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伍爾夫，英國作家，被譽爲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外文名叫做Virginia Woolf，生卒時間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
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年—1941年)不僅是英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鋒作家，更是西方女性主義的開拓者，她的一生都在關注女性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其中，伍爾夫對女性深切持久的關懷體現在對女性教育問題的思考上，並且與其小說理論高度契合。在以往的伍爾夫研究中，學者們一般將目光投射其作品上，但鮮有人會關注伍爾夫的教育理念。她通過自身的成長經歷和教學經驗，逐步形成了獨特的解放教育理念，並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伍爾夫對教育理念的集中闡述主要體現在兩篇著名的政論文《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和《三個基尼幣》(Three Guineas)中，本文通過剖析這兩篇文章，發現伍爾夫對當時女性教育現狀的擔憂，對男權統治下主流教育的批判和對未來教育的設計與展望。
弗吉尼亞·伍爾夫
一、伍爾夫所處的時代與女性教育現狀
伍爾夫自身的成長經歷和教學經驗，使她對當時女性受教育的狀況有了切身的體驗。十九世紀的女性教育主要以非正規的家庭教育爲主，以獲取婚姻爲目的，一般由年齡較長的女性擔任女童的教師或監護人。教授的基本內容除了簡單的讀寫之外，多爲學習如何成爲一名舉止優雅、品行端正的淑女、一名稱職的家庭婦女、合格的妻子和母親。弗吉尼亞·史蒂芬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一個名門望族，但她卻和其他女性一樣，無法與男子一樣享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她記錄了這樣一段經歷，當弗吉尼亞在一個上午無意踏入牛津大學的一塊草地，卻立即被一位教區執事野蠻無禮地驅逐出去，因爲“我是女人。這兒是草皮，那兒是小路。只有研究員和學者們才被允許到這兒來，礫石路是留給我的地方”。同一天，當她打算進入國家圖書館時，又被攔住了，因爲“只有在有學院的學術委員會委員陪同或者帶有介紹信時，女士方可獲准進入本圖書館”。兩次被擋在學術中心外的遭遇使伍爾夫意識到，女性始終被排除在男性話語霸權控制之下的高等教育體系之外。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雖然女性被剝奪了接受正規教育的權利，但在一些女權主義者和有識之士的捐助之下，大大小小的獨立女子學院逐步建立起來。這些初等教育機構爲貧困婦女傳授基本的文化知識，但在課程設置和師資管理等方面依然無法與正規的高等大學教育接軌。伍爾夫就曾多次被邀請去女子學院授課，1905年至1907年期間，她在爲勞動婦女開辦的莫利女子學院講授英國曆史和文學。1916年至1920年期間，她在“婦女合作公會”“婦女聯合服務會”等場合講解“婦女與寫作”的問題。伍爾夫通過親身的教學經歷，準確地把握了英國婦女教育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戰之後，雖然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並逐步獲得了投票權、離婚權和教育權，但伍爾夫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政治法律上的權利釋放並不能代表女性獲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在仍是男性話語霸權之下的英國，婦女的解放仍然是任重而道遠。因此伍爾夫專門撰寫了兩篇政論文來探討女性教育問題、背後的原因及解決方案。
二、女性教育問題及背後的深層原因
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伍爾夫揭示了英國女性教育的尷尬境況，進而揭露了女性教育問題背後的深層原因。作者設想莎士比亞有一個與他擁有同樣天賦的妹妹朱迪恩，後者希望像哥哥一樣能去文法學校學習語法和邏輯，閱讀奧維德、維吉爾和賀拉斯的作品，但年僅十幾歲的她卻被父母許配給一位羊毛商的兒子，朱迪恩無法忍受屈辱最終選擇自殺。伍爾夫感嘆道：“任何一位具有了不起天賦的婦女都必然會發狂、殺死自己”，而被杜撰出來的朱迪恩正是英國近代女性受教育的縮影。接着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殺死朱迪恩的幕後真兇——父權制。在男權社會中，女性被認爲在生理、智力和道德上都是低劣的，即使“最優秀的女性在智力上都劣於最差的男人”。伍爾夫憤慨地描畫着男性貶低女性的醜惡嘴臉：“幾百年來，女人一直被用做鏡子，那鏡子具有把男人的外形以其自然大小兩倍的方式給照出來的似魔術而令人愉快的力量。”似乎只有女性的低劣和卑賤，才能彰顯出男性的優秀與高貴。這種心理幻象讓男人的慾望極度膨脹，貪婪和強烈的佔有慾將他們引向戰爭的邊緣。不是女性天生愚笨，而是殘酷的父權制剝奪了女性受教育的權利，扼殺了女性的聰明才智。十年之後，在更爲激進的《三個基尼幣》中，伍爾夫更加直接深刻地揭露了父權制與精英教育的弊端和罪惡。
