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大清帝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西北新疆和東南海疆同時陷入危機。 西北方向，沙皇俄國乘新疆叛亂之際，“主動幫助”中國從叛軍手中“收復”了伊犁地區，歷經10年卻並不歸還，而是索要高額贖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領西征平叛得勝之師，屯兵六萬，厲兵秣馬，與俄軍對峙，全世界的軍事專家都預料中俄戰爭將難以避免。
東南方向，正在飛速崛起的日本，加快了吞併琉球的步伐，此時悍然宣佈將琉球撤蕃立縣，改名爲沖繩，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鮮和中國臺灣。琉球國王派出的祕密使節，向中國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國儘快出兵。抗日情緒同樣充滿了大清朝野，主戰的奏摺雪片般的飛進紫禁城。 但是，激情並非實力，口水絕非拳頭，大清國根本沒有兩線作戰的實力，只能在陸地與海洋、“塞防”與“海防”“固疆”與“保藩”抗俄與抗日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
披着羊皮的熊
在耶穌基督誕生1870年後，他的中國“弟弟”洪秀全在經歷了對酒、色、財、權長達10年的過度消費後，終於在南京城死去。一週後，“天國”的首都成爲地獄，破城之後的湘軍在最高統帥部的默許下，用一場殘暴的屠城向北京發出了平叛勝利的“偉大”捷報。
以慈禧太后爲核心的大清中央，並沒有多少值得慶幸與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當實力的太平天國餘部之外，遙遠的新疆也在此時發生了叛亂，叛軍勢力星火燎原，整個大西北被徹底震撼。叛亂最爲嚴重的南疆地區，一時興起了多個割據政權，爲了對抗終將到來的清剿，他們向鄰近的浩罕國求援。浩罕雖然不是浩瀚的大國，卻有着相當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領，進入喀什噶爾。隨後，阿古柏鳩佔鵲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國號“哲德沙爾”(即“七城之國 ”)。阿古柏開始迅猛地擴張，立即引起了俄國的警覺。
此時的俄國，正在享受着改革開放帶來的飛速發展。不久前廢除農奴制，成爲這個國家步子最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大大解放了思想，也大大發展了生產力。俄國的支柱產業是紡織業，原料主要源自美國。而美國的南北戰爭導致棉花難以出口，俄國的紡織業陷入停頓，經濟界強烈要求向中亞進軍，將中亞變成俄羅斯的棉倉。而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俄國的宿敵英國以印度和波斯灣爲基地，成功堵截了俄國南下的通道，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年)中的失敗，也令俄國難以在巴爾幹半島擴張。
1863年，俄國控制下的波蘭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俄起義，爲了鎮壓起義，俄國不得不調動了陸軍總兵力的一半，心力交瘁，在歐洲已經難以採取攻勢，於是轉頭向中亞發展。富饒的南疆迅速成爲俄國覬覦的中心，並且試圖以此作爲橋頭堡，從大清帝國攫取更多暴利。
俄國的老對手英國也在新疆展開激烈的角逐。爲了保衛作爲英國最大殖民地的印度，英國必須在印俄之間建立緩衝區，因此，與俄國的頤指氣使不同，英國對阿古柏猛拋媚眼，既支持他對抗俄國，又試圖限制他不能過度地刺激中國。
對於俄國的傲慢，阿古柏幾乎採取了針鋒相對的對策，雙方在邊界線上劍拔弩張。強龍不壓地頭蛇，何況，阿古柏還得到了英國的強大軍援，並在英國協助下與土耳其建立了特殊關係，承認土耳其對其擁有“宗主權”。面對這樣的硬骨頭，俄國不敢輕易下口，轉而支持中國平叛，試圖用中國的力量來削弱阿古柏。
這樣的國際政治夾縫，爲阿古柏提供了足夠的施展空間，他借英抗俄以確保自己西線的安全，騰出手來全力向北向東擴張。
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軍攻陷了伊犁地區戰略重鎮惠遠城，隨後，相繼攻佔了庫爾勒、吐魯番盆地和烏魯木齊等。西陲警報頻傳，但大清國依然無暇西顧，在“先捻後回”的既定方針下，剿滅臥榻之側的捻軍成爲首要任務。俄國卻沉不住氣了，頻繁向中國表示願意出兵助剿，但中國沒有表態。
