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二十四歲的順治皇帝福臨死了，死於天花。
天花又叫痘瘡，是一種過濾性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死亡率很高。不死者可以終身免疫，卻會在面部或身上留下疤痕，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麻子”。塞外的白山黑水、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寒冷清爽，可能不適合病毒傳播，很少有這種傳染病。因此，生活在那裏的人們，對於這種傳染病便整體上缺少抵抗力。大清入關後，兇猛的八旗戰士常常會因爲這種病毒的侵襲而死掉。豫親王多鐸死於天花，如今的皇帝又死於天花。對於滿清親貴來說，天花無疑是一種真正的夢魘。
當時的人們爲了抵抗這種病毒，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順治皇帝染上天花後，曾經下令北京市民不許炒豆，不許燃燈，不許潑水。據說，這是漢族民間避免染上天花或染上天花之後進行治療的行之有效的習俗。在北京城裏，一旦發現有人染上了這種病，會立即被強行驅逐出城二十里外，患者家屬也必須報告兵馬司，然後，在一百米之外拉起繩子，圍出警戒隔離線，不許進出。
這種應是足夠恐怖的情形，偏偏成全了玄燁，使他順利繼承皇位，成爲我們所熟知的康熙皇帝。原因很簡單，順治皇帝的這位三皇子，時年還差兩個月才滿七歲，卻在兩年前已經出過痘了，且屬於那種沒有失去生命的幸運者。如今，他臉上那些淺淺的麻點，毋庸置疑地成了繼承皇位的最重要資格與理由。後來發生的事實表明，這樣的資格和理由，實在是當時中國人與後來中國歷史所能獲得的最大幸運了。
康熙皇帝本人真是足夠幸運。經過他十四叔祖多爾袞和他父親福臨十八年的努力，到他繼承下這一片廣大國土時，戰爭已經基本結束，中國大體上統一在大清朝的治理之下，持續多年的噩夢成爲過去。除了爲數不多的明朝遺民在深深的隱痛中回憶着前朝衣冠風景外，更多的人已經對現實心平氣和，他們在和平寧靜中恢復着創傷，祈盼着好一些的未來。
七歲，他應該還不足以理解自己所面對的一切。史書記載說，從五、六歲開始，他的祖母孝莊皇太后——如今已經是太皇太后就派遣自己的貼身侍女蘇麻喇姑，專門負責教導他學習滿語。後來，又增加了幾位老師和師傅，分別教他學習滿、漢典籍和騎射武功等等。據說，這小皇帝讀書特別用功，所讀過的東西必定要到字字成誦的程度方肯罷休，“從來不肯自欺”，以至於他的保姆害怕他過於辛苦，時常要把書藏起來。
十一歲時，他的親生母親去世。孝莊太皇太后打破宮中的規矩，把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慈寧宮，親自撫養教導。有一種說法，認爲中年以後的孝莊太皇太后“獨嗜圖史”，大約就是特別喜歡帶插圖的歷史類圖書吧。這種情形可能對玄燁影響不小。據說，孝莊曾經對孫子說：“哪有像你這樣的人，貴爲天子，卻像書生趕考一樣苦讀?”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孝莊太皇太后當着羣臣詢問玄燁：身爲天下之主，有何想法?玄燁回答：“臣沒有其他慾望，惟願天下安寧，百姓安居樂業，大家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可以想見，那老太太心中的欣慰。
隨着年齡的增長，幸運的小皇帝想必應該漸漸知道，想要大家共享太平之福並不是一件特別容易做到的事情。
事實上，到順治皇帝去世時，天下的治理還遠遠沒有達到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的程度。多爾袞入關後，確曾實施過一些善政，用當時人們的說法形容，就是解天下於倒懸，令多年備受荼毒的人民“立有樂生之心”，就是說，災難深重的人民有了活下去的願望。但是，從多爾袞攝政到福臨親政的十八年間，也實行過一些真正的暴行惡政，成爲人們新的痛苦根源。其中，最爲歷史所詬病的就是圈地、投充、逃人等惡政惡法，還有初露端倪的大規模文字獄與政治迫害。