《三個基尼幣》寫於1938年，此時法西斯的魔爪開始伸向歐洲大陸。在文章中伍爾夫明確指出，是精英教育體制讓人類陷於戰爭的泥沼，只有從根本上改變以男性爲中心的教育制度，顛覆男性在教育中的專制，纔有可能避免戰爭引起的人間悲劇。英國當時的高等教育等級森嚴，學生不敢挑戰導師權威，思想受到了禁錮。學校教育本應該培養出熱愛和平、嚮往自由平等的優秀公民，而如今卻培養了大批自私貪婪和崇尚武力的戰爭狂人。對於這種境況伍爾夫接連提出質疑：“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不僅沒有教人們憎恨武力，反而讓他們去使用武力嗎?教育不僅沒有教給那些受教育者慷慨和寬宏，相反使他們急於保住他們所擁有的……而武力和佔有不正是與戰爭密切相關的嗎?那麼大學教育在影響人們、阻止戰爭方面有什麼作用呢?”英國的高等教育造就了一批崇尚野蠻和暴力的“愛國主義”激進分子，他們進入國家政府的各個領域行使權利、制定法律，甚至成爲教區人員，將整個國家引向危險的邊緣。因此伍爾夫認爲，當時英國教育的背後是腐朽的父權文化體制。
弗吉尼亞·伍爾夫
三、伍爾夫的“被壓迫者教育學”
伍爾夫對當時英國教育的思考已經上升到人性的高度，這與以“教育即解放”爲信條的偉大教育家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的教育思想高度契合。作爲二十世紀批評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方面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學家之一，弗萊雷將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第三世界的教育事業，弗萊雷認爲教育的政治性是其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一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立的教育過程，教育要麼成爲年輕一代融入現行制度的必然結果，要麼成爲自由的實踐。”教育要喚起被壓迫者的主體意識，讓受教育者獲得人性教育，最終實現自我解放。實現人性化教育的途徑是培養被壓迫者的批判意識，通過解構教師與學生的二元對立，消解教師的權威，形成對話式和提問式教學。儘管伍爾夫沒有像弗萊雷那樣形成完整系統的教育理論體系，但她在《三個基尼幣》中幾乎比弗萊雷早半個世紀就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解放教育理念。伍爾夫指出當時英國的教育是壓迫者的教育，最終導致人性的扭曲和異化，男性通過教育灌輸父權階級思想以維護其統治和利益，並以此達到壓制女性的目的。她認爲“壓迫者的教育學”不適合女性：“舊式學院的舊式教育不培養對自由的崇尚”，應該爲這些被壓迫的女性重新建立新的教育體系。
伍爾夫在文章中以建立新式學院爲出發點，從五個方面闡述自己的教育理念：第一，立校之本。新學院應該是一所“試驗性的學院，一所冒險的學院”，並“按自己的方式發展”。伍爾夫指出學校的立校之本應是：求新、求變。第二，教學環境。學院“不要用雕花的石頭和浮琺玻璃來建造它，用便宜而易燃的材料，它們不會積灰，不對傳統造成損害。”“雕花的石頭和浮琺玻璃”象徵伍爾夫眼中舊式學院教育的浮華之風，這些僵硬冰冷的建材暗指了無生氣、壓抑的教學環境。而新的學院不應受到陳腐思想的束縛，要敢於創新、與時俱進。因此“別把貴重書籍和初版書放在玻璃櫃裏。應該讓圖書常新，不斷更換。”伍爾夫認爲人們對已有的知識應該保持懷疑的態度，對真理的探索應永無止境，知識的積累與獲得應該是一個自我觀察、體驗和反思的動態過程。第三，教材設置。伍爾夫認爲學院傳授的“不是戰勝他人的權術，不是統治、殺戮、掠奪金錢與土地的謀略”，而應該教“窮人用得上的知識，比如醫學、數學、音樂、繪畫與文學。新學院應該教授人類交往的藝術，理解他人思想和生活的方法，以及與人息息相關的說話、穿衣和做飯的技巧。”第四，教師選拔。伍爾夫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教師應從生活無虞和思想深沉的人中選拔。熱愛知識的人們會樂意到這兒來”。教師對知識、學生和生活的熱愛與弗萊雷對教師的定義是一致的，後者曾說道：“我永遠不能想象沒有愛的教育，這就是爲什麼我是一位教育家，因爲我首先感到的是愛。”第五，師生關係。伍爾夫在文章中說：“音樂家、畫家和作家都願意在那兒教書，因爲他們也能學到東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僅教會學生，更能提升自己的知識水平和能力。弗萊雷的教育觀可以看成是對伍爾夫教育理念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弗萊雷認爲師生平等是解放教育的重要體現，在《被壓迫者的教育學》中，他寫道：“一位教師行使權力的最好方法便是尊重學生的自由。”解放教育學的目的是解決師生對立的矛盾，雙方應該在共同認識世界的過程中互爲師生，建立和諧平等的關係。