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國人舉行了一次專門的御前會議，討論新疆局勢，最後決心先下手爲強，出兵搶佔伊犁，一則遲滯阿古柏勢力坐大，二則佔據對華的軍事先機。負責新疆事務的俄軍將領克魯泡特金坦率承認：“肥沃的伊犁地區是向東延伸的一個堅固堡壘，併入俄國是相當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助於保衛我們的 領地，而且還會使中國受到威脅。” 會後，俄軍向伊犁地區發動了攻擊，卻意外地受到了當地人近乎焦土戰術的激烈反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攻佔面積總共7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爲了解除中國的戒心，俄國表示，對伊犁地區的佔領是臨時的，只待中國政府有能力收復烏魯木齊，就立即歸還，擺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態。
此時，左宗棠已經率領大軍移駐蘭州，積極準備入疆平叛。隨着俄國在伊犁建立軍管殖民政權，南疆的局勢更爲複雜。左宗棠因此確定了“緩進速決”的戰略，計劃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完成籌糧籌款、整頓軍隊等艱鉅的準備工作。
東海餓狼
就在俄羅斯鐵騎踏入伊犁的同時，在遙遠的臺灣島，一場颶風帶來了一艘琉球國漁船，船上的漁民與當地的高山族居民發生衝突，50餘名琉球漁民被殺，這就是所謂“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個島國，位於中日之間，從明代就開始向中國朝貢，成爲藩屬。日本隨後也以武力強迫琉球入貢，形成了所謂的中日“兩屬”局面。中國對待藩屬，歷來只重面子不重裏子，只要稱臣納貢，一般並不干涉藩屬國的內政與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爲了“布國威於萬里波濤”，積極向外拓展，第一目標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臺灣。
俄軍攻佔伊犁當年(1871年)， 明治天皇親政，一改幕府時代將琉球作爲外國對待的基調，重新定位其爲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設立了琉球藩，以便爲最後吞併做準備;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佈琉球與日本府縣同列，受內務省管轄，租稅繳納大藏省。如同俄國爲了解除中國的顧慮而宣稱“代爲”收復伊犁一樣，日本人爲了減少國際壓力，高調宣佈日本政府將完全承認和嚴格執行此前琉球與列強所簽訂的所有條約。
在日本吞併琉球的過程中，最大的難點就是獲得中國的認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個訛詐的機會。得悉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如獲至寶，迅速擬定了“琉球處分”計劃，決心一箭雙鵰，在琉球和臺灣問題上同時對中國進行武力偵察。
日本的計劃是，以琉球漂民事件爲理由，攻擊臺灣。但當時的大清帝國，改革開放(“洋務運動”)成果斐然，綜合國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卻羽毛未豐，不得不先進行外交試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龐大代表團，由外務卿副島種臣率領，出訪大清國。此時，左宗棠在西北的備戰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日本代表團確定的談判四原則是：一、如果中國宣稱臺灣爲屬地，並且同意懲處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撫卹金及今後保護漂民的具體措施。顯然，這樣的前提，還是中國承認琉球爲日本藩屬甚至日本領土，僅此一點，日本就能大有收穫。二、如果中國否認臺灣爲屬地，則日本將自行處置。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結 果，等於中國自動放棄臺灣的主權。三、如果中國既堅持臺灣的主權，又以各種方式推脫“琉球漂民事件”的責任，則日本將“論責處分”臺灣，如此，中日之 間或將立即爆發武裝衝突，日本並無必勝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團根據情況相機採取應變措施。
日本的外交試探，膽大而心細，但大清國的外交部門早就養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監性格，不敢針鋒相對地應對。面對日本的試探，大清外交部 (“總理衙門”)居然推搪道：臺灣土著居住的“蕃地”屬於“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國對於“生蕃”殺人事件不能承擔任何責任。日本人大喜，認爲這至少證明了中國承認臺灣的一部分土地是“無主之地”，中國主權並不涵蓋臺灣全島。