圈地從多爾袞入關之後的當年十二月份就開始了，目的是將京畿地區即北京周邊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區的無主荒地清理出來，安置入關後的八旗將士。當時，這一帶地方有大片土地爲明朝皇室、藩王、勳貴、太監們所兼併，經過戰亂，許多變成了荒地。以此安置八旗將士似乎也無可厚非。
然而，圈地令下達後，在執行過程中卻演變得一塌糊塗，成了事實上無代價掠奪當地人民土地的、名副其實的惡政。圈地所到之處，原來的主人立即被驅逐出去，房產田地被無償佔有，甚至妻子兒女都有被強行留下爲奴爲僕爲妾的。當時，中央政府下令，爲了保證滿、漢民衆不至於發生糾紛，要將他們的居住地分開來，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務必根據土地質量，給那些土地被圈給滿人的漢人以補償。但實際上，這些政策口惠而實不至，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由此，造成京畿地區大批人口流離失所。一時間，各種史籍中，充滿了當地人民背井離鄉、逃荒要飯、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記載。
與此相關聯的，則是產生了一個怪怪的社會現象：投充。
所謂投充，指的是自由民自願投到滿人門下充當奴僕。這種現象在當時的京畿地區曾經大量出現。中央政府聽之任之，多爾袞甚至認爲這是一件好事，因爲，這樣可以“爲貧民衣食開一條生路”。實際上，願意給人做奴做僕的天生賤骨頭應該不是很多，這種反常現象一定是因爲迫不得已纔會發生，和漢族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有關，和八旗軍兵的威勢脅迫有關，可能也和逃避徭役賦稅有關。因爲投充爲奴之後，這種徭役賦稅就可以豁免，至於其定額是否轉嫁到別人頭上，就顧不了那麼多了。因此，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漢人不得不給滿人種地、做奴做僕和當差納稅的局面。
除上述者外，另外一項名聲很壞的惡法就是逃人法。早在努爾哈赤的後金時期，女真人就曾經以暴力將大量漢族自由民轉變爲自己的奴隸。因此，這些奴隸的逃亡，也就成爲困擾後金政權與大清朝的一個大麻煩。當年皇太極出兵朝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爲朝鮮把大批逃亡漢人交還給明朝，不肯將他們遣返後金。如今，這種逃人現象愈演愈烈。順治初年，甚至幾個月間就有數萬人逃走。爲此，清朝中央政府制定了極爲嚴酷的逃人法。並在兵部裏設置一位副部長，組成龐大機構專門緝捕逃人。
該法令的主旨在於保護滿族人的財產不受損失，因此，就將懲罰重點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這些人不但自己會失去性命，就連左鄰右舍的十戶人家也都要被牽連同坐。
大清朝冊封的四大漢族異姓王之一耿仲明，曾經收留了一批漢族逃人，結果被發現，最後，這位爲大清朝立下過汗馬功勞的王爺不得不自殺謝罪。廣西巡撫，相當於今天省長的郭肇基被查出藏匿了五十三名逃人，結果，這位省長被處死，家產全部沒收。
當時，有一些滿、漢流氓勾結起來，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實人家，然後，再以檢舉揭發相威脅，以敲詐錢財。史書記載說，爲此而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並且，花樣翻新，到了令人防不勝防的地步。一些絕望的逃人，也在走投無路之際，選擇了自殺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書記載說：“八旗家丁上報的自殺人數每年都不少於兩千人。”(《清史稿》列傳五十，朱之弼)。同年，親政後的康熙皇帝曾經對這些旗人家中屢屢發生的奴僕投水、自縊事件發出過譴責和警告(《清聖祖實錄》卷三十)。
