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夥人一把火燒了一座名叫“望海樓”的法國教堂，並殺死了20名外國傳教士以及僑民，其中主要是法國人，事後，以法國爲首的列強大兵壓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國藩去調查本案，本案最後以清政府處死16名中國人犯而結案告終——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稱“火燒望海樓事件”。
天津教案的前因後果及其發展經過，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爲什麼有人要圍攻法國教堂？他們爲什麼要殺法國神父，並最終發展成對所有白人的無差別殺害？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其實十分值得人們細細品味。
要說這件事，首先要從一個條約講起。
1858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當中，大清國和法國簽署了《中法天津條約》，這個條約約定了和“傳教”有關的兩個條款：1.法國人有權進入中國內地傳教；2.法國人在中國犯罪，由法國領事逮捕和審判。
關於這兩點，《中法天津條約》兩個相關條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國人與中國人爭鬧事件，或遇有爭鬥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別器毆傷致斃者，系中國人，由中國官嚴拿審明，照中國例治罪，系大法國人，由領事館設法拘拿，迅速訊明，照大法國例治罪，其應如何治罪之處，將來大法國議定例款。如有別樣情形在本款未經分晰者，俱照此辦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國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國辦理。”
《中法天津條約》簽訂之後，法國傳教士如過江之鯽紛紛進入中國傳教。其中有一批法國神父和修女，在位於今天天津市河北區獅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從事傳教事業，這棟教堂，叫作“望海樓”。
那麼，法國神父和修女們在這座“望海樓”裏面，平時都做些什麼呢——做禮拜、發展教徒、講經唱詩……這些日常的事務就不必說了，與本案有關的，是以下這麼一件事：開辦“育嬰堂”。
在清末那個時代的天津，有不少窮人生下孩子養不起，便將嬰兒丟棄，尤其是女嬰——在清末的中國，重男輕女的思想十分嚴重，女嬰被丟棄於鬧市、拋置於荒野，是十分常見的事情。當時天津的法國神父和修女目睹了這個現象，他們辦起了一所“育嬰堂”、專門收養這些棄嬰。
“育嬰堂”辦起來之後，緊跟着發生了什麼呢？緊跟着，開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們從城市裏、從荒野中撿到棄嬰，將棄嬰送到“育嬰堂”這裏來，交給法國神父和修女，進行搶救和撫養。
在這個時候，“育嬰堂”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給這些送棄嬰來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錢獎勵——“育嬰堂”的本意應該是良好的：獎勵這些好心人，鼓勵更多的好心人將棄嬰送來。
收了獎勵金的好心人當然是高興的，他們回家後，往往逢人便說，說自己今天救了一個棄嬰，送到育嬰堂，法國修女還給了我錢。
不料，“送嬰兒到教堂有錢收”的事情，立馬就傳了出去，傳得飛快，並傳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這些市井流氓覺得自己“發現了商機”：啊，原來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嬰堂”，就有錢收——你說這錢，是不是很好掙？
當初法國修女給好心人支付金錢獎勵的時候，萬萬沒想到自己這樣做，無意中向社會釋放了一個錯誤的信號：育嬰堂“收購”嬰兒！
爲什麼修女沒有想到這個呢？因爲她們是粗線條的思維——她們沒有想這麼多，也沒有想這麼遠。
於是，在天津的民間，開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處蒐集或四處拐騙小孩，將他們送到育嬰堂，並欺騙修女們，說：“這個是棄嬰，你看，我是好心人，該給我獎勵吧？”
修女往往也沒多想，循例辦理，付錢了——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法國修女沒有鑑別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沒有能力鑑定棄嬰的健康程度。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這個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換一個角度去觀察，往往能產生不同的理解——法國修女和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錢、一手交人”的行爲，從第三人、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怎麼看有些像“拐賣小孩”——啊，多麼邪惡！流氓和教堂勾結起來拐賣嬰兒——人們開始這樣想，並開始口口相傳。
