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裏是小編，今天給大家說說約法省刑的故事，歡迎關注哦。
漢初之法，承襲秦制。秦之法，則源起於戰國時的魏國。魏文侯師李悝博採各國律法，編著了《法經》。《法經》有六篇：《盜》《賊》《網》《捕》《雜律》《具律》。“盜”是指偷盜、強盜;“賊”指傷害、殺人;“網”指拘禁、斷獄;“捕”即逮捕;“雜”包括詐騙、賭博、貪污、違反制度等各種犯罪行爲;“具”是根據罪犯的表現或加刑或減刑。後商鞅以此爲基礎制定了秦法六律。(《晉書﹒刑法志》)
劉邦入關中後，廢止了繁雜而又苛刻的秦法，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飽受秦法之苦的秦國百姓，聽聞大喜，殺牛宰羊敬獻劉邦軍隊，這爲劉邦後來還定三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約法三章只是臨時性法規，只能短時間穩定民心，卻不能維護大一統的漢王朝的長治久安。於是丞相蕭何在秦法六律的基礎上制定了漢法。刪去了秦法中的參夷連坐之罪，增添了《興》、《廄》、《戶》，就形成了漢律九章。參夷指一人犯法，誅滅三族;連坐指一人犯法，其家屬、親族、鄰居等連帶受罰。《興》是關於徭役徵發、城防守衛等方面的法律;《廄》是有關牲畜飼養、管理和使用的法律;《戶》是有關戶籍、賦稅和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漢書﹒刑法志》、《晉書﹒刑法志》)
但從漢初刑法實施的情況看，夷三族等酷刑亦偶用之。韓信、彭越等均被夷三族。《漢書·高後本紀》記載：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可見直到高後元年，參夷連坐之苛法實際上依然存在着。
然而，強秦的暴亡給後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漢初的統治者從高祖到文帝、從蕭何到賈誼都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在他們看來。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舉措暴衆而用刑之故也”,也既是說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秦統治者役民太重， 二是秦不用仁義， 法網嚴密， 刑罰嚴酷。因此， 漢朝建立後， 統治者提出把“無爲而治”的黃老思想作爲治國的基本方針。政治上力求清靜無爲，穩定發展;經濟上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法律上則着手消減秦時的法律。
除上引高後元年廢除三族罪、妖言令外，惠帝元年冬十二月下詔令，使“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惠帝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漢初法律制度總的趨勢是約法省刑，但許多重要的改革，還是在漢文帝時期進行的。
文帝元年，首先提出“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所謂“收孥”就是將有罪者的妻、子收爲官奴婢。收孥之制自殷商以來就已有之，而連坐之法則起於商鞍。文帝說：“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繩，是用來制止暴行、引導人們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經治罪，卻還要使他們無罪的父母、妻子、兒女和兄弟因爲他們而被定罪，甚至被收爲奴婢。我認爲這種做法很不可取，希望你們再議論議論吧。”
當時丞相周勃、陳平等人受法家重刑理論的影響，認爲用重刑和實行連坐法，人民感到犯法干係重大，就不敢以身試法，這種做法由來已久，因此不同意廢除。文帝說：“我聽說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當百姓就心服。再說治理百姓引導他們向善，要靠官吏。如果既不能引導百姓向善，又使用不公正的法令處罰他們，這樣反倒是加害於民而使他們去幹兇暴的事，又怎麼能禁止犯罪呢?這樣的法令，我看不出它有哪些適宜之處，請你們再仔細考慮考慮。”正是在文帝的堅持之下，最終廢除了拘執罪犯家屬、收爲奴婢等各種連坐的法令”。(《史記·孝文本紀》)
文帝二年(前178 年)，又廢除誹謗妖言法。誹謗與妖言罪，皆爲秦代之遺法。《史記·高祖本紀》記載，劉邦攻佔咸陽後，對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可見當時犯誹謗罪者要滅族。在詔書中文帝指出：“古代之君治理天下，朝廷設置有進善言的旌幡，議論是非、指責過失的木牌，其作用是以此讓進諫者暢所欲言。現在的法律有一條規定： 議論是非、指責過失被當作荒誕不經的言論，並要給予治罪。這就使得羣臣不敢把自己的心裏話道出來，因而使皇上無從知道自己的過失，這樣將如何招來遠方的賢良人才呢? 因此，這一條必須除去。”他還指出：“百姓有時互相邀約集結詛咒皇上，而後來又互相欺瞞、推諉不承認。官吏認定這是大逆不道時，倘若百姓辯解，官吏又認爲他在誹謗。這是百姓中的愚蠢之人，因爲無知而被判死刑，我認爲這很不可取。從今以後，有犯此法的人，不要聽信，不予治罪”。
