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朱元璋的統治，有一個名詞不容迴避--殘暴。殘暴的方式，就是屢興大案。
歷史學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說。所謂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恆案、藍玉案、胡惟庸案，簡單的名詞後面，是千萬顆人頭落地。
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恆案”都是貪污腐敗案，前者因官員使用蓋有官印的空白文書，激起朱元璋?怒，前後株連數萬人。後者因戶部侍郎郭恆貪污官糧，再次興起大獄，株連上萬官員。“藍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謀反案，受牽連的大多是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後十餘年，屠戮上萬人。樁樁案件，皆是血雨腥風。
但要論對後世的影響力，“四大案”中不論哪一樁，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藍玉”兩案株連無數，朱元璋的本意是爲他的後人“接班”掃清障礙，誰知事與願違，反導致即位的建文帝無將可用，“靖難之役”中敗給了朱棣。至於“空印案”和“郭恆案”的目的，則是爲了整頓吏治，掃清腐敗，然而即使在當時?面對貪官屢殺屢不絕的情況，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絕望，發出“朝殺而暮犯”的悲嘆。而後明王朝吏治腐敗，貪污橫行，或許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
然而卻有這樣一樁案子，論株連人數和規模，皆無法與“四大案”相比，但案件產生的影響，卻遠比四大案深遠，不但終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這就是發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又稱劉三吾舞弊案，與四大案“公說公有理”的爭議不同，這樁案子，是一件徹頭徹尾的冤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籠罩在“藍玉案”血雨腥風中的明王朝，迎來了其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在這個藍玉案株連甚衆，無數官員落馬的非常時期，此次科舉的結果，也無疑將對朝局產生微妙的影響。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選擇上，朱元璋煞費苦心，經反覆斟酌，終圈定了78歲高齡的翰林學士劉三吾爲主考。
劉三吾在當時可謂大儒，此人是元朝舊臣，元末時就曾擔任過廣西提學(相當於教育廳廳長)，明朝建立後更是多有建樹。明王朝的科舉制度條例就是由他制訂，明初的刑法《大誥》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還主編過《寰宇通志》，這是今天中國人瞭解當時中國周邊國家的百科全書。他與汪睿、朱善三人並稱爲“三老”，《明史》上更說他“爲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自號坦坦翁”，可謂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選擇他爲主考，既是朱元璋對他本人的認可，也是朱元璋對這次科舉的期望。
然而劉三吾不會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會因爲這次科舉而葬送，一切，都源於一個誰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
洪武三十年二月，會試開始，經一月考覈，選出貢士51名，又經三月初一殿式，點中陳安邸爲狀元，尹昌隆爲榜眼，劉鶚爲探花。然而僅僅6天過後，明朝禮部的大門就差點被告狀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禮部鳴冤告狀，南京街頭上，更有數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攔住官員轎子上訪告狀，短短几日裏，整個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囂。?科場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頭巷尾津津樂道的話題。
喊冤的原因，很簡單，也很奇特。當年會試中榜的51名貢生，清一色的來自南方各省，竟然沒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頭巷尾各式傳言紛飛，有說主考收了錢的，有說主考搞“地域歧視”的，種種說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讓主考們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
消息傳來，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後有10多名監察御史上書，要求朱元璋徹查，朱元璋的侍讀張信等人，也懷疑此次科舉考試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惱怒，窮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貪污腐敗，?私舞弊”。事件發生僅幾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詔，成立了12人的“調查小組”，這其中有曾經懷疑此次科舉舞弊的張信等人，也有以學問著稱的嚴叔載、董貫，還有以“忠直敢言”聞名的周衡、黃章等人。成員的選擇上，可謂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然而調查小組經過數日的複覈，到該年四月末做出的調查結論，再次讓朱元璋瞠目結舌：劉三吾等人的閱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斷，所錄取51人皆是憑才學錄取，無任何問題。
結論出來，再次引起各界譁然。落榜的北方學子們自然不幹，朝中許多北方籍的官員們更紛紛抨擊，要求再次選派得力官員，對考卷進行重新複覈，並嚴查所有涉案官員。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卻做出了一個更加極端的決定。
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詔，指斥本次科舉的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紀善、白信3人爲“藍玉餘黨”，尤其是抓住了劉三吾10多年前曾上書爲胡惟庸鳴冤的舊賬，認定劉三吾爲“反賊”，結果涉案諸官員皆到嚴懲，劉三吾被髮配西北。曾質疑劉三吾的張信更慘，因他被告發說曾得到劉三吾授意，落了個凌遲處死的下場。其餘諸人也被髮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們在複覈試卷後，開列出的中榜名單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親自複覈試卷，開出了一個更令人瞠目結舌的錄取名單：51名中榜貢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無一名南方人。
該事件以後，明王朝的科舉制度，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從此明朝的科舉錄取，不再是“全國統一劃線”，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學子，按照其所處?地域進行排名，分別錄取出貢生後，再統一參加殿式。這個制度不但此後沿用於整個明清兩朝，與今天高考中的“分區劃線”，也有異曲同工之意。
朱元璋用“搞平衡”的辦法處理了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舉大案，但案件背後的謎團，依然值得深究。
深究南北榜案，第一個疑團是：爲什麼經過兩次複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還是“巧合”?
