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生卒時間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代表作品動物莊園，1984。
儘管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逝世66年之久，但在世界文學圈內，他仍是讀者人數最多、最被廣泛引用的作家之一。他的兩部名著《動物莊園》(Animal Farm，1945)、《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1949)仍爲暢銷書籍，銷售量已超過三千萬冊。“老大哥”(Big Brother)、“模棱兩可的政治語言”(“新話”Newspeak)、“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等經典語言都源自於這兩部作品。1996年，英國水石書店進行“20世紀最具影響力書籍”的民意測驗，《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位列第二和第三，僅次於托爾金(J. R.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關於奧威爾的傳記以及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傳記作家傑弗瑞·米亞斯(Jeffrey Meyers)所著的《奧威爾生平》於2000年出版。新聞作家克利斯多夫·西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則認爲，奧威爾對於當代社會的意識形態，有着極其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美國總統和議員們常常引用奧威爾來抨擊政治之黑幕。
那麼，奧威爾的魅力何在?爲何其影響力經久不衰?本文將按照時間順序，逐一梳理奧威爾的創作題材和主題思想。
喬治·奧威爾
其實，無論作爲作家還是個人，奧威爾都魅力非凡。他的文學作品主要包括影響深遠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及20世紀上半葉創作的著名散文。
奧威爾的政治著作，尤其是揭露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作品，似乎稍顯過時，因爲奧威爾所批判的這些主義的社會背景已消亡。但細細品味和斟酌，就能察覺奧威爾具有驚人的洞察力。他恐懼極權主義給社會帶來毀滅性影響，憂心極權恣意扭曲真相，使得真理難覓。奧威爾憂心忡忡，擔心極權國家的權力不斷膨脹，必將威脅個人自由。因此，奧威爾在西方政界大受歡迎。右翼分子宣稱奧威爾是首位“冷戰戰士”。早在1945年10月，他就首創了“冷戰”(Cold War)一詞。對於左派人士而言，他是“平等主義”的捍衛者，“特權主義”的敵對者，“人性社會主義”的典範代言人。
奧威爾出身於英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對個人的社會階層定位精確，稱自己是中產階級裏的下層人士。小學就讀於知名的聖·塞浦路斯(St. Cyprians)預備學校，之後獲得名校伊頓公學的獎學金，入校學習。在此他並未循規蹈矩地考入牛津或劍橋，而是子從父業，就職於緬甸的印度帝國警署。這極大地豐富了他的“殖民者”體驗，五年時光激起了他個人對英帝國主義的深惡痛絕。奧威爾對英殖民政府機構不信任，厭惡白種人的特權優越感。同時，奧威爾與其他反帝國主義者不同，他從不美化接觸的印度人和緬甸人。在《緬甸歲月》(Burmese Days)一書中，奧威爾塑造了一個緬甸惡人吳波金(U PO Kyin)，這個東方惡棍可以和臭名昭著的傅滿洲(Fu Manchu)相提並論。
1927年，奧威爾辭去緬甸警察的職務，重返英國，立志成爲一名作家。大約十五年後，他才第一次憑藉寫作賺取收入，而這份收入不過是他做警察一年的工資。
