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明朝的文人有些另類，與唐代文人的大氣磅礴不同，與宋代文人的寬仁大度不同，明代的文人大都處世固執，做事偏激，爲了某些不切實際的名聲名譽、道統傳統而爭論不息，實則對國家和人民利益沒有任何好處。
其實，這話說得有些言過其實，應該說，明朝文人不是有些另類，而是他們的言行反映出來的極端風氣太另類。
明朝嘉靖年間，曾發生圍繞世宗朱厚熜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禮而進行君臣論戰的所謂“大禮儀”事件，就因爲世宗的生父、生母不是皇帝、皇后的身份，而引起整個文官羣體卻如臨大敵，誓死捍衛所謂的“正統”，一定要爭論出個“名正言順”才肯罷休。
爲了這個毫無國家利益可言的話題，羣臣們與皇帝曠日持久地拼死對着幹，長達十多年之久，結果朝廷諸部司百官各具疏反對，並有二百三十餘名大臣跪伏於左順門請願，其中有一百三十四被捕入獄，十八人死於獄中，最終弄得兩敗俱傷。
明代的文人不見在政治構想上有什麼創舉，也不見對國計民生有什麼施行，卻在這種“名分”之事上耗費精力。空談，虛名，固執，偏激，不僅遺害了整個大明王朝，也害死了自己。
這件事情發生不久，後來又發生了“紅丸案”、“移宮案”等等，無不反映了整個明朝的文人這種極端的傾向：不考慮國家的實際利益，爲的是個人的名節，不惜採取對抗皇帝的行動。
明代文人們似乎以“當衆頂撞皇帝”而“被打屁股”這樣極端的事情爲榮，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體現他們忠君愛國的狂熱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