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王朝中，有這樣的一位皇帝，他前承“康乾盛世”後接鴉片戰爭。可以說，這位皇帝是大清王朝中十分關鍵的一位人物——他就是大清中衰皇帝：嘉慶帝。如果說將清王朝的衰敗歸罪於一人太過的武斷，那至少可以說在嘉慶皇帝時期，大清王朝就已經開始加速走下坡路。嘉慶帝只不過是一個平庸的好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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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着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爲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爲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爲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爲心，本皇考之治爲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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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兩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鑑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爲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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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麼好，真沒法。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後去，又殘舊了，怎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