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爲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這篇文章，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順治元年(1644)五月，清軍入關。此時已執政大清國政的攝政王多爾袞，在政治上延續了籠絡明朝官民的措施。這一時期，清朝爲明朝崇禎帝后發喪、收用明朝降官、保護明朝陵寢、蠲免賦稅等一系列措施。攝政王多爾袞在清軍進京的第二天就傳諭兵部，稱“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加恩養”。不“改削”前朝王爵的政策，對那些失去家園、顛沛流離的明朝宗王們來講，是無法拒絕的誘惑。
而不久後的順治三年(1646)，清朝大臣孫之獬奏言稱“江西故明宗室數千人，聚居省城，不無可虞”，請敕令鎮守將領“驅治”之。這是清朝大臣首次建議對明宗室採取強硬措施，而奇怪的是，提出者孫之獬自己也是明朝降臣。這一次多爾袞沒有再延續之前的“恩養”策略，而是下令將“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各省前朝宗室祿田、錢糧與民田一體起科，犯罪者和小民一體治罪。這一紙詔令，將曾經承認的前明宗室名號連同一切特權正式廢除。順治三年(1644)起到七年(1646)間，清軍對明宗室展開了殘酷的屠殺。比如順治三年(1644)，清軍進入廣州，執紹武帝，殺故明藩王十五人於東校場;順治七年(1646)，在惠州誘殺六王，且不論男女老少。
多爾袞的“恩養”政策到“盡皆誅戮”政策的轉變，到底隱含着怎樣的歷史背景?又或者說，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前明宗室從雲端一朝跌到谷底?
首先我們先要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順治元年(1644)到順治三年(1646)，到底發生了哪些大事使得多爾袞改變了對待明宗室的態度。首先是順治元年(1644)，江南的福王已經在劉孔昭、馬士英等人的擁護下成立了南明弘光政權，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也在江北虎視眈眈，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在四川觀望着局勢。此刻的清朝面臨許多威脅，而由於明朝統治的合法性，以及在江南地區根深蒂固的勢力，多爾袞選擇暫時放下屠刀，拋出了橄欖枝。
但是這隻橄欖枝只是多爾袞的緩兵之計。就比如在順治元年(1644)七月多爾袞曾給南明大學士史可法致信，在信中承諾福王若率衆投降，則會保證他位在宗室“諸王之上”，但是僅僅是三個月後，多爾袞進軍江南，向各地前明的文武官員宣告，凡主動投誠，不分官職大小，一律加升一級，而此刻對待福王的態度就變成了“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軍前，當釋其前罪，與明國諸王一體優待”。隨着清軍逐漸站穩腳跟，對明宗室招攬的籌碼也逐漸下降。所以可以說，多爾袞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執行“恩養”政策，這無非是非常時期採取的措施罷了。
而隨着順治二年(1645)李自成慘死九宮山，南明弘光朝廷覆滅;順治三年(1646)張獻忠兵敗，於鳳凰山逝世，鄭芝龍率部投降…清朝取得了一系列軍事和政治上的優勢，此刻的多爾袞就已經在慢慢改變對前明宗室的態度。
而除了大歷史背景決定了多爾袞策略的改變，還有不少現實因素也都成爲明宗室的催命符。第一就是當時許多反清揭竿起義的團隊都試圖“扶立明朝一人”(即擁立一位明朝的藩王)，這樣的事情是當時的普遍現象，而前明宗室的存在，無疑爲這樣的現象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那麼對於清朝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威脅。爲了杜絕這樣的問題，清朝只能採用斬草除根這樣殘忍的方式。
而第二，則是清朝和前明宗室之間的利益衝突。清初大規模的圈地運動無疑也涉及到了前明宗室的大量莊田，可以說此刻的清朝和前明宗室，就好比狼盯上了肥美的羊。利益的衝突使得清朝不會顧忌太多，懸在前明宗室頭上的那把刀下落只是時間問題。
而這第三，就和我們上文中提到的那個起因有關。這其中還有輿論的轉變，而這個輿論的引導者大部分就是明朝降官，就如上文中提到了孫之獬。雖然之前是明朝官員，但在清軍進入後率先剃髮迎降，爲表現出與前朝的決裂和對清朝的忠誠，在迫害前明宗室方面就顯得尤爲積極。
前明宗室在清朝殘酷的打壓下不僅失去了土地房屋和財產，甚至失去了自由和姓名，在不停的誘殺和追殺之下，導致越來越多的前明宗室不敢投誠、不敢與人接觸，無奈隱姓埋名或出家入道。而這樣的人生悲劇不過是歷史中的滄海一粟，歷朝歷代的更迭都伴隨着這樣殘酷又心酸的故事，與朝代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