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康熙和武器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康熙是不是導致清代火器發展水平落後的“千古罪人”?
很長時間以來，網絡上有一種說法，認爲康熙皇帝玄燁是導致清代火器發展水平落後的“千古罪人”。這種說法曾經流行一時，甚囂塵上，康熙遭到網文寫手們的口誅筆伐，完全成了一副愚昧昏聵、保守無知的“老頑固”形象。那麼，這種說法到底是否與歷史真相相適合呢?
答案是否定的。這種說法是一種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康熙不僅沒有打擊或者抑制清代火器的發展，恰恰相反，他還對此非常重視，對清代火器技術的革新、火器裝備的普及推廣，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康熙當然不是什麼十全十美的“聖主英主”，但把清代火器水平發展滯後的原因歸結於他，是不適合歷史事實的。
康熙打壓清代火器發展的謠言起源：戴梓流放案
無風不起浪，清代十二帝中，只有康熙被莫名其妙扣上打壓火器發展的大帽子，與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戴梓流放案”密切相關。
戴梓(1649年～1726年)，字文開，浙江仁和人，清代著名火器專家，是清代歷史上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的人物。清代文人金兆燕的作品集《棕亭古文鈔》中有一篇《戴耕煙先生傳》，詳細記載了戴梓的生平事蹟。
戴梓出身於一個軍旅之家，他父親戴蒼明，在東南沿海一帶擔任武職，以勇烈善戰聞名。在一次剿滅海賊的戰鬥中，戴蒼明“斷肋破腦”，身負重傷仍然死戰不退，以身殉職。
戴蒼明死後，戴家家道中落，生活困窘，戴梓就在缺衣少食的貧寒處境下長大。但戴梓窮且益堅，“抱經世大略，凡象緯、句股、戰陣、河渠之學，靡不究悉”，“自喜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兵家”，大概是受家庭薰陶，他酷愛兵書戰策，對武器裝備製造研發尤有造詣。
康熙十三年(1674年)爆發的平息“三藩之亂”戰爭中，戴梓挺身從軍，跟隨康親王傑書的部隊挺進福建，在剿滅耿精忠之戰中，他以非凡的膽識“單騎入賊營”，勸降敵將劉進忠、韓大任，爲平閩之戰立下大功。
戰後，在康親王傑書的保薦下，戴梓入宮見到了康熙皇帝，被授予翰林院侍講，入值南書房，成爲高士奇的同事。精研武備的戴梓，很快受到康熙的欣賞和信任，致力於對西洋火器的仿製改進工作，成就斐然。
他根據西洋“紅毛國”進貢火器，仿製出火力強勁的“蟠腸鳥槍”，博得康熙的讚歎。他研製的“沖天炮”，“子在母腹，母送子去，從天而下，片片碎裂，銳不可當”，成爲清軍火器裝備的大殺器，在平息噶爾丹之戰中初試啼聲，就顯露鋒芒，令世人歎服不已。
但戴梓爲人耿直倔強，不善於處理應對朝廷中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與康熙寵臣南懷仁不睦，還得罪了一些朝中大臣，明末義軍首領張獻忠的養子之子陳宏勳降清後，也與戴梓有了矛盾。戴梓的處境日益艱難。在這些人的中傷構陷下，康熙三十年，戴梓被康熙撤職查辦，發配遼東。戴梓在遼東度過了三十餘年悽苦時光，最終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清代學者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戴梓的後人曾說過，戴梓在世時曾研製出“連珠火銃”，一次可以連發28發彈丸，惋惜未能用於實戰和批量裝備大軍。
由於戴梓在火器研發方面的突出貢獻，加之他遭到康熙流放的不幸遭遇，這就構成了“康熙打壓火器發展”謠言的根源。
戴梓生平事蹟疑雲
