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瓜分晉國，就此拉開了戰國的序幕，也因此韓國登上了戰國曆史的舞臺。但是，韓國從頭到尾都沒什麼存在感，從戰國前期到秦滅六國，始終在夾縫中求生存，苦苦掙扎了一百多年後，率先被秦所滅。
說起韓國這個國家，大家一定是都不陌生的，此韓國不是朝鮮半島上那個韓國，而是戰國時期從晉國分出來的一個國家。作爲戰國七雄之一，韓國最開始也是十分強大的一個諸侯國，它原本是西周的老牌諸侯國晉國的一個家臣，但後來因爲不滿足於晉國的統治以及在貴族當中的爭鬥，讓韓國從晉國獨立出去，成爲了一個單獨的諸侯國。
實際上韓趙魏三家之所以能夠聯合起來一起消滅智氏部族，它所憑藉的就是韓氏先祖的道義聲望，這就是所謂的德昭天下之功。後來，韓國氏族忠勇正直的傳統成爲了部落的基本傳統，忠義的行爲也被朝野上下所推崇，這是韓國能夠保持源遠流長的一種底氣，也是韓國能夠立國的第一個樞紐。
這個樞紐期的存在，讓韓國有了立國的基礎和根本，讓這個國家有着賴以生存的精神信仰。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韓國最開始是十分忠勇正直的一個國家，可是韓國最後的滅亡確實因爲術治，也就是我們普通意義上所說的陰謀權術。一個忠勇正直剛正不阿的國家卻滅亡在陰謀權術上面，這讓韓國的滅亡成爲了戰國時代最大的一個悖論。那麼，韓國到底經歷了什麼?爲什麼會從一個忠勇正直的國家變成一個崇尚陰謀權術的國家呢?這就要說到韓國曆史上的第二個樞紐階段了。
在韓國曆史上，一共有兩個大的樞紐階段，第一個就是我們上述所說到的韓國的立國階段，這個樞紐期讓韓國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也爲韓國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且爲韓國之後的發展提供了精神支撐。這個樞紐階段，韓國成爲了威脅中原的一個主要的諸侯國，與其他六個諸侯國一起並稱爲戰國七雄。
但是雖說變法在戰國時代的興起，韓國的諸侯國地位開始受到威脅，直到韓昭侯的時候爲了能夠讓韓國更好地發展，也爲了能夠在變法上面與其他的國家保持持平，韓昭侯便任用了申不害進行變法，以謀求更好的發展，而韓昭侯的申不害變法也成爲了韓國曆史上的第二個樞紐階段，只不過這個樞紐階段相比於第一個樞紐期來講，它的弊端更爲嚴重，影響韓國的時間也更加的長久。
韓國在立國之後有過很多次的征戰，這次其中最大的戰績是吞併了當時的春秋小霸之一的鄭國，並且在吞滅鄭國之後，韓國將都城遷到了鄭城，並將其改名爲新鄭，作爲韓國的新都城。自此之後，韓國的實力也是一躍而起。但是，如此強勢的韓國卻在中原地區征戰的時候碰到了他最大的對手也就是與他同出一源的魏國。
那個時候的魏國剛好經歷了李悝變法，成爲了戰國時期的天下霸主，三晉原本同屬一源，所以接壤的土地十分廣闊，領土利益之爭也非常的普遍，所以魏國在崛起的道路之上多多選擇的就是攻打趙國和韓國兩個國家，因此三晉之間的驟然加劇。這個時候，韓國已經非常貧弱，所以在此基礎上，他非常希望效仿魏國的崛起方式在國內進行變法，而申不害就是在這個時候登上歷史的舞臺的。
後世的歷史學者們大多數都將申不害歸結爲法家的名仕，但是申不害的成名卻與法沒有很大的聯繫，他的學說最爲主張的是術治，同時，申不害也是術治派的開創者，而術治之所以能夠歸在法家，原因是因爲申不害所提倡的術治承認在國法的前提之下，也就是說，他承認並且希望自己的變法控制在法律的範圍之內。
所以，後世的歷史學者們大多數也將申不害當成是一位法家的人物，畢竟，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將法家分成三個部分，一部分叫做勢治，一部分叫做法治，另一部分就叫做術治。但是在韓非將法家分成這三大部分之前，術治派也只不過是被天下人看作是法家而已，事實上，申不害的術治與當時法家真正的主流，也就是商鞅學說有着非常大的矛盾和衝突。
最大的矛盾或者說矛盾的根本就是因爲法家的主流主張的是違法是從，也就是說，叫一個國家內部的人員和事物都歸結在法律的框架之下，這其中也包括國君和貴族。但是術治派主張的是以實現術治爲變法的核心，也就是說，他將陰謀權術運用到了朝堂之上，並且把這種當時並不入流的方式合法化正規化，這就讓整個韓國籠罩在了一層陰影之下，所以，申不害的變法實際上弊端大於利益。
我們並不能夠說申不害的變法沒有任何的好處，這樣的觀點是十分片面的。申不害在變法之後，韓國的國家實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韓國本就坐擁着天下最大的鐵山，有着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軍事資源，申不害變法的實施，讓整個韓國擁有了新的發展動力，韓國也就有了更加規範的發展形式。