順治年間，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監察官員，上書皇帝，認爲逃人現象有“七可痛心”，建議國家改變一味的嚴刑峻法。他說得精闢而微，充滿了憂國憂民的一片赤誠。誰知，經過滿清諸王貝勒討論，竟認爲李裀雖然是監察官員，應該允許他發表意見，他所說的一切，按照法律也無罪，但他說的“七可痛心”卻情由可惡，因此，應該處死。就是說，法律這玩意兒，必須服從權貴們的感覺。他們也知道這種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聲之間，他們選擇了利益，然後，企圖以強力來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爲這樣一來，不光彩就會變成光彩了。孰不知，如此一來，事情只會變得更糟，不光彩也變成了加倍的醜惡。並且，留下了極深的隱患。最後，皇上開恩，將他痛打一頓，然後，流放到了令人談而色變的寧古塔。第二年，這位忠心耿耿的監察官員就死在了那裏。
細細追究起來，這些惡政之所以沒有引發全國性的反抗浪潮，大約和基本侷限在京畿地區有關，就全國的情形看，似乎面積沒有那麼大，涉及到的人口也沒有那麼多而已。
這些惡政惡法和惡劣行徑，在當時中央政府發佈的政令中，曾經被解釋成入關之初的不得不爲之舉。然而，一直沒有可能受到諒解，也一直受到抨擊，成爲大清朝聲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難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學者爲此辯護。這些學者不但認爲這是不得不爲之舉，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還用明朝皇室大規模兼併土地作爲依據，認爲兩相比較起來，八旗圈地算是好的多了。
這就太過分了。
惡政就是惡政，有理由也並不能改變其惡的性質，有理由也無法令惡政變成善舉。如果一個人做了一百件惡事，另一個人做了十件，難道就可以由此認定，與那一百件比較起來，這十件已經不能算是惡事了嗎?難道曾經有人做過一百件惡行，就可以構成另一個人做十件惡行的理由嗎?學者的良知在於應用人類普世價值，揭露惡行產生的根源，而不是爲其尋找理由，更不能爲其辯護。
這些惡形惡狀惡聲惡氣的惡政惡法，毫無疑問屬於令人髮指的暴政，應該受到永久的詛咒。事實上，在當時，這些惡政就已經變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導火索，並引發了康熙皇帝與輔政大臣之間的激烈衝突。
玄燁繼位之後，每次臨朝，他都會坐在高高的御座龍椅上，在不絕於耳的“萬歲”聲中，俯視着趴在地上叩頭的文武百官。那時，他既不能理解那些軍國大政，也很難參與其討論決策。他一般只是在禮儀官員的輔導下，主持各種禮儀性活動而已。所有政務全部由他父親指定的四位輔政大臣，請示祖母孝莊太皇太后裁決。他只是個掛名的見習皇帝。
順治皇帝的遺詔中，對大清祖制有兩項重大改變。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繼承人，廢除了諸王貝勒大臣推舉後繼皇帝的制度。這一制度，始自努爾哈赤時代，在皇太極時繼續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後的福臨手中，終成歷史。其二，將皇室直系血親諸王貝勒輔政，改爲由八旗重臣輔政。這是一個極大的改變。諸王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衆臣不管立過多麼巨大的功勳、具有多麼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這個改變意味着，從此以後，國家大事要由奴才們去主持，而主子們只能站在一邊看着了。就這樣，入關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學習與效仿的整個過程，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成績不錯的學生。
