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唐太宗時開始設館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晉書》便是其中的第一部。
《晉書》裏面所講的火地晉卦，跟《周易》裏的火地晉卦不一樣。
說起《晉書》，就會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晉書>詔》裏講的一句名言：“大矣哉，蓋史籍之爲用也!”(《唐大詔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說，史書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歷來很重視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書是在唐太宗時期修成的。他的這篇詔書，就是指示皇家史館重寫一部《晉書》。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晉史傳世，而實際上則多達二十餘家，其中沈約、鄭忠、庾銑三家晉書已亡佚外，其餘都還存在。當時唐太宗認爲這些晉史有種種缺陷，且“製作雖多，未能盡善”，便於貞觀二十年(646)下詔修《晉書》，唐太宗在《修晉書詔》有言：“大矣哉，蓋史籍之爲用也”。
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在晉書之外，還有樑、陳、北齊、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這主要因爲西晉是個統一的王朝，它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統一又是短暫的，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後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爲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一番探索，作爲借鑑。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做主要研究對象(關於陸機、王羲之的史論，主要着眼於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屬於另一種情況，姑置不論)。宣帝、武帝二紀的史論，雖然比較籠統，沒有觸及晉朝治亂興衰的實質，但它指出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這些評論總算是看到了一些現象。
《晉書》由房玄齡等人負責監修，組織一批史家和學者，以南朝齊人臧榮緒所寫的《晉書》爲藍本，同時參考其他諸家晉史和有關著作，“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部”，兼引十六國所撰史籍，從貞觀二十年(646)開始撰寫，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寫成。
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開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後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爲監修，其餘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和李懷儼。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風之手;修史體例，是敬播擬訂的，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一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題“御撰”。
唐太宗親自爲《晉書》的《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分別寫了史論。《晉書》問世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兢從新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