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協約會議，外文名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時間1919年1-6月，性質是討論戰後問題的國際會議，最終結果，簽訂凡爾賽和約，成立國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世界和平會議上，中國政府試圖收山東主權的努力卻以失敗而告終。本文試圖從國勢的強弱對於維護一個國家主權的作用方面對此進行分析，認爲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從今天的香港迴歸的反面說明了一個同樣的問題，即中國的積貧積弱是當年沒能收回山東權利的最根本因素。
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等國的失敗和英、美法等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從1919年1月開始，協約國集團的27個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洋政府自1917年8月14日，對德、奧宣戰成爲協約國成員之一，理所當然地成爲戰勝國，所以在德國失敗大戰結束的消息傳來之際，舉國歡騰，國人紛紛指望以戰勝國的身份在巴黎和會上一舉改變幾十年來受屈辱的歷史，改變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尤其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包括外交公開，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國家互相保證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的《十四條宣言》的發表，更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人們寄希望於巴黎和會，對戰後格局充滿樂觀估計，但事實卻與願違。
巴黎和會會議現場
首先，從和會的格局看，中國明顯處於劣勢。大會主席爲法國總統克列孟梭，和會最高機構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國各派二名代表組成，稱作十人會議或五人會議，而意大利因對阜姆的領土要求未得滿足宣佈退出巴黎和會後，整個和會的一切問題均由英、美、法三國會議裁決。甚至4月16日最高機構討論山東問題時，中國代表也被排斥在外未能參加。即使在全體會員國會議上，中國也只能由派出的五名代表中的二名參加，而美、英、法意日則爲五名巴西等國三名，比中國還弱小的國冢爲一名。這種會議格局明顯帶有強權政治、排斥弱小國家的特點。中國顯然被列入了弱國的行列。中國的利益也就嚴車地陷入了不被保護的狀態。
第二，北洋段褀瑞政府及其代表在對德問題上始終存在依靠歐美勢力。通過“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收回山東主權的想法，中國代表顧維鈞，在歐戰期間密切注視遠東國際關係的演變，他環顧中國的國際環境認爲：“英之於西藏俄之於蒙古日之於山東葡之於澳門均屬未了問題。…而美國對我無陰謀待我以至誠我正可賴以爲助，¨因此他力主中國應追隨美國參戰，”若我助美戰，美國宜當還助，且有餘力顧我防患未然。“他預料，美國“戰後於國際上勢力必更見擴充，”因此;“我助彼作戰將來國交上獲益實屬美國宜當還助，且有餘力顧我防患未然。”他預料，美國“戰後於國際上勢力必更見擴充，”因此;“我助彼作戰，將來國交上獲益實屬不淺”。
顧維鈞
顯然，還在戰爭期間，顧維鈞已確定了戰後賴美爲助的基本思想、以夷制夷”是貧弱的近代中國慣用的外交手段，這種外交手段在個別的具體事件中也曾起作用，比如“三國干涉還遼”。但這畢竟是弱小國家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體現，它最終取決於列強間的爭鬥與妥協。在巴黎和會上，由於列強間有更大利益要交換，在1917年2月訂立的英日密約中，英國承認日本繼承山東及赤道以北各羣島的德國權利，而日本則表示支持英國對赤道以南的德屬島嶼的要求。法、俄、意等國也與日本訂有同類性質的密約。因此，中國試圖藉助歐洲各國力量收回山東主權是很艱難的。那麼，美國是否就靠得住呢?一次大戰中，中國追隨美國參戰，戰後也更主要希望依靠美國力量。在和會上，美國先是提出把德國在中國的權益交由巴黎和會暫時接管，俟山東開作商埠後，再歸還中國被日本拒絕。美國轉而提出將山東權益交五國共管，又遭日本反對。尤其意大利退出和會後，日本態度更加強硬起來，聲稱如不答應其要求將隨意大利之後退出和會。在這各種情況下，美國爲使和會免遭破產，決定犧牲中國，滿足日本要求。此次戰爭，本爲維護條約之神聖……“這次會議之後，山東問題的交涉急轉直下，列強爲了各國的既得利益，更進一步排斥各弱國小國利益。可見，在帝國主義強權時代，弱國想依靠強國達到外交目的，其結局只能失敗。求助於人者，終不能成，而必須謀求自助!
巴黎和會老照片
第三，在巴黎和會期間，中國政府表現雖然惴弱無能，但其代表以個人的才華、智慧和勇氣，做出了相當的努力。在和會上，日本代表提出“德國在山東所享有之各種要利以無條件之手續讓與日本”的要求後，中國代表感到問題很棘手，如果說中日之間“二十條”的簽訂是強力所迫的話，那麼，1918年9月的膠濟鐵路協約則是段祺瑞政府爲向日本借款而自願的行爲。所以這兩個條約，尤其後約對爭回山東主權的談判極爲不利，在此情況下，中國代表顧維鈞避開中日密約束縛，從山東的歷史、文化等方面闡述中國對於山東的不容爭辯的主權，顧的爭辯引起了國際的同情，美國等要求公佈中日密約，顧深知，要藉助歐美力量破除密約，首先必須公佈密約，他不失時機地立即表示中國政府願公佈。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代表表示：日本願將山東交還中國，但須先由德國交日本，在由日本交還中國，頂立即表示對日本這一姿態尤爲喜悅，但對於交還手，“我中國願取直接辦法，蓋此事一步所能答，自較分二步爲直捷。”他指出德國沒有將山東“轉交他國之權”。顧維鈞的發言，立即引起列強的關注，爲中國收回山東主權奠定了法理依據。這一發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極力維護了民族的利益，但是儘管有中國代表據理力爭，巴黎和會最高會議決定，德國將按照1898年3月6日與中國所訂條約及關於處置山東問題的其它文件所獲得的一切權利，聲明放棄並轉給日。
由於國內外人民羣衆、愛國華僑、留學生的英勇鬥爭，巴黎代表團最終拒絕在合約上簽字，這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是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標誌着中國外交開始衝破近代以來始爭終讓的慣例，開創了一個敢於抗爭的先例。這一抗爭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爲之愕然，使世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中國這個東亞病夫，這對以後的中國外交產生了明顯的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