努爾哈赤制定的八和碩貝勒共“柄”國政制度，在皇太極手中變成諸王貝勒共“議”國政，如今，在福臨這裏，則變成了皇室宗親、諸王貝勒共“看”國政。他們參與國家決策的權力基本被剝奪殆盡。當年，在大清崛起過程中，發揮過絕大作用的貴族共和體制，現在，大體上只剩下了一個淡淡的、令人憂傷的影子。
這個改變，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的教訓。其潛臺詞不言而喻：讓那些血緣關係最近的親戚們，離皇位最好遠一點，免得招惹他們想入非非。若是在心猿意馬當中，再衝出一匹多爾袞式黑馬來的話，他們可就真的受不了了。中國皇家的神經敏感而脆弱，需要細心呵護，遠沒有一眼看上去那麼堅強。
另外一個潛臺詞可能就是一個如意算盤了。這種安排的設計者大約認爲，這些輔政大臣終究都是奴才，諸王貝勒們則永遠都是主子。奴才們撅着屁股幹活兒，主子們在邊上看着。奴才不敢亂來，而主子又不累，豈不是天經地義、一拍兩好?其實，這真的是一相情願。在當時，這絕對是一個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變。後來，親政後的康熙小皇帝艱辛地對付滿朝亂局時，沒有一個親王、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幫子小孩子，開玩笑似的拿下鰲拜，應該就是這種情形的邏輯後果。
史書記載說，順治皇帝的遺詔發佈後，首席輔政大臣索尼立即帶領其他三位輔政大臣，跪拜在諸王貝勒面前說：“國家大事，從來都是隻有皇室宗親才能協助處理，我們只是些異姓臣子，哪裏能夠擔得起?還是請諸王貝勒爺一起分擔的好。”諸王貝勒的回答簡單而意味深長，於五味雜陳中醋味十足，說：“詔旨說得明明白白，誰敢幹預?”(《清聖祖實錄》卷一)
就這樣，大清朝輕輕完成了自己入主中原後的一個巨大政治轉變。後來的發展表明，這個轉變，遠不是像此時表現的那樣輕而易舉。從一般情形判斷，從此以後所發生的一切，就和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故事，差不多大同小異了。那些位高權重的顧命大臣們，能夠得到善終者並不是很多。因爲，這種帝王政治傳統自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這種邏輯如鋼鐵一般堅強，屢試不爽，百發百中。鰲拜等四位輔政大臣的命運，早已在這種邏輯中成爲命中註定。能夠逃出這種宿命的人，鮮矣哉!唉!
索尼是滿洲正黃旗人。他的祖上是海西四部中哈達部的赫舍里氏，他和父親、叔叔三人精通滿、蒙、漢三種語言文字，是後金最有學問的文臣之屬。索尼被指定爲首席輔政大臣時，已經歷經四朝，在滿清歷史發展的幾個關鍵時刻，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當年，清軍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時，與千里赴援的袁崇煥發生激戰，豪格衝入護城壕內血戰，幾乎被困死在北京城下，索尼曾經冒着炮火箭矢殺進去救援，搶出了豪格。
皇太極死後，在三官廟中，索尼面對多爾袞，明確表示，除了皇太極的兒子，別人誰也別想染指皇位。在諸王大臣的推舉會上，他和鰲拜率先發言，擁立皇子。福臨能夠繼位，這位索尼發揮了極大作用。
多爾袞攝政時期，當初和索尼一起盟誓扶助幼主的兩黃旗大臣中，有幾位陸續靠向多爾袞，索尼不卑不亢，始終堅持着自己的立場。在多爾袞幾次又打又拉時，索尼絲毫不爲所動，表現得忠誠而且正派。最後，多爾袞沒有辦法，找了個罪名，抄了索尼的家，把他攆回瀋陽，讓他替皇太極看守、打掃陵墓去了。