事情慢慢往更壞的方向發展。
6月來了，天氣逐漸轉向炎熱，病毒開始逐漸活躍，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開始流行。
“育嬰堂”裏的法國神父和修女，雖然乾的是一種自認爲是收養棄嬰的偉大事業，但是當時的醫療技術水平和條件畢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棄嬰本身被拋棄就是因爲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來發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嬰兒夭折死亡，要麼是死於瘟疫，要麼是死於先天性疾病。
數十名嬰兒死亡了。
這部分嬰兒死亡之後，神父和修女花錢聘請了喪葬工人，將夭折的嬰兒埋葬。不料，喪葬工人收了錢之後，爲了節省成本，將掩埋死嬰的事情，做得十分馬虎——往往是幾個嬰兒擠壓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淺淺的小坑兒，埋下了事。
說到這裏，筆者不得不指出：法國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個錯誤：沒有嚴格監督喪葬工人安葬死嬰的工作。
死嬰被草草掩埋之後，由於坑兒實在挖得太淺，野狗在半夜裏嗅到氣味，紛紛跑過來，並將死嬰們刨出來吃掉。
到了天亮的時候，野狗沒吃完的死嬰殘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這些老百姓並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於是他們開始猜想：教堂殺了小孩。
“教堂殺小孩”的說法傳開去之後，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戶邊上偷看：看看這裏面到底是怎麼回事，結果看到了什麼呢？結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圓滾滾的——實際上事後查明：那些不過只是神父和修女醃製的一大罐洋蔥頭。
這下就不得了了。
“教堂拐賣小孩”、“教堂殺小孩”、“教堂裏有一大罐眼珠子”。
這三件事疊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羣衆眼中，東拼西湊，組合成了以下一項嚴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殺中國小孩、採眼挖心，用來製藥”！
“洋鬼子殺中國小孩製藥”！這個謠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衛飛快地傳播開來，一傳十，十傳百……謠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憤。
雪上加霜的是，在這段時間裏，在查處一起拐賣嬰兒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脫罪之詞，但是，官府沒有對此嚴加查證，便張貼告示，給羣衆傳達了誤導性的信息。
教堂裏的法國鬼子殺中國小孩製藥！咋辦？隨他們嗎？不能！那怎麼辦？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討個說法！
於是，1870年6月21日，數以千計的人民羣衆將天津“望海樓”圍個水泄不通，羣情洶涌，大傢伙要求神父出來，給個說法——爲什麼要殺害咱中國的小孩來製藥？
誤會，加上語言不通，圍困教堂的人民羣衆開始和教堂裏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發生了口角，並開始投擲石頭。
在這個緊急關頭，一個關鍵人物出場了——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y Fontanier）。
在豐大業看來，這是中國人無緣無故圍攻法國教堂，這是中國人“赤裸裸地欺負”法國人，此時的豐大業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條約》，他一根筋地認爲：依據《中法天津條約》，法國人有權在天津傳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據《中法天津條約》，就算是法國神父犯了罪，也應該由我豐大業來逮捕和審判，輪不到你們中國人去圍攻教堂。
抱着這樣“一根筋”的信念，豐大業帶上了自己的手槍，闖進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門”。
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門，豐大業上氣不接下氣，而且語氣毫不客氣地對中國的官員說：“現在你們的老百姓圍攻我們法國人的教堂，請你立即派人前去鎮壓！”
豐大業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門，沒有得到令他滿意的答覆，豐大業於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見了天津知縣劉傑。