無論是文化，經濟，軍事的哪一個方面，韓國都有着長足的發展，國內的貧弱現象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這一時期的韓國也曾經以勁韓的形式威脅着中原的發展。但是，韓國的興盛卻是一時之間的，申不害去世之後，韓國的衰弱是非常之快的，在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韓國再也沒有了第一個樞紐時期的那種忠勇正直的精神支撐，整個國家都籠罩在一層層陰謀權勢的陰影之內。
君主凌駕在法制上面，朝廷的官員不在通過正規的渠道謀求職位，陰謀權術成爲了他們最直接是最容易實現自己目標的方式，所以整個國家的朝堂可謂是烏煙瘴氣。到了戰國中後期，韓國淪落爲了最爲荒誕滑稽的術治之邦，韓國從上到下，從君主到臣子，他們無一例外的都在躲避別人的算計也在算計着別人，這樣韓國還有那個能力和動力去爭霸中原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但是，如果韓國只是停留在這樣的狀態之中，還不足以讓最後的韓國支離破碎，也不足以讓韓國這個屬於戰國七雄的諸侯大國承受不住王翦的一次進攻，而最後的韓國之所以那樣不堪一擊，整個國土之所以會淪落成一張千瘡百孔的大網，那是因爲韓國在術治的目標之下不斷地退出了一個又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謀”。
第一個就是主動讓出上黨十七城的計謀。當時的韓國正與秦國交戰，但是因爲韓國的軍隊不敵秦國軍隊的強大，韓王爲了能夠阻止秦國的東進，保住韓國的宗廟社稷，希望通過主動各地賠款的計劃讓秦國退兵，於是便與秦國商議將上黨十七城割讓給秦國，以此換來韓國國內的和平。
秦國君臣在再三考慮之下同意了韓國的求和，但是在接手上黨時期成的時候卻出現了問題。當時鎮守上黨十七城的是韓國的一位將領名叫馮亭，馮亭並沒有執行韓王的命令，而是私自將自己管轄的城池主動送給了趙國，企圖用這十七座城池引起秦國和趙國之間的矛盾和戰爭，讓韓國能夠在兩國戰爭的夾縫當中生存下去。
馮亭的計劃或許是成功的，因爲趙國確實接受了這17座城池，秦國也因爲趙國的所作所爲而發動了對趙國的戰爭，韓國因此得以生存下去。秦國和韓國之間的戰鬥一打就是三年，但是，在這三年之後，秦國的將領白起坑殺了趙國降卒40萬，讓趙國一夜之間失去了幾乎全部的軍事力量，趙國基本上等同於滅亡，這樣的結果對於韓國來講真的是可喜可賀的嗎?當然不是。
戰國時代那樣的天下大爭的時代，幾乎每一個人都明白脣亡齒寒的道理。趙國的存在，可以說是韓國的一道屏障如果失去趙國的先天地理優勢的保護，韓國的滅亡速度可謂會更加之快。如果馮亭當初沒有擅自做主，而是執行了韓王的計劃，相信換來的也不止三年的和平時間。想象一下一個小小不知名的將軍就可以擅自做主，通過這樣的陰謀權術來引起其他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韓國的廟堂之上又會是一番什麼樣的情景呢?因此，後代歷史學家們評論，韓國籠罩在陰謀權術的陰影之內無法自拔，實際上並不誇張。
第二個就是韓王安的鄭國疲秦，這可謂是戰國時代最爲可笑的一個計劃了。當時的韓王安派遣著名的水工鄭國前往秦國治水，當時的秦國天下大旱，八百里秦川面臨着絕糧的危險，秦國的農業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爲農業發展受阻，秦國的軍事實力也受到了削弱，經濟發展被滯緩。
在這樣一個時間段，秦國極其需要的就是修建水利設施，來通過人工的方式改變天下大旱的自然環境，韓王安抓住了秦國這樣迫切的心思，讓自己國內的水工鄭國進入秦國，希望通過鄭國來到秦國，建立龐大的水利工程，以此來拖垮秦國的經濟，或者通過修建質量不合格的水渠來破壞秦川地區的自然結構，以此來拖垮秦國。這樣的計劃，韓王安是沾沾自喜，但是在後來人看來卻有些啼笑皆非、忍俊不禁了。
這是一個無法用語言去評說的計劃，鄭國進入秦國之後在秦王的安排之下建立了鄭國渠，據後世人統計，鄭國渠直接和間接受益的田達到四萬頃。也正是因爲鄭國渠的修建讓秦國的自然環境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秦國的農業經濟也因其突飛猛進的發展，秦國的糧草資源得到了保障，軍隊行軍沒有了後顧之憂，水工鄭國的疲秦計劃成了強秦計劃，不知道後來的韓王安又做何感想?
