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在位61年間，以其文治武功、學識品格結束了清初以來的內亂外患，奠定了清朝此後兩個世紀的統治基礎，開創了爲人稱道的康乾盛世。作爲記錄康熙帝言行最爲原始的文獻，《康熙起居注》中皇帝上諭、官員奏對及君臣對話等記載爲我們研究康熙帝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從中不難發現其勤政愛民、黜虛求實、崇尚清廉以及知人善任等爲政風格和用人策略。
刻苦學習 勤政求實
康熙是我國曆史上有名的勤政皇帝，這一方面表現在“經筵日講”上，另一方面則見諸於國家治理和日常政務處理上。康熙帝在勤政的同時，還把“務實”二字貫穿其中，力求學問之實和政務之實。
經筵日講是皇帝接受教育與自我學習的一種手段，對其增長知識才幹、敦勵品行修養、豐富治國之略有很大幫助。對此，康熙帝青年時就非常重視，定期舉行經筵大典，即使在三藩爲亂時亦不曾因軍務而間斷。相比儀式隆重、次數受限的經筵，日講起初是隔日而講，後改爲日日進講。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亂起，“翰林院諸臣，以幾務殷繁，請間日一進講”，但康熙帝堅持每日進講。二十二年八月，康熙帝又改變進講時間，他指出：“每日進講在各衙門啓奏之後，不免太遲，嗣後改於啓奏前進講，可以從容多讀數條，實爲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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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勤於典學始終如一，其在政務處理上更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乾清門是他日常聽政並處理政務的主要地點，起居注官記載：“上每日御門，不遑進膳，聽理機務，輙至日中。”御門聽政之後，康熙帝還要批閱大量奏章。每出巡外地，他下令每隔3天，必須將奏章送到巡視之地。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十五日，康熙帝南巡至山東沂州(今臨沂)，見奏章未及時送到，“坐待至二鼓(晚9時至11時)，數問本章到否”，後奏章四鼓(凌晨1時至3時)到，他起身詳細批閱，直至天亮，才處理完畢。
起居注中有諸多描述康熙帝御門聽政的神態與言語，如“上沉思良久”“過三四日來奏，俟朕思之”等，既表現了他處理政務時的沉穩與冷靜，又顯示出其爲政的仔細與謹慎。法國傳教士白晉也指出：“甚至在特別接見時，他也詢問多，極少首先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傾聽別人所講的一切，然後在空餘時加以思考。需要時，他能把自己的想法隱蔽起來。沒有人比他更能嚴守祕密，聲色不露。”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就大臣鮮有進諫之事諭曰：“一切政事皆國計民生所關，最爲重大，必處置極當，乃獲實效，……今爾等不各以所見直陳，一切附會迎合朕意，則於事何益哉!……即如乾清門聽政時，雖朕意已定之事，但視何人之言爲是，朕即擇而行之，此爾等所共知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思之良久”的用意。
學問上求得實學，康熙帝在政務處理上也努力杜絕浮誇之風。如關於治理黃河，他認爲“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實行”。再如，其曾因刑部辦案遲緩而痛斥都察院等衙門：“每月稽察檔案，不過虛名而已，何益實事?”