在“約法省刑”方面最有影響的是文帝十三年(前167年)的“除肉刑”和制定徒刑刑期。所謂“肉刑”,是指割裂肌膚、截斷肢體、傷及罪犯肉體的刑罪，如黥 ( 墨 )刑、劓刑、刖刑、宮刑。肉刑早在夏朝已普遍使用，歷代沿襲，直到文帝十三年才下詔廢除。
漢文帝廢除肉刑的起因是廣爲流傳的一個故事：緹縈救父。故事的經過是這樣的：文帝十三年 (公元前 167 年), 緹縈的父親、時任齊國太倉令的淳于意因犯罪要被押解到長安處以肉刑。臨行前，他感嘆生女不如生男，責怪自己的五個女兒在這種危急情況下竟無能爲力。他的小女兒緹縈聞言“自傷悲泣”,遂決定隨其父至長安， 以視機幫助父親脫離水火。在長安， 她寫了一份陳情書上丞漢文帝。書中說：“我的父親是齊國的官吏，當地的老百姓都稱讚他清正廉明，現在偶爾犯了法， 當受刑罰懲治。但人受刑之後， 死了的就不能復生了，即便是活着，受了肉刑後的身體也不能像以前那樣了，想改過自新也無能爲力了。我願意罰沒官中爲奴婢，以贖父親的罪刑，使其不受肉刑，以完整之軀來改過自新。”
該書情理交融， 引起了以漢文帝的重視。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這段詔令中，漢文帝指出了廢除肉刑的三點理由：一是嚴酷的肉刑並不能制止犯罪。上古之時刑罰很輕，而犯法的很少，現在用肉刑懲罰很重，但犯法的反而增多;二是教化百姓比嚴刑酷法更重要。現在犯法的人多，是因爲我們沒有施以教化，或者教化不得法、不到位;三是施用肉刑後受刑者終身殘疾，想要改過從善已沒有機會。
此詔得到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等一班大臣的認同，並按照詔書要求，提出改革方案：“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
上述文字中的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均是當時的勞役刑，城旦舂是最重的一種，指男犯築城，女犯舂米;鬼薪白粲輕於城旦舂，指在祭祀鬼神時，男犯上山砍柴，女犯擇米做飯;隸臣妾輕於鬼薪白粲，指罰爲官府服役，男者爲隸臣，女者爲隸妾;司寇是最輕一等的勞役刑，主要從事偵捕疑犯、監管刑徒、傳遞文書、運送物資等雜役。城旦舂在文帝改革之前分爲刑城旦舂(包括斬爲城旦舂和黥爲城旦舂)和完城旦舂;文帝改革後，城旦舂分爲髡鉗城旦舂和完城旦舂。完城旦舂，是指在服勞役刑時，不附加肉刑、髡刑，保留身體髮膚的完整;髡鉗城旦舂，則在犯人服勞役時，還要剃光頭髮和鬍鬚，在頸上套着鐵圈等刑具。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帝刑罰改革的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廢除肉刑，將肉刑改爲勞役刑、笞刑和死刑。具體方法是當施用黥刑的，改爲髡鉗城旦舂;當施用劓刑者，改爲笞三百;當施用斬左趾刑者，笞五百;當施用斬右趾刑以上的，改爲棄市。二是規定了服刑期限。改革之前，所有刑罰是無期限的。文帝在廢肉刑詔書中首次提出對罪人實行“有年而免”的刑期問題，對此，張蒼、馮敬也提出了減緩方案：“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 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兩歲，皆免爲庶人。”廢除了刑徒終身服勞役的制度，確定了徒刑的刑期，滿服刑年限的一律免去刑徒的身份，皆爲庶人。
漢文帝廢除肉刑，贏得了“仁政” 的美名，受到了大多數人的肯定和讚揚。白居易稱漢文帝：“始除去之(肉刑), 而刑罰以清”。明朝丘浚：“自是以來，天下之犯法者，始免斷肢體，刻肌膚。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者，文帝之大德也”。清沈家本先生也讚歎曰：“漢文除肉刑， 千古之仁政也”。
但文帝的肉刑改革並不盡善盡美，在執行時卻出現了新問題：斬右趾以死刑代替;斬左趾答打五百，當劓者笞三百， 也多被打死，結果“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到景帝時兩次下詔減少笞數，並規定了笞板的材質、長短、厚薄、施刑部位等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至此被笞者得以保全性命。
漢文帝肉刑改革，意義深遠。首先，肉刑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是一個農耕社會，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從事農業生產。肉刑被以徒流刑爲中心的刑罰體系所代替，並且受刑之人有相對的人身自由，這會使這些人繼續從事生產勞動，創造財富。
其次是使中國刑罰由野蠻走向文明。漢初， 肉刑依然帶有恥辱性， 受到肉刑的不僅對本人來說是恥辱的， 而且延續後代。對犯人來說，廢除肉刑給予了改過自新的機會， 使他們有可能復歸社會， 使其及後代不至於被社會長期歧視。
總之，漢文帝廢除肉刑是中國刑罰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是自從肉刑產生以來進行的第一次重大的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