日本政府隨即調整計劃，將攻佔臺灣“蕃地”列爲第一目標，吞併琉球則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軍從臺灣南部登陸，攻擊臺灣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強與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積極整軍備戰，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出任欽差大臣，率軍趕赴臺灣，準備武裝抗擊日軍。 日軍在臺灣的“討伐”並不順利，受到了當地土著的頑強抵抗，加上時疫流行，減員嚴重。在列強調停下，中日兩國半年後(1874年10月)簽訂了《北京條 約》，約定日本從臺灣撤軍，中國向“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支付撫卹銀10萬兩，日軍在臺灣所修的道路、兵營等，折款40萬兩由中國方面“願留自用”。 在這一條約的導語部分中，明確說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臺灣生蕃曾將日本屬民等妄加殘害”，“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爲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爲不是”。
至此，日本雖然在臺灣問題上沒有斬獲，但在琉球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日本代表團顧問、法國法學家巴桑納表示：“1874 年日清兩國締結的條約， 最幸運的成果之一， 就是使清帝國承認了日本對琉球島的權力。”
抗俄還是抗日?
中日《北京條約》簽訂後，隨着中國的注意力被新疆牽制，日本加快了吞併琉球的動作。
此時，琉球問題帶給大清帝國的刺激，遠遠高於新疆問題：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連昔日羸弱的日本也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但是，擴建海軍的努力迅速被日益嚴重的新疆問題所阻斷。左宗棠的西北備戰已經基本就緒，只待一聲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財政資源和國防經費，究竟應該是滿足新疆的平叛，還是先興建海軍?一場有關“海防”“塞防”的大爭論在大清展開。
“海防派”以李鴻章爲代表，他們認爲日本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海防建設刻不容緩，而且，自乾隆年間平定新疆以來，每年都要花費數百萬兩餉銀經營“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盡天下財力西征，不如聽從英國的建議，承認阿古柏政權，接受其稱臣入貢，將節省下來的塞防費用轉而建設海 軍，對抗日本。 “塞防派”以左宗棠爲代表，主張抗俄優於抗日，新疆決不可棄。左宗棠認爲：“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安眠之日。”放棄新疆，將令整個中國失去西部的國防緩衝地帶，只能導致今後的“塞防”成本更爲高昂。而且，不戰而棄新疆，對於民心士氣及朝廷威嚴都將是沉重的打擊，也不利於加強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當時的大清精英階層普遍將俄國看做是戰國時的強秦，危害最大。林則徐在伊犁“靠邊站”時，就曾嚴峻地指出：俄國“將來必爲大患”。著名思想家鄭觀應認爲俄國“尤爲中華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則認爲：“泰西諸國，畏俄忌俄，如六國之擯秦。據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師不得縱橫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陸路，未騁厥志，輒思發憤爲雄……俄非無事之國，不得於西，將務於東， 此必之勢也。”
“海防”與“塞防”的選擇，對大清中央來說，是痛苦而艱難的。兩相比較，“塞防”似乎更爲緊迫： 一、日本人的目標還只是琉球，而非臺灣，琉球遠在波濤之中，即使棄置，也還不傷根本;而新疆與內地山水相連，一旦失守，整個國防西線立即崩潰，無險可守; 二、琉球畢竟只是藩屬，關乎“面子”，並不直接牽涉到軍事或經濟上的實際利益，而新疆則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的“裏子”; 三、俄國與日本相比，威脅更大。俄國既不同文，更不同種，而且力量強大;日本同文同種、一衣帶水，而且力量還比較弱小，即使翻臉，也容易善後; 四、危機緊迫程度不同，新疆危機迫在眉睫，稍有延誤，則整個西北局勢就會糜爛，而琉球乃至臺灣危機，還在萌芽發展，對日以防爲主。 更爲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亂既混合了種族矛盾，也混合了階級矛盾，其與太平天國的餘部及捻軍等都有呼應，當然是心腹大患。
幾經權衡，中央終於下定決心：在逐漸興建南北洋海軍的同時，國防重點向西北傾斜，全力解決新疆危機!