福臨親政後，立即起用索尼，封一等伯爵，提拔他爲內大臣兼議政大臣，主管內務府，成爲大清朝皇家事務的大總管。如今，皇帝臨終託孤，命他爲首席輔政大臣，表達了皇家對他的高度信任。
蘇克薩哈是滿洲正白旗人。他的父親與葉赫貝勒金臺吉同族，屬於葉赫那拉氏，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遺甲起兵不久，就投奔過來，是努爾哈赤的額駙——駙馬。就是說，蘇克薩哈是努爾哈赤的外孫子。他是在滿清之間最後一次大決戰——鬆錦之戰中，因作戰有功而嶄露頭角的。後來，在跟隨多爾袞入主中原的過程中表現出色，被多爾袞提拔爲議政大臣，很受多爾袞的信任與重用，大體相當於今天國務委員的樣子。
多爾袞死後，這廝率先揭發多爾袞潛懷異志、圖謀不軌，憑此反水之功，受到福臨的賞識。清算了多爾袞之後，福臨將實力最強的正白旗收到自己手中，替下了原來上三旗中的正藍旗，從此，兩黃旗加正白旗便成爲上三旗。蘇克薩哈也從多爾袞屬下的奴才，變成了皇帝的奴才。後來，在平定湖廣地區農民軍殘部的戰鬥中，屢立軍功，被提升爲領侍衛內大臣，加太子太保銜。因爲有公主的兒子這一層關係，所以蘇克薩哈的排名僅在索尼之後，成爲位次第二的輔政大臣。
蘇克薩哈與鰲拜很早就結下了兒女親家，可是，兩個人氣味不投，雞對鴨講，大事小事都說不到一起去，動不動就吵得不歡而散。本來這兩人相見爭如不見，誰知不是冤家不聚頭，如今二人一起成了輔政大臣，從而，爲掀起一場絕大政治風波埋下了伏筆。
遏必隆是滿洲鑲黃旗人。他的父親是努爾哈赤身邊最顯赫的開國五大臣之一額亦都，曾經救過努爾哈赤的命，努爾哈赤爲了酬謝他的特殊功勳，將自己最喜愛的和碩公主嫁給了他。所以，遏必隆也是努爾哈赤的外孫子。
這個遏必隆很倒黴。他的一個侄女嫁人後，沒有生育，就把一個僕人的女兒弄過來，謊稱是自己生的。結果，被人告發，遏必隆知情不舉，犯了包庇罪，世職被奪，顏面掃地。後來，憑藉出色戰功好不容易熬出頭來，偏偏多爾袞攝政時，他的一個侄子又揭發他對兩白旗不滿。當初，皇太極死後，調重兵守皇宮，防範兩白旗，可能就有他的參與。結果，他又被撤職查辦，再一次弄得很不好看。
多爾袞死後，他向福臨伸冤，從此，重見天日。又因爲受過多爾袞的迫害，所以特別受信任，陸續被提拔爲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直到成爲名列第三位的輔政大臣。
後來，因爲鰲拜的牽連，遏必隆第三次灰頭土臉，被列舉出了十二款大罪，判處死刑。好在康熙皇帝玄燁寬宏大量，讓他最終體面地得到了善終。
最後，就是因爲惹出無數事端，從而在歷史上留下了極大名氣的鰲拜。
鰲拜也是滿洲鑲黃旗人，是努爾哈赤開國五大臣中費英東的侄子。這是一員極爲兇猛的戰將，年紀輕輕就被賜爲巴圖魯——勇士稱號。毛文龍在朝鮮皮島創立的敵後根據地，因爲後金軍隊不習水戰而對其無可奈何，多年以來始終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兩代汗王的心頭之患。後來，在皮島被攻克的戰役中，這個鰲拜就是先鋒主將。據說，進攻前，這廝發誓：若拿不下皮島絕不活着回來!結果，他身先士卒，衝殺在第一線，終於一舉將皮島拿下。他就是因爲這一戰而獲得了巴圖魯——勇士的稱號。此後，在數十次大大小小的戰役中，他戰功極多。定鼎中原之後，考察諸臣功績，鰲拜獲得最高一等。
皇太極死後，他和索尼一樣，是最堅定的擁立皇子一派。有人認爲，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他纔在多爾袞攝政期間，連續三次受到懲處，也是因爲這個原因，他纔對兩白旗如此不滿。但不管怎樣，他肯定是因爲上述原因而受到福臨的特別賞識，從而被任命爲議政大臣兼領侍衛內大臣，並最終成爲排名第四位的輔政大臣。
從後來的發展看，福臨的這個選擇很難說是有政治眼光的。
