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統一，外文名German unification，發生時間是在1871年1月18日，發生地點是在法國凡爾賽宮鏡廳，性質上是在政治和行政層整合爲單一國家。
基本簡介
時值普法戰爭結束且法國戰敗之際，德意志各邦國的皇室在凡爾賽宮聚集一堂，宣佈德意志帝國成立，並加冕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爲德意志的皇帝。
其實從非官方角度來看，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大多數習德語的邦國就已嘗試聯合，邦聯早已存在。而在逐步合併的過程中，自然出現了各邦在宗教、方言、社會習俗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的差異和矛盾，最終走向統一。因此，1871年的儀式僅代表了統一這一漫長進程的尾聲。
簡史
1801：拿破崙·波拿巴開始入侵萊茵河以東的德意志國家。
1804：奧地利領導的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弗朗茨一世宣佈建立奧地利帝國。
1806：拿破崙將德意志國家合併爲法國附庸國萊茵邦聯。
1815：拿破崙戰敗後，維也納會議將德意志國家團結爲德意志邦聯，由奧地利帝國領導。
1819：卡爾斯巴德法令(英語：Carlsbad Decrees)禁止一切形式的泛德意志活動以避免“德意志國”的出現;普魯士王國則同其他邦聯國家成立了關稅同盟。
1834：普魯士領導的關稅同盟發展爲德意志關稅同盟(Zollverein)，包括幾乎所有德意志國家但不含奧地利。
1848：騷亂席捲德意志邦聯(包括柏林、德累斯頓和法蘭克福)，迫使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立憲。同時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召開，試圖宣佈德國統一，但腓特烈·威廉四世予以拒絕。關於統一德國應當採取“小德意志方案”(不包括奧地利)或是“大德意志方案”(包括奧地利)的爭論浮現出來。
1861：威廉一世成爲普魯士國王，任命奧托·馮·俾斯麥爲宰相。俾斯麥傾向於通過“鐵血政策”建立普魯士領導的統一德意志。
1864：普魯士反對丹麥王國吞併石勒蘇益格，普丹戰爭爆發。俾斯麥有意將奧地利帝國拖入這場戰爭。奧地利-普魯士的勝利使北部的石勒蘇益格歸於普魯士管轄，南部的荷爾斯泰因歸於奧地利管轄(《維也納和約》)。
1866：俾斯麥宣稱奧地利在石勒蘇益格製造騷亂。普魯士軍隊進入荷爾斯泰因，並佔領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全部。奧地利對普魯士宣戰，普奧戰爭(七週戰爭)爆發。奧地利迅速戰敗，《布拉格條約》簽訂，德意志邦聯正式解散，普魯士建立北德意志邦聯，包括所有德意志國家，但不包括支持法國的南部國家巴伐利亞、巴登和符騰堡。
1870：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要求獲得萊茵蘭地區領土以作爲他在普奧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報償。俾斯麥利用西班牙王室繼承問題及埃姆斯密電(1868年)試圖將南部國家併入邦聯。拿破崙三世對普魯士宣戰。
1871：普魯士軍隊開進法蘭西第二帝國首都巴黎，普法戰爭結束。巴伐利亞、巴登和符騰堡在《法蘭克福條約》後加入北德意志邦聯。俾斯麥擁戴國王威廉一世爲統一德意志(德意志國)的領導人。德意志軍隊駐留在巴黎，拿破崙三世宣佈法蘭西帝國解體，阿道夫·梯也爾領導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成立。
十九世紀初的中歐德語區
菲利普·懷特的壁畫中(1834–36)描繪的日耳曼尼亞(德意志人民的化身)形象。她手持繪有德意志邦聯徽章(大圖見下)的盾牌，下方則繪有神聖羅馬帝國七個傳統選帝侯的徽章。
德意志邦聯徽章
1806年之前，中歐的德語區包括超過300個政治實體，其中大部分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襲領地。它們大小不一，小至霍恩洛厄家族分支的各個領地，大至諸如巴伐利亞和普魯士這樣邊界分明的王國。統治的方式也各自不同：其中包括大小不一的帝國自由城市，從強大的奧格斯堡到微小的魏爾德爾斯塔特;教會領地，大小和影響力亦不同，例如富有的賴興瑙修道院和強大的科隆總教區;以及王朝國家諸如符騰堡。如上政權的領土(準確地說應當是這些領土的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倫普魯士都還在帝國之外擁有其他土地)組成了神聖羅馬帝國，國家數量有時超過1,000個(德語：Liste der Territorien im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自15世紀起，在絕大部分時間中，帝國的選帝侯們都選舉哈布斯堡王朝家長爲神聖羅馬皇帝。在德語國家中，神聖羅馬帝國的行政和法律機制爲地主和農民、國與國之間和國家之內提供了一個解決爭議的平臺。通過“帝國行政圈”體系，各組國家整合資源，發展區域和組織利益，促進經濟合作和軍事保護。