儘管先後做過教師、商店店主、書店夥計等各色工作，奧威爾依然筆耕不輟，雖然那時他的作品少人問津。自1933年伊始後的七年間，奧威爾在工作之餘完成了三部小說的創作，包括半自傳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文筆犀利的報告文學《通往威岡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6)、描寫西班牙內戰的佳作《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同時，他還爲許多英國刊物撰寫書評，砥礪散文寫作技巧，最終術業有成，成爲20世紀上半葉最爲傑出的散文作家。《行刑》(A Hanging)和《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皆爲此時期的傑出作品，成爲現代散文的典範。這兩篇作品簡潔、有力、率直，多年來，深受讀者的喜愛。
在《行刑》中，奧威爾以莎翁般的敏銳洞察力和強烈筆觸，捕捉人類生命的脆弱。一個將要被執行絞刑的印度人，被從牢房帶到了絞刑架處。奧威爾寫道：“我看着死囚從我面前走過，褐色的脊背赤裸着，他每走一步，肌肉抽搐不止，幾縷頭髮上下亂舞，腳印留在溼滑的碎石路上。突然，他身子微微一側，靈活地避開路上的水坑。剎那間，我猛然意識到摧毀一個身體健康、神志清醒的人意味着什麼。看着死囚避開水坑的一瞬間，我頓然警醒，那是無法言喻的扼殺他人生命的錯誤行徑。”沒有任何作家能夠比擬這段奧威爾反對死刑的精彩表述。
《射象》語言生動，多年來一直被收入典範英文散文集。同時，它也對帝國主義兩面性進行了血淋淋的控訴。該散文是奧威爾根據自己在緬甸當警察時的一次捕殺大象的經歷創作的，抽絲剝繭地指出壓迫者對殖民者無意識的牽制和影響。文中的警察，可能正是奧威爾本人，被迫去射殺一頭髮瘋誤傷平民的大象，即便它不再會構成任何威脅。
喬治·奧威爾
“就在這一刻，我深切體會到白人對東方的統治是無力且徒勞的。我站在一羣手無寸鐵的當地居民跟前，貌似人羣中的主角。但事實上，我不過是被身後這些黃色面孔牽制的提線木偶罷了。這一刻，我意識到：白人成爲暴君之時，正是毀滅自我自由之時。”《射象》確實爲奧威爾控訴帝國主義的佳作。它既不是惡意謾罵，也不是咆哮演講，只是一篇傷感地表述個人觀點的作品，寫出了統治階層對被統治者的難以言說的矛盾心理。
儘管奧威爾的早期作品大多得到了正面評價，但暢銷的只有《通往威岡碼頭之路》。這本書被知名出版商維克多·格蘭茲(Victor Gollancz)相中，由其子公司“左翼圖書俱樂部”(Left Book Club)出版，前後共發行四萬七千冊，該銷量在當時堪稱天文數字。《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使得奧威爾飽受爭議。奧威爾形象、犀利地描繪了大蕭條期間，英國煤礦業資本家的惡行，書中的描述令讀者震驚。
奧威爾曾認爲社會主義運動是一場轟轟烈烈的中產階級運動。受工人階級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吸引，他從緬甸回國後，曾試圖融入到工人階級中，卻以失敗告終。多年來，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的融合一直是他鐘愛的主題。他認爲在英國打破階級障礙幾乎不可能，因此，只有當共產主義者拋棄階級優越感，與工人階級融爲一體，共產主義運動才能取得成功。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的結尾處，他揶揄地寫道：“畢竟除了地位，我們什麼也不能丟。”儘管在威岡(Wigan)，某些讀者仇視這本書，但威岡碼頭卻因此名聲大噪，成爲旅遊勝地。威岡花費四百萬英鎊重建了威岡碼頭，旅途勞頓的遊客還可到奧威爾酒吧休息。
《通往威岡碼頭》一書完成後，奧威爾繼而開始揭露西班牙內戰中對革命理念的背叛。在這次內戰中，他是左派中的傑出代表，並且親自參與戰鬥。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中，他認爲斯大林和其盟友並不是真心期望共產主義取得勝利，而是希望通過延長內戰達到削弱西方民主的目的。現在，這一觀點已被大多數學者接納，但在當時，奧威爾卻因闡述這一觀點受到左派的排擠。例如，格蘭茲就拒絕出版《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同時，肯斯利·馬丁(Kinsley Martain)作爲英國首屈一指的左翼政治雜誌《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主編，曾請求奧威爾給一本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新書撰寫書評。