在理論上講，玄燁是在康熙六年七月七日舉行的親政典禮，但此後四位輔政大臣並未完全歸政於皇帝，史稱“仍行佐理”。據說是爲了雙方有一個適應期，由孝莊太皇太后特意安排的。因此，這四位輔政大臣真正有效的輔政時間，大約在八年左右，直到康熙八年五月，鰲拜被拿下爲止。
仔細打量這些輔政大臣的工作，可以用乏善可陳來評價。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成了他們工作的主要內容。安安靜靜地做事，大約只有開頭的三兩年時間。而就在這點兒時間裏，他們還幹了兩件地地道道的混賬事兒，一件是哭廟案，另外一件則是製造了在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字獄——《明史》案。
哭廟案發生在康熙繼位後不久。當時，蘇州吳縣的新任知縣任維初爲了做出政績，採用許多苛刻的手段徵收賦稅，引起文人學士們的憤怒。於是，二月初五，他們藉着悼念順治皇帝的機會，聚集在孔廟裏，一邊哭悼剛剛死去的皇帝，一邊宣泄出自己的不滿。結果，地方官員惱羞成怒，逮捕了一大批讀書人，其中就有我國曆史上著名的金聖嘆。隨後，這幾位輔政大臣，在奏請孝莊太皇太后同意後，決定繼科場案、奏銷案之後，在江南再興大獄。最後，於當年八月，在南京，一次殺死一百二十多人。一時間，真的血流成溪。
史書記載說，金聖嘆聽說對自己的死刑判決後，十分驚異，他沒有想到這個混賬的滿清政府竟然爲了這麼一點點事情，便如此大開殺戒，於是，嘆息道：“殺頭是天下最痛之事，抄家是天下最慘之事。而這至慘至痛之事，居然被我金聖嘆在無意之中都碰上了，豈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情?”
據說，在刑場上，劊子手問他對家人還有什麼遺言，這位才華橫溢、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大文學批評家讓他的兒子附耳過來，他悄悄對兒子說：“用花生米就着豆腐乾吃，有火腿風味。記住，不要告訴別人。”隨後，從容就死。其悲憤，其慘痛，其無奈，至今讀來仍令人扼腕。
隨後，康熙二年正月，這四位輔政大臣獲得孝莊太皇太后的同意後，再次興起大獄。這就是駭人聽聞的莊廷鑨《明史》案。
莊廷鑨是浙江湖州南潯人，家裏很有錢，他本人也是一個頗有才學的讀書人。中年時，不幸雙目失明。他決心仿效前賢左丘明雙目失明作《國語》的精神，寫一本明朝歷史。當時，曾經做過明朝宰相的朱國禎，恰好寫有一本未出版的《明書》。莊廷釒龍便花一千兩白銀買下了這部書稿，請許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幫助自己補充潤色，最後，以他的名義出版了。據說發行後頗受歡迎。
這部書中，在寫到崇禎一朝時，有一些評價滿清的段落具有貶義。當時，有一個被罷職的齷齪官員——前浙江歸安知縣吳之榮——正在想着弄一筆錢，以便奔走行賄，重新鑽營官場。見到這本書後，吳之榮大喜，立即前往莊家敲詐勒索。結果，遭到拒絕。這吳之榮就一路上告，一直告到了輔政四大臣那兒。
隨後，四輔政大臣下令，在江浙一帶進行大逮捕，將所有與這本書有關的作者、作序者、刊刻者、參校者、買書者、藏書者、賣書者，甚至沒有覺察此事的地方官兒，一網打盡，前後被捕者達二千餘人。最後，有八十八人被處死，其中十八人被凌遲處死，其家屬全部被流放到黑龍江，發配給披甲人爲奴。早已死去的莊廷釒龍，也被從墳裏挖出來，焚屍揚灰。遙想當年，那已經不是人間世界，根本就退回到了鬼蜮橫行的時代。
這些暴行，發生在康熙皇帝繼位之初，當時，他還只是個十來歲的孩子，自然不應該把賬記在他的頭上。我們已經很難知道這位被稱之爲“寬厚仁慈”的皇帝，對此作何感想。但在當時和後來的大清官方史書上，對此或者輕描淡寫，或者不置一詞。他們大約也知道，在他們滿口稱頌的康熙盛世裏，以這些惡行開篇，似乎有些說不出口。而那四位輔政大臣和在今天文化人筆下受到崇高讚美的孝莊太皇太后則難辭其咎，他們必須受到譴責和詛咒，他們必定將爲此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否則，就叫沒有天理!
