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25年—220年)，是中國歷史上繼西漢之後又一個大一統的中原王朝，傳八世共十四帝，享國一百九十五年，與西漢統稱兩漢。東漢在文化、科技、軍事、佛教等方面成就突出，文化上鄭玄將經學推向高峯並開創鄭學，科技上蔡倫改進造紙術，張衡發明地動儀和渾天儀，軍事上迫使北匈奴西遷，佛教在此期間經白馬寺傳入中國。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建安七子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建安七子，是漢建安年間(196—220年)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學成就，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獲得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爲知己，想依賴他幹一番事業。故而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中，又號“鄴中七子”。
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建安七子與“三曹”往往被視作漢末三國時期文學成就的代表。
時代背景
建安七子生活在東漢末年。在儒家經學思想佔統治地位的兩漢時代，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多是“依經立義”以教化爲中心，重在對文學與政治、倫理及現實的關係等外部規律的研究，而相對忽視了對文學的藝術特質及內部創作規律的研究。
不過，儒家思想本不廢文學，且漢代處於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儒學在爭奪正統的鬥爭中也表現出某些進步因素，故儒學在漢代較爲自由發展時就也提出了一些對文學的看法，接觸到文學的特質問題。
此外，道家異端思想在漢代也在不間斷地發展着，在經學思想統治較爲鬆弛或逐漸衰微時，一些學者受道家思想影響提出了對文學更有價值的看法。文人作家在創作中對文學的抒情或娛樂性質也逐漸有了較爲清醒的認識。
這裏所說的“文學精神的復甦”，就是指文人學者們對文學自身價值和特質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並開始自覺以文學創作抒情言志、表達一己情懷或以之作爲精神自娛手段的狀況。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價：“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曹丕常常與建安七子“行則連輿，止則接席”，孔融被曹操斬殺後，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廣徵孔融的文章。
“建安七子”與“三曹”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對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過貢獻。王粲在詩賦上的成就高於其他六人。劉勰《文心雕龍‧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王粲的作品最能表現哀思，其代表就是《七哀詩》與《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王粲《七哀詩》吟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把在亂世的經歷見聞，融入於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實的記錄。
七人當中，除被曹操處死的孔融外，其他六人都依附於曹操父子旗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爲魏王世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下的五人竟然全部死於這次傳染病。
歷史評價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儘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幹、阮瑀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瑒在建安十三年後。
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爲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王粲《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爲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佔着主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