儘管伍爾夫對新式學院的建構有些烏托邦的色彩，但可以清晰地看出她對未來解放教育的構想和期盼。這所新式學院是個“自由之地”，沒有條條框框的束縛，“沒有貧與富、聰明與愚昧的巨大懸殊，各種人、思想和精神優勢互補”。在這個充滿精神碰撞和思想交流的地方，沒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分，所有人都平等自由地探討和追求真理。
弗吉尼亞·伍爾夫
四、伍爾夫的對話式教學
弗萊雷提出對話式教育通過消解教師的話語霸權，喚醒被壓迫者的批判意識和創新能力，打破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隔膜，用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橫向關係代替縱向模式。其中，提問是實現對話的必不可少的途徑之一，教師在授課過程中通過提問的方式，給學生獨立思考的空間、培養學生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對話式教育是培養批判意識、達到解放教育目的的途徑。伍爾夫在弗萊德之前就提出了相似的觀點，下文通過分析《一間自己的房間》來探索伍爾夫的對話式教學法。實際上，這篇文章是她於1928年在學院所做的演講稿，因此可以把它看作伍爾夫的一次教學活動。傳統意義上的演講無需受衆的介入，更不允許受到聽衆的質疑。而《一間自己的房間》卻自始至終充滿了對傳統講解式教學的解構和反叛。衆多文學評論家們都認爲該文章“從頭至尾都體現出思想上的交流”，如肖沃爾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就指出“這篇文章是對父權制的戲謔”。伍爾夫研究專家馬克(Mark Hussey)則明確指出“《房間》是對演講形式的解構”。在演講過程中，伍爾夫用“提問式教學”和“對話式教學”取代灌輸式教學和儲蓄式教學，以期培養學生的批判精神，啓發他們明辨是非、敢於挑戰權威。
演講伊始，伍爾夫問道：“你們(指臺下的學生)可能會問，我們是請你談婦女與小說——而這又與自己的一間屋有什麼關係?”演講者並沒有直接拋出自己的觀點，而是首先以提問的方式引起聽衆對將要探討的話題的注意，邀請他們一起思考。接着伍爾夫就“婦女與文學”這一話題，坦率地承認自己無法給出一個完美的結論，因爲“我應該永遠也不能履行一位講演者的所謂第一責任——在一個小時的談話之後遞給你們一個純粹的真理的天然金塊，包在你們筆記本的頁張之間，永遠地存放在壁爐臺上。”伍爾夫開篇便顛覆了一位演講者“應盡”的責任，打消了聽衆對一場傳統教學演講的期許，她從一開始就不準備讓聽衆置身事外，而是引領他們探討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之後伍爾夫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我所能做的，只是向你們提供一種見解——一個女人如果要寫小說的話，她就必須有錢和自己的一間屋，”她所能做的是盡力證明自己的觀點。原文是“I am going to do what I can to show you how I arrived at this opinion about the room and the money” ，伍爾夫用的詞是“show”，而非“tell” “teach” 或 “instruct”，選詞的謹慎說明她拒絕自上而下的灌輸模式。伍爾夫繼續向聽衆解釋，或許“謊言將會從我的嘴脣裏流淌出來，但是也許有某些真實與謊言混淆在一起，須由你們把這真實找出來，並且判定它的任一部分是否有保留價值;如果沒有，你們當然就會把它整個兒扔進廢紙簍裏，並且把它完全忘卻”。她非常坦誠地提醒讀者，不要迷信專家權威，要用自己的頭腦明辨是非，去僞存真。伍爾夫通過對話式教學將所謂的權威趕下神壇，將知識祛魅，喚醒學生的批判意識，幫助他們重構主體意識。
弗吉尼亞·伍爾夫
五、結語
伍爾夫早於弗萊雷半個世紀提出解放教育理念，兩者都從人類解放的高度，猛烈抨擊特權階級的專制與壓迫，在教育層面爲實現被壓迫者的人性解放而探尋出路。弗萊雷關照第三世界人民的教育，爲的是實現邊緣人的解放和自由;同樣，伍爾夫通過關注女性教育問題，以期實現婦女的解放和自由。儘管身爲作家的伍爾夫並沒有專門爲教育事業著書立說，而是將對女性教育的深切關懷一絲一縷地融入文學創作之中，巧妙地表達出對舊的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對新的教育理論、教學實踐的領悟。在弗萊雷的教育理論視閾之下，我們更能深刻地體會到伍爾夫對女性教育和現代教育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