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登場是大清國官員們最爲拿手的絕活，他們往往將自己作爲舞臺的主角，全力打造“高、大、全”的光輝形象，養成了浮誇、疲怠的工作作風。
如大清國第一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在東北有相當的建樹。年僅22歲的大清國軍隊總參謀長(軍諮大臣)載濤，從歐洲回國時，經過奉天，“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街市煥然一新，乃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它省疆吏所及。還朝即力薦其值樞府焉”。
當然，也有憤青們對此不以爲然。王照在《方家園雜詠紀事》中說，徐世昌到東北後，乾的無非都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王照的評價雖然有些偏頗，卻也描摹出大清國改革的一幅畫卷。時人有記載道：“易私塾門榜即爲學堂，改親兵衣飾即爲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學生，即爲崇奉西法。”轟轟烈烈的改革，被各級領導幹部有效地當成了道具和工具，他們莫不在“馬路、電燈、軍警”這些“看得見、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搞得鑼鼓喧天，色彩爛漫。
在政治體制改革剛剛啓動時，清政府將改革的刀子對準官員隊伍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監察官員(御史)甚至具體選定了繁瑣的官場禮儀作爲下刀的對象。改革的成果似乎是顯著的：以往扛着“肅靜”、“迴避”導牌、挎着腰刀的衙役們，換成了裝束精神、扛着洋槍的警察，軍樂則取代了敲鑼。官員們在日理萬機之暇，也還能心繫羣衆，設立了“接待日”(即告期)。當然，接待日之外，恕不接待，違反此規定非要領導接待的，就是惡性上訪，擾亂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不僅接見羣衆要定日子，接見下屬也同樣要有“衙期”。至於告期、衙期之外，領導幹部們都在忙些什麼，那自然是大清國的國家機密，與平頭百姓沒啥關係。
在珍稀的告期、衙期到來之時，衙役們卻忙於包裝，以凸顯領導幹部的威嚴，“於是百姓視州縣爲神聖，屬官視長官如帝大”，而升堂問案的實際時間就更少了。在國家機關持久的自我雄起的包裝下，貴州苗人甚至將所有的官員一律尊稱爲“皇帝”，而把北京城的皇帝稱爲“京中老皇帝”。沒有史料表明，被稱爲“皇帝”的大小領導幹部們是泰然受之還是惴惴不安，但遍佈史籍的是，地方官的確如同小皇帝，恨不能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裏也建個天安門、金鑾殿。
追求“更大、更牛、更雷”的官場排場，其造成的危害是“疾苦無所周知，利弊無以上達”。御史吳鈁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無非就是讓國民擔當起國家的重任，而這就必須“先使國民有愛國親上之熱誠”，只有將那些陋習“革除盡淨”，才能使民情上達，改革纔能有效。
當時，早已經走向世界的大清國，對西方的情勢並不是一無所知。幾乎每一個出訪西方的代表團，都會注意到在西方國家，總統與民衆是平等的。大清國那些飽讀詩書的使者，都會因此聯想到書本中所描繪的，上古淳樸社會中天子“下車泣罪”、“止輦受言”的古老故事。戒除官氣，不僅是監察官員們的呼聲，也是那些掌握實權的改革派官員們的呼聲，比如張之洞、劉坤一等。“古之言治者，曰親民，曰忘勢”，其實，忘卻自己的威勢，正是親民的基礎，但要“忘勢”，僅僅依靠官員們的自覺顯然是不夠的。
大清官場的習氣早已擴散到全社會，即使企業也要學官場，將架勢撐起來。如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等官辦企業，衙門作風甚至比官場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盛宣懷每次到機器織布局的各工廠檢查工作，廠裏都要組織員工夾道歡迎、歡送，各級經理人員也如同官員一樣，捧着手本，依序站班、等候接見。即使民營企業家們，也無不以捐個官階爲榮，以便在名片上印上“相當於處級(或局級)”之類的官銜。
在各級官員們扯着改革的大旗使勁兒爲自己包裝造勢的同時，大清國的官場主流並沒有任何改變。“光榮”的送禮傳統不僅在改革中被保持下來，而且得到了發揚光大：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送給領導夫人的“妝敬”、送給領導孩子的“文敬”，都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而不斷與時俱進，從土貨升級到西洋的奢侈品，從銀子升級到美元英鎊。
這其中，最有創造性的人，當屬盛宣懷。1908年，這位在官商兩道都極有能量的大腕兒，積極謀劃在轄下的各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然後留出一定的股份，作爲“內府公股”，送給皇室。給皇家送乾股，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舊觀念下，十之八九要被斥爲居心叵測。而如今是“改(革)開(放)搞(活)”的新時代，就看誰的思想更爲解放、步子更爲大膽，所以臣子自然要體諒當權者的苦衷而主動投懷送抱。大清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遠遠比政治體制改革歷史悠久、成效顯著，其中相當閃光的就是股份制改造，國有與私有的政策不斷左右搖擺，而每一次搖擺，都是股份的整合與重組。權力資本在其中“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兩道的信息不對稱，兩頭忽悠，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886年，盛宣懷剛剛接管輪船招商局時，戶部在拒絕李鴻章提出的爲輪船招商局的漕運加價的請求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改革的好處，上不在國下不在商，而全在這些中飽私囊的官紳身上。
在龐大的官僚體制過濾下，大清國的改革被不斷地異化變形，“清理財政而漏危愈大，編練新軍而譁兵愈衆，改輕刑律而斷獄愈多，事事有盡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人們甚至開始懷念起改革之前的“舊社會”來。至於那演技已經爐火純青的幹部隊伍，雖然被貴州苗人尊稱爲“皇帝”，但苗人私下裏卻將其稱爲“蒙”，無獨有偶，粵西的瑤人則稱官府爲“瞎”。一“蒙”一“瞎”，似乎倒也形容得一針見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