天山風雨
1875年，左宗棠受命爲欽差大臣，統帥三軍，入疆平叛。左宗棠的方略，核心就是“攘外必先安內”，全力平叛，暫時不觸動對俄的伊犁問題。左宗棠的第一步戰略目標就是收復烏魯木齊，這既是俄國人當時答應的歸還伊犁的條件，也是穩紮穩打所必需的。
左宗棠在戰場上進展順利，1876年3月，其總部移駐肅州，不久平定了天山北路，而阿古柏的前沿設在達阪城，雙方隔嶺對峙。
不久，阿古柏病死，左宗棠督促軍隊加緊進攻，順利收復喀什噶爾，只用了一年多時間，就基本完成了平叛任務，取得了晚清軍事史上罕見的輝煌勝利。
俄國人看傻了眼，此前畢竟許諾過，只要中國軍隊有能力收復烏魯木齊，就立即歸還伊犁。此時見中國軍隊平叛如秋風掃落葉，便開始反悔，賴着伊犁不還了。左宗棠也早有準備，在平叛過程中，有將領就曾建議他趁着俄國與土耳其再次大戰的機會，直接攻取伊犁，但左宗棠認爲師出無名，反遭其謗，故意留下伊 犁孤城不打，而將伊犁周邊地區一舉收復，在外交上贏得了主動，在軍事上也擺出了威懾的陣勢。 俄國方面已無法拖延，遂開始與中國談判歸還伊犁的問題。由崇厚率領的大清國代表團於1878年底到達聖彼得堡。俄國要求，如歸還伊犁，中國必須補償俄國軍費，在通商方面給予特別優惠，同時還需向俄國割讓部分領土。崇厚不待國內批准，就以全權欽差大臣的身份，在俄國提出的《裏瓦吉亞條約》(Treaty of Livadia，又名《中俄條約十八條》)等文件上簽字。如果根據這些條約，中國將只能收回一座孤城，而伊犁周邊的所有戰略要地，都將永久地割讓給俄國。
消息傳回國內，引起巨大的反響，張之洞就曾指出：“若盡如新約，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萬里之實際……是有新疆尚不如無新疆也。”左宗棠說：“伊犁乃我國之領土，俄軍乘虛入侵，蹂躪我邊民，掠取我財物。我今索還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賠償軍費，如此強盜行徑，乃國際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劃定兩國邊界爲名，行掠奪土地之實，雙方並未陳戰，一彈未發，我朝公然割地與人，此乃外交所不許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謂通商，其商人志在謀 利，其政府意在廣設領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虛實，此種通商，爲我所不取也，此其三。”他提出，“如今之計，當先禮而後兵”，一方面重新談判，另一方面 積極備戰，“訴諸於武力”，並且主動請纓。 全國上下抗俄熱情高漲，倒黴的崇厚一回國就被逮捕，從重判處死緩(斬監候)。中俄關系急降到冰點。感到顏面掃地的俄國，一方面在伊犁地區大舉增兵、尤其是增強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軍艦，巡弋渤海和黃海，擺出可能攻擊華北腹地的架勢，戰爭風雲籠罩中國。
大清政府則一方面派遣經驗豐富的駐英公使、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出使俄國，一方面積極備戰，左宗棠親自率軍屯駐哈密，隨帶棺材，以示必死的決心，做好了和戰的兩手準備。
日本趁火打劫
中俄局勢一觸即發之際，東海再度告急：1879年3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將琉球撤蕃置縣，琉球國王必須移居東京。琉球問題到了圖窮匕首見的地步了。
中日《北京條約》簽訂(1877年)後，日本就屢屢要求琉球廢止“對中國朝貢而派遣使節及慶賀清帝即位等慣例”，廢止藩王接受中國冊封的慣例，撤銷在福建的琉球館，貿易業務概歸廈門的日本領事館管轄，琉球今後與中國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務省處分。琉球國王一邊與日本軟磨硬泡，一邊向中國求援。負責對琉球聯絡的閩浙總督何王景、福建巡撫丁日昌，在轉呈琉球國王諮文的奏摺中，認爲琉球“地瘠民貧，孤懸一島，本非邊塞扼要之地，無捍禦邊陲之益，有鄰邦釀釁之憂”，對中國並沒有大的利益，只是考慮到琉球已經“恭順”了數百年，“何忍棄諸化外”，如果對琉球的求援“拒之過甚”，那麼列強可能會認爲中國不能庇護屬邦，這將引起屬邦的離心離德。根據他們的建議，大清中央命令即將上任的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到達東京後立即就琉球問題與日本交涉。