康熙皇帝玄燁和四位輔政大臣之間的矛盾糾葛，主要發生在康熙四年及其以後。其導火索是黃、白兩旗圈換土地。
本來，這是一本陳年老賬，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當時，正值多爾袞和兩白旗聲勢如日中天之際。因此，在圈佔土地、安置八旗將士的過程中，多爾袞便不按牌理出牌，玩了一個花樣，把按照順序應該用來安置鑲黃旗的土地，強行安排給了正白旗。按照大清朝的規矩，由皇帝親領的兩黃旗地位最高。如今，鑲黃旗事實上被強力打壓到了右翼最末的位置，成了正白旗的小兄弟。結果，導致兩黃旗和兩白旗之間本來就很難調和的恩怨，更加積重難返。兩黃旗將士對此怨恨不已。爲二十年之後的這場爭鬥，埋下了很深很長的伏筆。
在四位輔政大臣中，索尼屬正黃旗，遏必隆與鰲拜同屬鑲黃旗，只有一個蘇克薩哈是正白旗。索尼年紀最大，資歷與威望也最高，只是，經過一次次官場爭鬥的血雨腥風，此公老矣，早已不復當年之雄風。他瞧不起蘇克薩哈，對鰲拜的兇悍也心懷忌憚，於是，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宗旨，凡事不出頭，寧願受世故圓滑之譏。遏必隆在官場几上幾下，也練就了一身琉璃球般滑不溜丟的本事。他特別害怕鰲拜，而且，同爲鑲黃旗，有不少利害與鰲拜是一致的。於是，就在鰲拜咄咄逼人的氣勢之下，成了他事實上的同路人。蘇克薩哈則正相反，他雖然是鰲拜的親家，卻特別不喜歡自己的這位親家公。只要有什麼事，他都要和鰲拜反着來，遂“積以成仇”。
在四人中，鰲拜最是令人一言難盡。他的軍功最多，脾氣也最大。史書說他“意氣凌轢，人多憚之”，就是盛氣凌人、英雄欺人，人們都很怕他。從史料中推斷，這個刀頭舔血，踩着人頭滾滾登上帝國最高層的鰲拜，可能是一個豪勇兇悍、粗暴蠻橫，但對皇家忠心耿耿的人。他顯然缺少政治胸懷與才幹，喜歡逞一時之快。他做的那些事兒，更像一個快意恩仇的江湖豪客，而不是一個擔負天下興亡的政治家。
早年間，鰲拜與出身正白旗的內大臣費揚古有仇。當了輔政大臣之後，他認爲費揚古擔任皇宮侍衛的兒子和其他幾個侍衛，對輔政大臣不夠恭敬，於是，以擅自騎乘御馬和用御用弓矢射鹿的罪名，把這幾個人全都殺了。這還不算，不久，又以費揚古心懷怨恨的罪名，把費揚古和他的另外兩個兒子又一起幹掉，然後，把費揚古被抄的家產一股腦都給了鰲拜自己的弟弟穆裏瑪。
這傢伙如此生猛，把大家嚇壞了，也把孝莊太皇太后嚇了一跳。康熙四年七月，是爲公元1665年，孝莊太皇太后突然決定爲剛剛十二歲的康熙舉行大婚。一般說來，皇帝大婚就意味着這孩子已經成年，意味着不能再拿他當小孩子看待，意味着不久就可以親政。更加有意思的是，孝莊太皇太后一反皇后要在她老家博爾濟吉特部落選的路數，指定索尼的孫女赫舍里氏爲皇后，指定遏必隆的女兒爲皇妃。其用意，顯然是爲了平衡四輔臣的力量，加強索尼和遏必隆對皇帝的忠誠。
此議一出，鰲拜極爲憤怒，認爲皇帝選後和大婚是國家大事，不應該不和輔政大臣商量，於是，上書堅決反對。誰知，孝莊太皇太后主意已定，不理那一套。兩個月之後便爲康熙皇帝舉行了大婚典禮。經歷過三朝風浪、自己也導演過無數風波的老太太，早已深得帝王政治、皇家威權之精髓，大約根本就沒把這個粗野的武夫放在眼裏。
康熙五年正月，鰲拜終於把那顆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定時炸彈引爆了。他要求把多爾袞二十年前犯的錯誤糾正過來，讓正白旗和鑲黃旗互換圈地，將鑲黃旗調回八旗右翼之首的位置。在理論上講，鰲拜肯定沒做錯。