但由於奧威爾的評論反對“左翼沒有敵人”這一當時流行認可的觀點，馬丁隨後就拒絕發表奧威爾的書評。此後奧威爾再未和馬丁和解，並譴責他“態度如娼妓，朝秦暮楚”。多年之後，馬格里奇·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回憶與奧威爾共進午餐時，奧威爾要求更換座位。問及原因，奧威爾說馬丁就坐在旁邊，他難以容忍馬丁那副厭惡的嘴臉。
儘管奧威爾與他的社會主義朋友存在諸多矛盾，但發生在威岡和西班牙的事件，完全改變了他對社會主義的看法。離開西班牙後，他寫了一部政治小說《游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1939)。小說描寫了二戰前夕的英國，這也是一部瀰漫着政治色彩的經典之作，受到好評。在散文《我爲何寫作》(Why I Write)中，奧威爾寫道：“自1936年起(從《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到西班牙內戰)，我一直想將政治寫作變成一門藝術。”而事實上，他確實成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發了他的創作。1940年的那個危險之夏，英國的命運處於風雨漂浮之中，奧威爾重新發現了他內心深藏的愛國之情。他還嘗試應徵入伍，卻因健康問題被拒之門外。他患有嚴重的肺病，之後發展成肺結核，最終不幸於46歲英年早逝。
喬治·奧威爾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奧威爾熱愛戰爭，它危機四伏、殘酷危險。他曾表示，戰爭爲社會主義改革勝利創造了獨一無二的機會，他認爲，在戰爭中，無論中產階級還是下層階級都能成爲真正的愛國者，並且左右兩翼都意識到了拯救英國的重要性。他在著名的長篇散文《獅子和獨角獸》(The Lion and Unicorn，1941)中闡述了這一思想。奧威爾寫到，愛國主義會像粘合劑一樣聯結英國各個階級，使他們上下一心。他反對莎士比亞將英國比作遍佈珍珠的島嶼，而將英國類比爲一個大家庭，一個拘謹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家庭。這個家庭裏有高高在上的富親戚，也有飽受嫌棄的窮親戚，年輕人被縛住了手腳，不負責任的叔叔和身體抱恙的阿姨大權在握。但它仍然是一個大家庭，擁有共同的語言和記憶，當外敵入侵時，能夠團結一致，共同對外。
直到1942年，奧威爾終於意識到通過戰爭實現大變革的希望太過渺茫。在他生命最後幾年的時光裏，兩種恐懼夢魘般地佔領了他，讓他焦慮不已。第一種是奧威爾對未來的擔憂——某些國家會被極權主義政府控制，並長久處於戰爭中。正是這一恐懼激發他創作出《一九八四》，這部小說預言了不久的將來，人民將難以選擇地步入恐怖的被監視和洗腦的戰後生活。
他的另一種恐懼更是具有前瞻意義。奧威爾一直憂心忡忡，他擔心迫於國家戰爭和政府宣傳的壓力，真理將逐漸消失。在西班牙內戰中，奧威爾耳聞目睹到國家極權意識的強大和恐怖——扭曲歷史的事件處處可見。奧威爾回憶道：“我看見報紙上的虛假新聞，我看見和平地區屢傳戰報，而對於成百上千人的殺戮置若罔聞;我看見歷史書寫從未真實地記錄真相，而是根據黨派路線的指示，肆意杜撰、捏造事件。”因此，奧威爾筆下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都表達了這一思想：革命勝利後，極權主義者運用種種骯髒手段——語言被扭曲，史實被篡改，皆爲鞏固極權主義的堡壘。事實上，奧威爾的恐懼不無道理。
遺憾的是，奧威爾在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冷戰對抗的巔峯時期去世，年僅46歲。然而，他的真知灼見仍適用於今日。他針對極權主義傾向提出的警告，時時警醒着讀者。隨着當今政治攻擊和黨派宣傳愈發頻繁，他對語言生命力的衰退和真理難尋的憂心顯得更加有理有據。因此，奧威爾不僅活在他的時代，同時也活在我們的時代，奧威爾精神將在二十一世紀繼續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