於是豐大業和劉傑論理，一來二往，性格驕橫而且魯莽的豐大業，在這個時候突然失去耐心，熱血衝上腦蓋，他拔出手槍，朝着劉傑“砰、砰、砰”大放一通，劉傑躲得快，但是劉傑的一個幕僚被當場打傷。
豐大業開槍傷人了。這下不得了，此時，部分圍觀的人一哄而上，將豐大業以及他的祕書二人，當場活活打死。
豐大業開槍逞強，導致他和他的祕書被打死之後，這個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法國教堂“望海樓”一把火燒了，並且對天津的洋人，開展了無差別的殺害。
一共殺了多少呢？一共殺了20名外國人，其中含法國人13名、俄國人3名、比利時人2名、意大利人和愛爾蘭人各1名。這些人當中，有傳教士、修女、商人、領事官員等。
不但如此，憤怒的羣衆在當天還殺死了30多名中國籍天主教徒。
民衆殺紅了眼之後，將方圓附近的外國教堂，不分法國、英國、美國，也放火焚燒，造成各處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燬。
事發後不久，法國軍艦立即開足馬力駛到天津，進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個國家的軍艦也結集在天津，聲援法國——你大清國必須快速處理本案，否則我們就打你。
清政府剛剛在十年前被英法聯軍殺入北京，火燒了圓明園，傷痕猶在，不敢怠慢，於是派了曾國藩到天津調查處理本案。
曾國藩在天津經過仔細調查之後，終於將本案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查清楚了，最終的解決方案是：
1.大清國認定：本案責任在於大清國一方；
2.大清國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國謝罪；
3.大清國逮捕並處死16名中國籍的主要兇手；
4.大清國向法國及受害人支付賠償金及撫卹金約合50萬兩白銀。
曾國藩對本案的處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議，人們都指責他“軟骨頭”、“吃裏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鄉會宣佈開除曾國藩的湖南省籍。
那麼，這起“天津教案”，留給我們後世人什麼樣的經驗教訓以及啓示呢？魔鬼在於細節當中，我們不妨從本案涉案人員的各種作爲來分析，總結一下，這些人都犯了哪些錯誤：
1.教堂開辦育嬰堂，收養棄嬰，本身並無不妥，但是對送來棄嬰的好心人給予錢財獎勵，這個缺乏深思熟慮的行爲，卻在客觀上引誘了壞人去拐賣孩子，這個出人意料的魔鬼細節提醒了我們：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們做這件事，會向社會傳達一個什麼樣的信號？這個信號會不會是一個錯誤的信號？有時候我們出於好心做的一件事，會不會因爲手段不恰當而使它最終成爲一件壞事？
2.部分羣衆看到修女付錢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殘骸出現在郊野、看到教堂裏有一罐醃洋蔥，將上述三個現象十分不嚴謹地總結爲“洋鬼子殺中國小孩製藥”，這是不是造謠？我們在觀察一個現象的時候，在做出任何結論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儘可能多的證據材料？我們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務的時候，發言應該更爲嚴謹，以免不慎陷入造謠、傳謠的陷阱之中？
3.法國領事豐大業這個人，在和天津知縣論理的過程中，情緒失去自控，竟然拔槍行兇，因而導致自己被活活打死，這個故事告訴了我們：任何問題，在“和平救濟手段”尚未窮盡的時候，千萬不要輕言動武——衝動是魔鬼。其實如果單單從本案而言，豐大業也許並非是一個心腸惡毒的人，但是他的死並不太值得同情——他並不是死於心腸惡毒，而是死於脾氣暴躁。
4.法國領事豐大業拔槍傷人的這個情節，使部分天津民衆的情緒滑向了失控，人們對白色人種開展了無差別的殺害，只要你是洋鬼子，無論你與本案有關無關，無論你是法國人還是俄國人，無論你是傳教士還是商人，總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們就打死你——憤怒的民衆將這件事升級到了這個地步，有沒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該死？
“天津教案”留給後人太多的啓示。我想，其中造謠、傳謠，是一種嚴重的惡行，我認爲這個教訓，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中國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謠、傳謠的樂土，謠言在這裏很有市場，人們要麼信口雌黃，要麼偏聽偏信，你要冷靜，他說你冷血；你要證據，他說你書呆——有時人們往往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而不是相信證據確鑿的東西——感情往往勝於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