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1799–1802)中，拿破崙·波拿巴擊敗了帝國和其盟友;《呂內維爾條約》、《亞眠和約》和1803年德意志併吞將大量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轉移至了王朝國家名下;世俗化的教會土地和大部分的帝國城市在政治和法律層面絕滅，居住於這些土地的人民則向新的公爵和國王效忠。這一轉移尤其擴張了符騰堡和巴登的領土。1806年，拿破崙成功入侵普魯士，並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擊敗普魯士和俄羅斯聯軍。他訂立了《普雷斯堡和約》，皇帝被迫解散神聖羅馬帝國。
拿破崙體系下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崛起
在法蘭西帝國的霸權之下(1804–1814)，德意志民族主義在重組的德意志國家中盛行。因爲這般共同經歷，雖然仍然受到法國統治，許多將“德意志”稱作一個國家的說法浮現了出來。德意志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說道：共同語言對於一個國家的建立有一定的基礎性作用，但當代(19世紀)德意志史學家則認爲，若要結合這數百個政體，語言還遠遠不夠。中歐德語區諸國共同經歷了法國霸權時期，決心趕走法國入侵者，重新掌控自己的領土。法國在波蘭(1806–07)、伊比利亞半島和西部德意志的戰役以及1812年對俄羅斯入侵的慘痛失敗使許多德意志人、諸侯和農民對拿破崙的幻想破滅。他的大陸封鎖幾乎摧毀了中歐的經濟。俄羅斯的遠征軍包括近125,000名來自德意志的士兵，這一嚴重損失使許多德意志人(不論出身高低)開始設想一個沒有拿破崙的中歐。呂佐夫志願軍這類學生民兵隊伍的出現便體現了這一傾向。
民族大會戰紀念碑建於1913年百年紀念之際，旨在紀念德意志人民在戰勝拿破崙過程中的努力
在俄國的慘敗使法國對德意志諸侯的控制減弱。1813年，拿破崙在德意志發動戰役，意圖將諸國拉回法國勢力範圍內;此後的解放戰爭在萊比錫戰役(又稱民族大會戰)中達到高潮。1813年10月，超過500,000名士兵在三日內展開激烈戰鬥，這也是19世紀歐洲最大規模的陸戰。這場戰役以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薩克森和瑞典同盟的決定性勝利告終，並終結了法國在萊茵河東岸的影響力。同盟軍在勝利鼓舞下跨越萊茵河追擊拿破崙，他的軍隊和政府由此垮臺，本人亦流放並囚禁於厄爾巴島。1815年百日王朝時期拿破崙短暫復辟。在第七次反法同盟戰役中，威靈頓公爵指揮的英國-同盟軍隊和格布哈德·馮·布呂歇爾指揮的普魯士軍隊在滑鐵盧取勝(1815年6月18日)。
布呂歇爾軍在前日剛自利尼(英語：Battle of Ligny)成功撤退，在滑鐵盧扮演了決定性地位，扭轉了戰鬥的局勢。普魯士騎兵於6月18日夜晚追擊戰敗的法軍，爲同盟鎖定了勝局。從德意志的角度看，布呂歇爾軍在滑鐵盧的表現以及德意志諸國在萊比錫的協同作戰成爲了民族自尊和熱情的聚合點。這一闡釋在19世紀成爲親普魯士民族主義史學家“普魯士神話(英語：Borussian myth)”的核心。
中歐重組及二元德意志的崛起
1789年的神聖羅馬帝國地圖。地圖上大部分爲哈布斯堡王朝(橙色)及普魯士王國(藍色)，此外還有大量的小國(許多國家由於太小而無法展現於地圖上)。
在拿破崙失敗之後，維也納會議在權力平衡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歐洲政治及外交體系。這一體系將歐洲劃分爲不同勢力範圍，而在一定程度上這抑制了一些民族的訴求，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大體來看，擴大了領土的普魯士和在1803年併吞之後整合出的其他38個國家歸入奧地利帝國勢力範圍內。會議建立了鬆散的德意志邦聯(1815–1866)，由奧地利領頭，擁有一個“聯邦議會”(稱Bundestag或Bundesversammlung，爲一個任命領袖組成的會議)，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會議。鑑於哈布斯堡王朝在傳統上擁有帝國中的重要位置，奧地利皇帝便成爲了議會的名義總裁。然而，這一人設的奧地利霸權卻沒有考慮到普魯士於18世紀在帝國政治中的崛起。在勃蘭登堡選帝侯於該世紀初自命爲普魯士國王之後，他們的領地範圍通過戰爭和繼承逐漸得到擴張。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的實力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中更加明顯地展示了出來。在瑪麗亞·特蕾西亞和約瑟夫二世試圖在神聖羅馬帝國中重塑哈布斯堡霸權的同時，腓特烈則相應地於1785年創建了“諸侯聯盟(德語：Fürstenbund)”(Fürstenbund)。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德意志二元問題深深植根於舊帝國的政治之中。這一關於勢力範圍的爭奪在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或“馬鈴薯戰爭”)中表現得最爲明顯。在神聖羅馬帝國終結之後，這一競爭仍然影響了19世紀民族主義運動的成長和發展。
