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9月4日，九龍起了衝突，中英雙方開火了。
衝突原因如下：義律帶領5艘英船來到九龍，派一艘小船投遞稟書，要求供應淡水和生活必需品，並將一張告白送交當地羣衆，央求他們不要在水裏投毒。但是當地官員拒絕接受稟帖，按夷人的描述，雙方“在那裏經過了五六小時的延宕和令人發怒的拖辭推諉”。義律不知道，夷書可不是哪個中國官員敢隨便接手的，弄不好一下子就變成漢奸了，所以義律一着急，就揚言：下午兩點半，如果還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他將擊沉任何在他面前出現的中國船隻!
林則徐奏稱：九龍之戰，清軍戰死2人，受傷4人，師船稍有損失;擊翻英船1艘，擊斃英人至少17名。英方未稱清方具體損失，只說己方受傷數人而已。雙方誰在撒謊，大家各按自己的常識就能作出自己的判斷。
11月3日，清英第二次衝突，史稱穿鼻之戰。後來林則徐奏摺中的幾個文學場面，我覺得需要像電影技術一樣，作一番定格處理：
鏡頭一：關天培“親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執持督政，厲聲喝稱：‘敢退後者立斬’”。
鏡頭二：“適有夷炮炮子飛過桅邊，剝落桅木一片，由該提督手面擦過，皮破見紅，關天培奮不顧身，仍復持刀屹立，又取銀錠先置案上，有擊中夷船一炮者，立即賞銀兩錠。”
鏡頭三：夷人“紛紛滾跌入海……收軍之後，經附近漁艇撈獲夷帽二十一頂，內有兩頂據通事認系夷官所戴，並獲夷履多件，其隨潮漂淌着，不可以數計。”
按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克·薩奈羅的描述，卻是這樣的：雙方交火後，一艘中國船的彈藥庫被擊中，爆炸後下沉，中國船開始害怕，之後，又有3艘中國船下沉，其他船上的船員們紛紛跳船，船隊離開，只剩下關天培的旗艦，以一種自殺式的精神繼續向英艦開火。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裏，沒說天朝官兵謊報戰果的事，只客氣地說：“道光帝雖獲悉發生過這次海戰，但並不知道打了敗仗。”(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譯本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05頁)。茅海建說：“細心閱讀雙方的報告，大體可以得出一個印象，清軍在此戰中並不佔有上風，林則徐的報告中似摻有水分。然這些水分是林則徐所爲，抑或關天培所爲，那就無法考查了。”(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31頁)
穿鼻衝突後，中英在官涌衝突六次。這些衝突，頂多算是戰爭前的熱身運動。問題是，林則徐的意識中，這就是戰爭了。更關鍵的是，這些所謂的戰爭在他的摺子中，都是以大獲全勝的面目出現的。道光看了這些奏摺是什麼反應呢?這些反應是否會影響他的決策呢?
如果說九龍戰報是讓道光吃下的第一粒興奮劑的話，那隨後而來的穿鼻及官涌衝突“俱系全勝”的一系列戰報，相當於讓道光超劑量連服數粒，其亢奮程度可想而知。1840年1月2日，林則徐接到了道光諭旨：“即將英咭利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其……兇犯也不值令其交出。”這個亢奮到極致的可憐的皇帝，看不到貿易停止的後果，他認爲貿易一停，譁，世界就清靜了。當然他看到了關稅的喪失，但這個小氣鬼皇上大方地宣佈：“區區稅銀，何足計論!”
1840年1月5日，林則徐無奈地遵旨出示，宣佈正式封港，完全斷絕中英貿易。就在同天，道光看林則徐遲遲不能赴兩江任上，遂準了穆彰阿所奏，乾脆任林則徐爲兩廣總督，調鄧廷楨爲兩江總督(21日改雲貴總督，26日又調閩浙總督)。並依例解除了林則徐欽差大臣的職務。不能怪道光頭腦簡單，他的傻，也是天朝官員們對夷情的集體無知成就的，所以他纔會簡單地認爲，只要斷絕中英貿易，原先快樂的日子就要回來了!宣佈林則徐爲兩廣總督的同時，道光就把禁菸這個皮球完全地踢給了他：“林則徐已實授兩廣總督，文武皆所統屬，責無旁貸。倘查拿不能淨絕根株，唯林是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