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整頓官僚機構的六項措施, 只不過是微小的改革。至於其它四項如“均公田” 、“厚農桑” 、“ 修武備” 、“ 減搖役” 更談不上徹底的改革。“十事” 宣佈後, “ 修武備”一項, 便因衆多大臣反對而取消了; 其它各項雖然從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 十月開始推行, 但也無法貫徹下去。僅僅這樣一點微弱的改革, 當時一般官員已認爲“規摹闊大,論者以爲難行”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僥倖者不便, 於是謗毀浸盛, 而朋黨之論, 滋不可解” 。慶曆新政最後在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中, 宣告失敗。
經過嚴格考覈，一大批碌碌無爲或貪腐的官員被除淘汰，一批務實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開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紛紛賦詩填詞，讚揚新政;民衆也爲之歡欣鼓舞，彷彿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慶曆改革失敗後,，社會矛盾並未緩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冗兵資費更是加倍 ，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銳，宋廷財政空虛，就拼命進行搜刮，慶曆年間農民和士兵的鬥爭剛剛下去，各地農民又開始新的鬥爭。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報說，由於民貧乏食，一年當中曾發生“劫盜”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爲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這就是王安石變法。慶曆改革對熙寧時王安石的改革, 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在慶曆新政的基礎上擴大和深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