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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潘世恩爲何能歷經四朝,仍然備受重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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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君主獨裁統治,因爲小過失被罷黜或殺頭的大有人在。在這種情況下,能佔據高位並得以善終的大臣爲數甚少。在這些人當中,歷事4朝、爲官40餘年的狀元宰相潘世恩,無疑是典型代表,並被後世稱爲清朝300年來最有福氣的官員。那麼,潘世恩有哪些做官祕訣,以至於能長期混跡政壇?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本站小編一起往下看。

01 宦海浮沉

潘世恩 ,字槐堂,號芝軒,蘇州府吳縣人,出身書香門第,自幼便以博學多識、才思敏捷而著稱。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潘世恩參加科舉考試,結果在殿試中考取甲榜第一名,成爲令莘莘學子無比豔羨的狀元郎。殿試奪魁後,潘世恩進入翰林院擔任修撰,由此成爲朝廷高級儲備幹部,前途一片光明。

宰相潘世恩爲何能歷經四朝,仍然備受重視呢?

嘉慶帝在位中前期,潘世恩因辦事周到、低調內斂而深受器重,先後擔任侍講學士、內閣學士、戶部左侍郎、續辦《四庫全書》總裁、文穎館總裁、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職務,並在嘉慶十七年(1812年)晉升爲工部尚書,由此躋身重臣行列。此時,潘世恩只有42歲,其晉升之快遠超同僚。次年,潘世恩調任戶部尚書,仍署理工部尚書,不久又署理吏部尚書。

然而,就在潘世恩意氣風發、憧憬相位之際,一場意外卻將他踢出權力的中心。原來,潘世恩因爲老母病亡,不得已辭官回家服喪3年,等到爲母守孝期滿後,他又以老父年邁爲由,上書朝廷請求在家侍養老父。沒想到,嘉慶帝對潘世恩的舉動大發雷霆,下詔將他降爲侍郎,但需要等到其父去世併爲其守孝期滿後,才能回京任職。如此一來,潘世恩在吳縣老家閒居14年,堪稱官場失意人。

等到潘世恩爲亡父守孝期滿,按規定回京任職時,已經是道光七年(1827年)四月,皇帝早已經換了人。不過,道光帝倒也還算厚道,遵照其父11年前頒佈的詔令,立刻任命潘世恩爲工部左侍郎,不久又實授吏部左侍郎。從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起,潘世恩先後署理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到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時又被擢升爲工部尚書。就這樣,潘世恩兜兜轉轉17年後,終於又回到尚書的任上。

02 位極人臣

自乾隆帝統治的晚期開始,清朝便開始走下坡路,而經過白蓮教大起義的衝擊後,國勢更是萎靡不振。不過,處在帝國由盛轉衰過渡期的道光帝,卻是個因循守舊、疑心頗重的皇帝,非常討厭倡言改革、銳意進取的臣僚,而對老成持重、循規蹈矩的官員大加青睞。正因如此,潘世恩復任尚書僅3年後,便被擢升爲大學士,時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四月。

說段題外話。大學士在清朝屬於正一品大員,往往兼任各部尚書,負責爲皇帝起草詔令、指導批答奏章,並肩負着編纂史書或實錄,充當會試考試官、殿試讀卷官等角色,雖然沒有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通常情況下,官員在入閣拜相前,往往要先擔任一段時間的協辦大學士,相當於副宰相,但潘世恩卻跳過這個階段直接拜相,由此可見道光帝對他的器重。

就任大學士8個月後,潘世恩又被道光帝任命爲軍機大臣,地位、權勢更盛。有清一朝,軍機處相當於皇帝的私人祕書處,凡國家大政、重要人事任免、重大案件審理等事宜,莫不參與其中,是實際上的中樞權力機關。通常情況下,官員在擔任軍機大臣前,往往要先經歷一段“行走學習”的階段,但潘世恩卻跳過這個階段直接進入軍機處,同樣令同僚既震驚又羨慕。

宰相潘世恩爲何能歷經四朝,仍然備受重視呢? 第2張

咸豐帝畫像

除了擔任大學士、軍機大臣外,潘世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正月又被授予太子太傅的官銜,地位達人臣之極。在晉升爲太子太傅的次年,年逾八十的潘世恩因腰痛無法上朝,道光帝特地下詔,讓他帶職在家長期休養,何時病好何日視事。等到道光帝駕崩後,繼位的咸豐帝同樣厚待潘世恩,曾親書“瓊林人瑞”的匾額相贈,並多次請他推薦人才,可謂莫大的榮耀。

03 倍極哀榮

咸豐四年(1854年),潘世恩病死在北京,終年86歲。咸豐帝得知消息後悲不自勝,不僅親臨弔喪,並且下詔褒恤,賜諡號爲文恭,入祀賢良祠。與此同時,咸豐帝對潘世恩的三個孫子潘祖同、潘祖蔭、潘祖保分別賞給進士、翰林院侍讀、舉人的身份,並恩准潘祖同、潘祖保分別參加同年舉行的殿試、會試。潘世恩歷事4朝、爲官40餘年,死後能享受如此殊禮,在清朝可謂相當罕見。

晚清史學家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中,對潘世恩的人生甚是羨慕,並稱他是300年來最有福氣的宰相。在這本書中,陳康祺論述道:“本朝耆臣,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瓊林者八人,狀元作宰相者八人,唯潘文恭公兼之。又大拜不階協辦,樞廷不始學習,皆數異也。富貴壽考,子孫繼武,公之福祉,三百年一人而已。”

潘世恩雖然不可能看到陳康祺對他的評語,但他在世時,也同樣認爲自己是個無比幸運的人。在道光帝統治的中後期,內閣共有4位大學士,除潘世恩外,穆彰阿、寶興、卓秉恬等3人都是他的門生,每次議事時都對老師尊敬有加。正因如此,潘世恩曾極爲自豪地賦詩道:“翰苑由來重館師,卅年往事試尋思。即今黃閣三元老,可憶槐廳執卷時。”

不過,潘世恩的仕途雖然很成功,但此君整日因循苟且、毫無擔當,從不觸怒當政者,並以保住榮華富貴爲要務,至於帝國和民衆的安危根本就不放心上,堪稱庸官羣體的典型代表。在這種人長期佔據朝堂的情況下,晚清局勢的糜爛,由此不難想象。因此,對於清朝來講,這位300年來最有福氣的宰相,非但不是帝國的“吉祥物”,反而是其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