戴梓流放案以及他生平事蹟的始末緣由，史料來源正是金兆燕《棕亭古文鈔》和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但客觀地說，這兩部作品都屬於清代文人的野史筆記，道聽途說，信手寫來，真實度與可信度大可存疑。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自不必說，其中種種怪力亂神和荒誕不經之處，簡直可以和《聊齋》媲美。金兆燕《棕亭古文鈔》在真實度方面稍好一點，但《戴耕煙先生傳》一文中，也有頗多令人匪夷所思之處。
比如《戴耕煙先生傳》記載，導致戴梓被流放的關鍵人物，是張獻忠的養子之子陳宏勳。文中聲稱，陳宏勳不僅擺下鴻門宴，公然向戴梓索賄三千兩白銀，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帶領“健僕數十”，闖入戴家大打出手，恣行劫掠。這段記載就很值得推敲。
張獻忠有四個養子，孫可望、李定國、白文秀、艾能奇，降清者唯有孫可望一人。公元1657年(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孫可望降清，於次年被召入京城。但清廷對農民義軍首領出身的孫可望毫無信任，除了一個“義王”的空頭銜，孫可望沒有任何實權和政治地位。
隨着南明勢力衰微，孫可望在清廷眼中已毫無利用價值，動輒遭到御史的敲打和皇帝申斥，處境非常尷尬難堪，只能夾着尾巴做人。1660年，孫可望在失意中死去，民間有傳言他是被清廷暗害而死的。
孫可望死後，其子孫徵淇和孫徵淳、孫徵灝，先後承襲爵位，但俸祿和爵位一降再降，至康熙十一年被降爲“慕義公”，孫徵灝死後，孫家被再度削爵，降爲一等輕車都尉。到乾隆三十六年，孫家的爵位被徹底取消。
由此可以看出，張獻忠養子孫可望的爵位，都由其嫡子承襲，《棕亭古文鈔》中的“張獻忠養子之子”陳宏勳，實在不知何許人也，令人莫名其妙。
即使真有陳宏勳這一號人，但孫可望降清後，其家族發展日漸衰落，處境日益艱難，自顧尚且不暇，其養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帶人闖入翰林院侍講戴梓家裏大打出手，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清初康乾時期法度森嚴，政令清明，一個降臣的養子敢闖入皇帝身邊的近臣家裏打家劫舍，這種可能性幾乎爲零。
由此可見，無論《閱微草堂筆記》還是《棕亭古文鈔》，對戴梓生平事蹟的記載，都有不盡不實之處，難以令人信服，戴梓在火器技術發展方面的真實貢獻和成就，恐怕也是虛實參半，不可盡信。從康熙流放戴梓就引申出康熙打壓火器發展，實在有些牽強。
康熙對清代火器發展的真實態度
事實上，康熙對火器技術的研發改進和火器裝備的普及推廣，都非常重視。清代以騎射定天下，“弧矢之利，精強無敵”，但開明的康熙卻並未保守，他很早就注意到火器對提升大軍戰鬥力的重要價值，多次下旨並制定實際措施，推動火器裝備發展應用。
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就親自敲定，八旗兵每2萬1千人中，配備鳥槍兵不得少於1737人，火器兵第一次正式成爲清代正規軍兵種。康熙十五年(1675年)，康熙下旨在陝西寧夏駐防八旗軍中，增設專職鳥槍部隊，設立鳥槍前鋒校、鳥槍前鋒、鳥槍撥什庫、鳥槍馬甲、鳥槍步甲等，進一步完善火器部隊組織架構。
在康熙的大力推進下，火器裝備在清軍中迅速推廣普及，自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五十九年，清廷先後在八旗、漢軍各營、荊州、武昌、江南、廣州、蒙古、奉天、河南等地駐軍中，都設立了專職的火器兵種。
在康熙時期的內外戰爭中，無論是平息噶爾丹之亂，還是雅克薩之戰，清代的火器裝備都曾大規模用於實戰，併發揮了顯著作用。
由此可見，康熙不僅不是打壓清代火器發展的“罪人”，反而做出了推動促進的良好作用。
參考資料：《清聖祖實錄》《清代火器述略》《棕亭古文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