紀以來一貫認爲鼠疫是“上帝帶給人類的懲罰”的宗教迷信認識，科學研究消解了鼠疫的神祕感，也改變了時人對瘟疫發生原因的認知。在當時香港和廣東有限的醫療條件下，中西醫雖然使出渾身解數，仍然不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和病情，這反映出細菌學說形成初期尚未能徹底改變當時的醫療技術的現實狀況，這也就給傳統驅瘟治疫的手段留下了可供施展的空間，所以纔會呈現出如此這般的“日常”與“狂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