去過瀋陽故宮的人，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八旗亭的排列，就會一目瞭然，正黃旗、鑲黃旗分別是八旗左右翼之首，這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代就已經確定的祖制原則。鰲拜的理由無可辯駁，特別是打出太祖太宗的旗號，具有恢復祖制、維護皇家尊嚴與權益的大道理，誰也不能再說什麼了。因此，當鑲黃旗移文戶部，要求儘快調換時，起初，“中外皆言不便”，蘇克薩哈“相抗尤力”，而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蘇納海也是正白旗人，他不客氣地把八旗移文駁了回去。理由也很充分，時間已經過去二十多年，大家早已安居樂業，別這麼瞎折騰。後來，鰲拜將祖制這大棍子一掄，所有的人便都只好閉嘴。索尼、遏必隆利益攸關，自然不會反對，孝莊太皇太后和皇帝也沒有理由反對。於是，輔政大臣便以皇帝的名義下詔，命戶部會同直隸總督、直隸巡撫前去辦理。
鰲拜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辦一件正確的事情，誰都知道這是在和蘇克薩哈過不去。無奈他手中拎着的那頂帽子太大，沒有人能夠駁回。不過，誰也不比誰傻多少。這種英雄欺人、霸王硬上弓的做法肯定很是令人討厭。這大約是他後來被康熙皇帝拿下時，舉朝相慶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去辦理圈換事宜的三位大員即相當於今天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大學士、戶部尚書蘇納海，相當於華北局第一書記的直隸總督朱昌祚，相當於河北省長的直隸巡撫王登聯聯名上書給皇帝，希望皇帝千萬要自己拿主意，明確下令停止圈換。因爲，這件事牽涉面實在太大，涉及到了數十萬人的生活和數百萬畝土地。搞不好就會出亂子。隨後，三人回到北京，並撤回辦理此事的官員。
見此情形，鰲拜採用了極端強硬的措施，他下令逮捕上述三人，交刑部議罪，並判處死刑。罪名是結黨抗旨，違背祖制。
十三歲的康熙皇帝見事情越鬧越大，連忙召集大家開會。會上，索尼、遏必隆同意鰲拜的處置，蘇克薩哈默默無語。康熙覺得這三人罪不至死，這樣的判決太重了。鰲拜沒管那麼多，散會之後，便下令將那三個倒黴的大員絞死了。在理論上講，鰲拜做得還是沒有錯。因爲，此時的皇帝尚未親政。四個輔臣有三人同意，一人不表態，應該就可以決定了。而且，他定的罪名也可以成立，“不願遷移，遲延藐旨”，“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此時，鰲拜的所作所爲，和中國歷史上那些權臣入人以罪的做法已經沒有太大的不同了。
此時，玄燁已經十三歲。這件事情給他的刺激肯定是足夠大，以至於四十年後，回憶起往事，他仍然憤憤不平，認爲這是鰲拜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認爲那三個人不但不應該處死，他們根本就沒有罪。一般說來，在中國，若讓皇帝受到了這麼大的刺激，大體上就可以預見到鰲拜未來的命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