重組的問題
聯邦議會雖有議會之名，但它卻完全不能視爲一個廣泛且大衆的選舉代表集合。許多國家沒有憲法，而在有憲法的國家(例如巴登大公國)，嚴格建立於財產基礎上的選舉權僅僅適用於一小部分的男性人口。此外，這一不實際的解決方案無法反映普魯士的全新地位。雖然普魯士軍隊在1806年耶拿-奧埃爾斯特會戰中慘敗，但在滑鐵盧卻又完成了強勢的迴歸。由此，普魯士的領袖們希望能夠在德意志政治中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德意志邦聯的國境。普魯士爲藍色，奧地利爲黃色，其他爲灰色。
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在拿破崙時代由於德意志人的共同經歷而得到刺激，一開始與自由主義思想相結合，改變了德意志諸國之間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關係。在此背景下，能夠感受到這一運動深深植根於拿破崙時代的經歷。學生組織和羣衆示威(例如於1817年10月在瓦爾特堡的示威)使中歐的德語者愈發團結。此外，在解放戰爭期間許下的明確和不明確的承諾也使人對人民主權產生了期望，並且使人廣泛參與到政治中來，但許多承諾在和平到來後卻沒有得到實現。學生組織的騷動使保守派領袖諸如克萊門斯·梅特涅開始擔心民族主義思想的崛起;1819年3月德意志戲劇家奧古斯特·馮·科策布(德語：August von Kotzebue)死於一個追求統一的激進學生刺殺，而在1819年9月20日，卡爾斯巴德法令(德語：Karlsbader Beschlüsse)頒佈，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民族主義運動的思想領導。
保守勢力對於刺殺行爲感到十分憤怒，梅特涅也藉此通過法律，進一步限制媒體，遏制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由此，這一系列法令使學生組織轉入地下，限制了民族主義出版物的出版，擴張了對媒體和私人的審查，並通過禁止大學教授鼓勵民族主義討論而限制了學術傳播。這些法令成爲了約翰·約瑟夫·馮·戈雷斯(德語：Joseph Görres)的小冊《德意志與革命》(Teutschland und die Revolution，1820年)的主題，他在其中表示通過反動手段來壓制公衆觀點的自由表達是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當的。
經濟合作
關稅同盟
另一大統一德意志諸國的重要制度——德意志關稅同盟(Zollverein)幫助創造了在經濟上的統一。1818年普魯士財政大臣漢斯·馮·比洛(德語：Hans Graf von Bülow)最初構想了普魯士的關稅同盟;此後關稅同盟將許多普魯士和霍亨索倫王朝的土地連結到了一起。在此後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內，許多德意志國家也加入其中。這一同盟在德意志諸國之間削減了貿易保護壁壘，尤其是促進了原材料和成品的運輸，於是跨境運輸貨品變得更加容易，購買、運輸和銷售原材料的成本也變得更加低廉。對於新興的工業中心來說這相當重要——大部分工業中心都位於萊茵蘭、薩爾河和魯爾河河谷地帶。
道路和鐵路
1817年10月，近500名學生在瓦爾特堡(三個多世紀前馬丁·路德在此尋求庇護)前進行抗議，支持民族統一。之所以選擇瓦爾特堡是因爲它對德意志民族精神具有象徵性地位。當代彩色木刻畫。
至19世紀初，德意志的道路狀況已經惡化至令人震驚的地步。國內和國外的旅者都對“軍道”(Heerstraßen，軍用道路，原先的作用是爲運輸軍隊提供便利)的狀況叫苦不迭。但在德意志諸國不再是軍事叉路之後，道路的狀況得到了改善;普魯士的硬麪道路長度從1816年的3,800千米(2,400英里)增加到了1852年的16,600千米(10,300英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碎石路的發明推動的。至1835年，海因裏希·馮·加更(德語：Heinrich von Gagern)已稱這些道路爲“國民的命脈”，並預測它們將會促進自由、獨立和繁榮。人們四處流動，在火車、旅館、參觀或諸如巴登-巴登的浴場這般的時髦度假地相互接觸。水上交通也得到了改善。在拿破崙的命令下，撤銷了萊茵河上的封鎖，而到1820年代，蒸汽機則使內河船從不便的人力和畜力牽引系統中解放出來。至1846年，有180艘蒸汽船定期往返於德意志河流與博登湖，一系列的運河從多瑙河、威悉河和易北河延展開去。