解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面對一個現象--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
這個現象，從唐王朝安史之亂時就已開始，到南宋時期則進一步擴大。北宋滅亡後，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開始了長足發展。南宋滅亡後，元王朝一度廢除了科舉制，雖然在後期重開科舉，但漢人的錄取比例極其少，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極低。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在歷經了金朝、元朝幾百年的異族統治後，無論經濟還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後於南方。
在元王朝的科舉中，中榜的漢人，也多來自安徽與江南地區。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裏，彼時中國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來自於浙江的“浙東四才子”--吳徵、劉基、章溢、宋濂。早期創業的朱元璋，也正是因爲籠絡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壯大實力。朱元璋的謀士朱升、李善長等人，同樣都是來自安徽與江南等地的才俊。
明朝以前，中國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後實行的教育體制和考試製度，非但沒有彌合這個差距，相反則繼續拉大。先說教育體制，明王朝的教育體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時就確立了，各地的府學、州學、縣學，最早都設立於朱元璋早期的佔領地，如安徽、江蘇、江南地區，北方大規模重設學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後，無論從師資水平還是開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遠。當然北方並非無人才，山東、山西兩省一直爲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厲行文化專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對新政權多持懷觀望態度。朱元璋的幾度文字獄，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許多名士們隱居山林，對明王朝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如此境況，明朝早期北方教育遠落後於南方，似是情有可原。
明朝科舉，以“八股文”取士，這種考試方式本身就給南方學子提供了優勢。今人說八股文，多以爲是明王朝首創，其實八股文取士，開始於北宋王安石變法，當時王安石革新科舉制度，提出以“經義之學”取士，但對文體無特殊要求，這是八股文的開始。隨着時間推移，對八股文的要求越發細化，其風格特點也日益明朗。明朝科舉的實際制定者，正是“浙東四子”中的劉基和宋濂，其考試規範、考試範圍、考試要求，更適合江南學子。每次開科，南方學子自然“駕輕就熟”。
事實上，從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舉考試開始，南方考生的成績，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舉鄉試，南方的錄取名額是350人，北方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試，狀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從錄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漸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減少的趨勢。“南強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實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饒是如此，爲什麼到了洪武三十年，會發生“清一色南方人”這樣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爲什麼會做出激烈的反應?
事實上，科舉考試，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考試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低概率事件”的發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應，都與一件政治事件有關--藍玉案。
震動明王朝上下的藍玉謀反案，持續數年，株連人數達到10萬人，其中尤以各級官吏居多。藍玉常年鎮守北方，案件爆發後，因他而遭株連的官員，也多爲北方人，其中科舉出身的北方官員甚多。血雨腥風下，許多讀書人甚至視做官爲畏途，紛紛逃避科舉考試。其實在這次科考之前，明朝禮部的奏報上就曾說：“今北方士子，應試者減半也。”
作爲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並施”之道，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清洗之後，“威”已施過，選擇合適的機會“施恩”，緩和與北方知識分子間的矛盾，穩固統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而科舉是最好的方式。然而無論是最早作爲主考的劉三吾，還是曾質疑劉三吾，後來又受命複覈試卷的張信，都是心無雜念的純知識分子，堅持以才學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帶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事件。滿朝譁然之後，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認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實，這樣等於開罪於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臺，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辦法，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無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對這種現象心知肚明，卻依舊引起軒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議論紛紛，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瀾，最終釀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卻上面所說的政治目的，還有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中國科舉制度的“南北矛盾”。
到這個矛盾，還要追溯到宋朝。中國官場向來有“南相北將”之說，但在宋朝，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北宋的科舉，素來“重北輕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書“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後，南方考生得中者漸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蘇”等人也多來自南方，到司馬光爲相時，又曾設置“分路取士”法，壓制南方考生的錄取名額。到元朝時期，雖恢復科舉，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優待，漢人遭到排擠，被打壓的考生，又多爲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間的名額之爭，其實由來已久。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位30年裏，南方學子可謂揚眉吐氣，在歷次科舉中佔有絕對優勢。北方學子除了爭奪科舉中極少的名額外，只能通過監生、舉薦等非科舉方式入仕，在官場中也多受壓制。“南北榜”事件的發生，恰好給了諸多北方官員“反攻倒算”的機會。在整個事件中，連篇彈劾考官的御史們，大多來自於北方，告發張信與劉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楊道。如此情形，連後來修《國榷》的談遷也感慨：“衆議洶洶，非爲公怒，乃爲私怨也。”
隨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塗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試製度也就此確立下來，在其後的時日裏，它不斷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終變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諸省)的劃分方式。錄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萬曆時期更進一步，在科舉中增開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時期對商人子弟應試的種種限制。清朝建立後，也沿用了這個分榜制度。
客觀上講，明朝的“分榜”制度，積極作用確實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後地區考生的學習積極性)，平衡政治關係，乃至維護國家統一(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科舉制度)等等。而負面作用也不容迴避，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明朝官場“老鄉政治”的推波助瀾。
自“南北榜”劃分之後，明朝官場上的官員關係，除了師生關係外(座師與門生)，老鄉關係也呈越演越烈之勢，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間的親疏尤其明顯。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間拉幫結派，也漸成常態。明朝萬曆時期大臣邱瞬就曾總結道：“而今朋黨有三途，同榜而出爲其一，座主門生爲其二，同年而出爲其三。”“鄉黨”關係，?而凌駕於師生關係之上。萬曆末期至天啓初期令後人詬病的“黨爭”，朝中分爲“齊黨”“楚黨”“浙黨”相互攻擊，“分榜”制度，確是爲其溫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