隨才器用 崇尚清廉
古人云：“君者，在知人，在安民。”國家興衰很大程度上與吏治有關，吏治清，則國盛、則民安。在歷史上以清官多而聞名的康熙朝，康熙帝隨才器用，崇尚清廉，凡官員選用、調動，必詳細審閱，真正做到知人善任。
康熙帝喜用心正、老成之人，強調才學應兼顧心術，曾諭大臣曰：“立心果正，雖才短，於事無誤。若立心不正，雖有才能，亦何補益?”簡選官員時，他常要求對一個官缺提出多人候選，比較優劣後再做定奪。如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大臣舉薦江寧巡撫，正擬翰林學士孫在豐，陪擬浙江布政使石琳，康熙帝就二人爲官情況詢問羣臣後，又提及學士湯斌，並將其與徐乾學、陳廷敬二人對比。最終以“典試浙江，操守甚善”的湯斌補授該職。康熙帝十分重視面見官員。如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九卿會推河南布政使郎永清爲浙江巡撫，康熙帝諭：“朕從未一見，着來京陛見。”又如吏部題補貴州參政楊大鯤等爲山東按察使，康熙帝曰：“楊大鯤朝覲時，朕觀其人甚優，着補此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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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陛辭，康熙帝詢問當地情形或告知相關事宜，兼有訓導警誡之語。陛辭又稱面別，即外任、來京、致仕或委派京外事務等官離京前面見皇帝告別。如康熙二十四年漕運總督徐旭齡於乾清門陛辭，諭曰：“源潔則流清。爾爲大吏，務正己率屬，官吏自不爲奸。……爾可益勵勤恪，安輯軍民，以副朕委任至意。”
在《康熙起居注》中，這種覲見、陛辭時的訓誡和囑咐比比皆是。縱觀康熙朝，人才濟濟，有治河名臣靳輔，有理學名士湯斌，亦有一代清官于成龍等。這些名臣名揚後世，一方面和其自身兢兢業業、克勤克儉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康熙帝倡導清廉之治有關。他曾說：“崇尚清節，乃國家爲治之要務，爲官者皆清，則百姓自然得遂其生矣。”
康熙帝獎罰分明，嘉獎清官，重罰貪官。如二十三年南巡中，他稱讚江寧知府于成龍居官清廉，不僅賜手卷一軸，以示嘉獎，又賞賜其父於得水貂裘、披領等物。他沿途遍訪民情，問詢百姓當地官員居官情況。對於貪得無厭之官，他加以痛斥，曾諭：“凡別項人犯尚可寬恕，貪官之罪斷不可寬，……今若法不加嚴，不肖之徒何以知警?朕意欲將今歲貪官概行處決。”又如對山西巡撫穆爾賽貪污案，康熙帝曰：“穆爾賽身爲大吏，貪酷已極，穢績顯著，非用重典，何以示懲?應即行正法。”
品性仁慈 政尚寬平
康熙帝仁孝寬厚，實踐儒家“仁政”理念以治天下，爲後人所稱頌。這集中體現在對孝莊文皇后盡孝，對百姓和士兵的憐憫以及體恤滿漢大臣等方面。
其一，康熙帝經常去慈寧宮問安，奉太皇太后出遊，遇山嶺陡險，他親馳視驗，扶輦而行。及至二十六年(1687年)，太皇太后崩於慈寧宮，康熙帝“晝夜號痛不止，水漿不入口……以至昏迷”，並立辭大臣規勸，割辮、服喪27個月以盡孝道。
其二，康熙帝憐愛兵民，每遇天災，夙夜憂嘆，或派大臣前往慰藉，或出郊外爲民祈求。南巡治河或東祭陵寢途中更是細訪民情，聽取民怨，賞賜錢糧，沿途告誡大小官員勿踐踏秧苗，勿取物於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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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康熙帝常賜大臣詩集、福字等物，若大臣重病則多遣太醫醫治，並派侍衛前去慰問。如他曾召翰林院學士傅達禮曰：“滿洲大臣患病，皆遣醫療治，今聞禮部尚書龔鼎孳患病，朕滿漢一視，爾其同近侍侍衛吳海，率御醫如文照往龔鼎孳家診視。”即便遠在關外的盛京將軍阿木爾圖有疾，康熙帝亦派太醫前往救治。
康熙帝政尚寬平，這與他個人的良好修養和寬厚仁慈的性格有關，更反映出他審時度勢的深謀遠略。平定三藩後，百姓經歷戰亂，人心思治，期待和平穩定，他深體民心民意，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同時，他也深諳“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儒家治國理念，主動向廣大的漢官漢民昭示誠意，緩和滿漢民族矛盾和情感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