何如璋敏感地意識到日本終將成爲中國的大敵，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軍艦，盛陳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質問，實質上要“示日本以必爭”;中策是據理言明，約琉球令其夾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與日本反覆辯論，或援外國公法(國際法)以相究責，或約各國使臣與之評理。李鴻章及中樞機構經過反覆權衡，決定採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時百廢待舉，在琉球問題上採用敷衍拖延，實在也是有難言之隱。
得到國內的指示後，何如璋即開始對日交涉，但他的態度還是十分強悍，在照會中寫道：“今忽聞貴國禁止琉球進貢我國，我政府聞之，以爲日本堂堂大國，諒不肯背鄰交，欺弱國，爲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日本政府認爲，這樣的照會是一種“假定的暴言”，深深地傷害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感情，要 求何如璋當面道歉，否則不再繼續商談。
事情至此鬧僵，談判轉到北京，由日本駐華公使與總理衙門直接商談。中央的主流意見也認爲何如璋在態度上強硬毫無意義，“揣度中國現在局勢，跨海遠征，實覺力有不逮，若徒張聲勢而鮮實際，設或爲彼覷破，轉難了局。”李鴻章在發給總理衙門的《密議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認爲何如璋辦理外交 “歷練未深，鋒芒稍重”，並且與其副手也難以和睦相處，“出好興戎”，過於“冒失”。外交第一線的何如璋與外交決策機構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開始武裝對峙後，日本趁機吞併琉球，改爲“沖繩縣”。李鴻章請出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在中日之間居間調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條約》，證明中國早已承認琉球是日本所屬，格蘭特也無奈，其華裔隨員在發給李鴻章的信中，直陳“中國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國只有“設法自強，諸事可得自主”。
在格蘭特調停後，日本再度顯露了外交方面的靈活手段，提出將琉球由中日兩國分割佔領，琉球南部靠近臺灣的宮古、八重山兩島劃給中國。而中國則提出了反建議，要求三分琉球，北部歸日本，南部歸中國，中部各島則歸琉球王國，由中日兩國確保其獨立自主。日本對中國的建議堅決反對。 多次拉鋸之後，新疆問題再度進入關鍵階段，種種跡象也表明日俄兩國可能聯手對付中國。爲了避免兩線作戰，中國不得不調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議爲基礎，進行琉球問題的談判。
得新疆 失琉球
1880年7月，曾紀澤到達聖彼得堡，開始了艱難的中俄談判。大清政府對這次亡羊補牢的談判準備相當充分：爲曾紀澤配備了馬格里(Dr. Macartney)、日意格(M. Prosper Giquel)等熟悉中國國情的外籍專家;爲保持電訊暢通，中央還特別撥款興建京滬電報線，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國際電報終於延伸到天子腳下; 左宗棠大軍將伊犁地區團團包圍，一邊大練武，一邊搞屯田，逐漸轉化爲生產建設兵團，左宗棠的親信胡雪巖則大舉採購先進軍火。
國際形勢也對中國相當有利。第十次俄土戰爭(1877~1878年)結束，俄國雖然取勝，但元氣大傷。除了英國積極反對俄國在新疆的行動外，俄國的盟友法國也表示反對，它希望俄國將對付德國作爲重點。在整個歐洲，除了德國想渾水摸魚、鼓動俄國東進外，幾乎無人願意看到俄國在新疆有任何收穫。