這些改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重要性方面卻無法與鐵路相提並論。德意志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將鐵路和關稅同盟稱作“連體雙胎”，強調了二者之間的重要關係。他並不孤單：詩人奧古斯特·海因裏希·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德語：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作詩頌揚關稅同盟，在詩的開頭他列舉了一系列商品，這些商品相比政治和外交對德意志統一的作用更大。德意志帝國的史學家日後稱鐵路是統一國家的第一個指示;愛國主義小說家威廉·拉貝(德語：Wilhelm Raabe)則寫道：“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條鐵路建設時建立了起來”。但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對這“鋼鐵怪獸”持有熱情的態度。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認爲將柏林至波茨坦的旅程縮短几個小時有什麼益處，而梅特涅則直接拒絕搭乘火車。其他人則思考鐵路是否是威脅景觀的邪惡力量：尼古拉斯·雷瑙1838年的詩作《致春》(An den Frühling)即哀嘆火車摧毀了德意志森林的純樸靜謐。
巴伐利亞路德維希鐵路(德語：Bayerische Ludwigsbahn)是德意志第一條乘運或貨運鐵路，1835年建成，連接紐倫堡和菲爾特。它的長度只有6千米(3.7英里)，並只在日間運營，但卻獲得很大收益並且廣受歡迎。在三年內便鋪設了141千米(88英里)的鐵軌，而1840年則是462千米(287英里)，至1860年達到了11,157千米(6,933英里)。由於缺少一個地理上的中心(例如國都)，鐵路便以網狀分佈，在區域內連結城鎮和市場，連結區域與區域，等等。隨着鐵路網的擴張，運輸貨物的成本更低：在1840年每噸/公里爲18芬尼，而在1870年則爲5芬尼。鐵路的影響是即刻的，例如原材料可以來往魯爾河河谷而無需裝卸。鐵路通過創造商品需求和推動貿易促進了經濟活動。1850年，內河運輸裝載貨量是鐵路的三倍;而到1870年這一情況則發生了逆轉，鐵路裝載量是內河的四倍。鐵路還改變了城市的面貌和人們旅行的方式。它的影響超越了社會階層，從貴族至平民。雖然一些較遠的德意志省份直至1890年代才連入鐵路，但在1865年之前，絕大多數人口、製造業中心和生產中心都已經連入了鐵路網。
約1834年。這一漫畫諷刺了德意志諸國收費站的廣佈。有些國家實在太小以至於運輸者在一天內需要兩三次卸裝貨。
地理、愛國主義及語言
當旅行變得便捷、快速和廉價，使德意志人開始看到除了語言之外的其他統一因素。格林兄弟編纂了一本大詞典，並且蒐集了一系列的民間故事和寓言，顯示出了不同區域內故事的相似性。卡爾·貝德克爾(英語：Karl Baedeker)出版歐洲不同城市和地區的旅行指南，指明居住地和目的地，幷包括了城堡、戰場、名建築和名人的簡史。他的指南還包括了旅行的距離、不應旅行的道路以及徒步旅行的路線。
奧古斯特·海因裏希·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德語：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的詩句不僅表達了德意志人民在語言上的統一，還表現了地理上的統一。在《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正式名稱爲《德意志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中，法勒斯萊本號召德意志諸國君主承認德意志人民的一統特性。其他愛國歌曲如馬克斯·施內肯伯格(英語：Max Schneckenburger)的《守護萊茵河》(Die Wacht am Rhein)則將注意力集中至地理上，而不僅僅是共同語言中的“德意志性”。施內肯伯格創作《守護萊茵河》是爲了對法國稱萊茵河爲“天然東部國境”做出迴應。歌曲的副歌部分，以及其他愛國詩歌如尼古拉斯·貝克的《萊茵河》(Das Rheinlied)，號召德意志人民保衛自己的領土和家園。1807年，亞歷山大·馮·洪堡提出民族性反映了地理的影響，將景觀同人民聯繫到一起。與這一思想同時發生的是保護古城堡和史蹟的運動，這一運動主要集中於與法國和西班牙發生頻繁衝突的萊茵蘭地區。
三月革命前及十九世紀自由主義
在德意志1848年革命前奧地利和普魯士成爲警察國家並廣泛進行審查的時期後來稱作“三月前”(Vormärz)，指的是1848年的3月。在這段時間內，歐洲自由主義的發展勢頭增長;其議程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議題。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歐洲自由主義者希望能在民族主義原則下達成統一，推動向資本主義的轉型，擴展男性選舉權，等等。他們的激進程度則取決於他們對於男性選舉權的立場：選舉權越廣泛便越激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