在這樣的背景下，曾紀澤的外交斡旋進展順利。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代表中國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領土方面，俄國向中國歸還伊犁，但割去了霍爾果斯河以西領土;軍費方面，由中國賠償俄國900萬盧布(摺合白銀500餘萬兩);貿易方面，俄商在新疆可以暫不納稅;邊民國籍方面，伊犁居民可以自由選擇保持中國籍或遷居俄國加入俄國籍。
儘管並不完美，但如此成果也已經難能可貴，左宗棠高興地表示：“中俄和議，伊犁全還，界務無損。領事只設嘉峪關、吐魯番兩處，此外均作罷論，則商務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還，松花江不許俄船來往。”他讚賞曾紀澤此行“於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大清海關的洋幹部、著名的歷史學家馬士(Hosea Ballou Morse)認爲：“外交之所以取得勝利，是因爲帝國已經做好了動武的準備。”英國駐俄國大使德費倫(Lord Dufferin)感慨說：“中國迫使俄國做了它從 未做過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它已經吞進的土地。”
與此同時，左宗棠再次向中央提議在新疆建省，實行更爲有效的管理，新疆終於廢止了實行數百年的軍府制度，開始了與內地相同的行政體制。湘軍名將劉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撫，自此，中國在新疆的主權維護更爲紮實穩固。
在確保新疆問題順利解決的同時，大清政府在琉球問題上採取了拖延和擱置的策略。
當時，對日俄聯手的顧忌是中國的主流意見。李鴻章認爲，利用中俄衝突謀取自己的利益，不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國莫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與否，實關全局”，對俄交涉成功，則各國都會暫時死心，對俄交涉若不成功，則各國都會“萌其詭計”。因此，李鴻章主張對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樣強 硬，也不必答應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而是採取拖延辦法：“今則俄事方殷，中國之力暫難兼顧。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則大受其損，拒之則多樹敵人，唯有用 延宕之一法，最爲相宜。”張之洞也認爲，對日應該拖延，“姑懸球案，以觀事變”，並且應當與日本訂立不得助俄之約，等到與俄國交涉完畢，再來從容料理 對日交涉。左宗棠對此是贊同的，他認爲高喊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徵日的建議，不僅“先蹈危機”，而且“虛聲震撼”，毫無意義。 李鴻章深刻地指出：“中國自強之圖，無論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數年之後，船械齊集，聲威既壯，縱不必跨海遠征，而未使無其具，日本囂張之氣當爲稍平，即各國輕侮之端，或亦可漸弭。”
平心而論，在當時的國際國內複雜的局勢下，暫時擱置琉球問題亦可算是無奈之舉。但隨着國勢一日不如一日，擱置拖延便轉變成了放任，既成事實一旦形成，挽回的餘地更是狹小。
新疆問題解決後，大清國還來不及考慮琉球問題，法國人又染指越南。幾經延宕，日本的實力迅速增強，終成尾大不掉之勢。越南問題解決之後，朝鮮問題也成爲焦點，最終連臺灣也淪陷於日本之手。琉球問題被不斷地擱置再擱置，中國的宗藩體系迅速瓦解，戰略緩衝地帶喪失殆盡。而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疆大漠上的狂風。俄國與日本，從此雙雙成爲中國最爲兇險的敵人，儘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他們也會竭力在表面上輪流扮演出中國好鄰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