上述這兩個只是在戰國時代韓國所實施的影響比較大的計劃，除去這些之外，其還有增兵肥周退秦計劃，韓非兵家疲秦計劃等等……韓國陰謀權術之風的熱烈盛行讓韓非這樣的法家名士也不得已參與其中。也正是一個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計劃，讓韓國一次又一次搬起石頭砸着自己的腳，直到最終將自己狠狠砸的，這樣的荒誕和可笑，千古之下由見其神色。
但是，韓國陰謀權術的盛行，也給後來的歷史形成了一個巧妙的漩渦，後來人們的認知開始進行這所謂潛移默化的改變，這一點我們在韓非和張良身上就可以看得出來。韓非堂而皇之的成爲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他被推崇爲戰國時代在法家頂點的人物，而張良他最終以自己的權謀之道實現了全身自保的權謀最高目標，這劉邦那樣的人的統一之下都能全身而退，成爲了後代傳承的一種佳話，也成爲了後代權謀之臣的目標。
可是我們通過戰國時代的發展可以看到，韓非所謂的法家三大部分，有兩種都是毒瘤，一種是所謂的勢治一種是所謂的術治，這兩種形式都是通過一些旁門左道或者陰謀權術來統御整個朝堂，其容易讓人走上彎路，也容易讓一個國家的發展受到阻礙，就如同韓國的變法那樣。韓國的變法將法歸結在君主之下，將於謀權術籠罩在法律之上，把所有的王公大臣貴族們都帶入了陰謀權術的漩渦當中，最終導致了整個韓國的覆滅。
實際上，一個國家如果依賴勢治，那麼就必將導致絕對的君權專制，整個國家的統治也會成爲非人化的統治，成爲絕對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而一個國家如果依賴術治，那麼就必將會導致陰謀叢生，然後讓整個國家陷入內耗的漩渦當中無法自拔。其實，韓國與秦國在同一時間進行變法，但是韓國失敗秦國成功，這樣的結局我們就不難看出，實際上法治纔是治國的正道，這是千古興亡的鑑戒，我們後代人也不可不查。
在戰國七雄中，韓國的兵器可以說是最強的。根據史料記載，韓國以其著名的兵器——弩，爲各國所畏懼。所謂“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同時，就戰國時期著名的縱橫家蘇秦，曾經評價韓國：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溪、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
蘇秦還表示：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跖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由此，對於韓國來說，不僅兵器非常厲害，而且士卒也還具有非常高的戰鬥力。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兵器最強，爲什麼相對於魏國、趙國、楚國、齊國、燕國等諸侯國，韓國是第一個被秦國消滅的諸侯國呢?
一、改革不力
戰國時期和春秋時期相比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戰爭中間戰死的士兵也越來越多。舉一個例子。秦國名將白起，在“長平之戰”中坑殺四十萬降卒,只放回去二百四十個未成年。這與晉、楚“邲之戰”中手把手教敵人逃跑的情況可謂天壤之別。可見戰國時期相較於春秋時期更加“禮崩樂壞”，諸侯國之間的戰爭也以吞併對方爲目的。在這個時候，諸侯國與諸侯國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而且是生死存亡的情況，所以各國也開始尋求通過變法打破現狀、加強國力的途徑。
秦國有商鞅的活動變法，而且進行得很成功，大大提高了秦國的國力和軍隊的作戰能力。其實韓國也有變法的活動。韓國到韓昭侯執政，經過了六代國君，韓國沒有什麼脫胎換骨的變化。這種情況在韓昭侯執政的時候被打破。韓昭侯和秦孝公是同時期的國君，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韓昭侯用申不害變法，其實他們都是同一年代的，但最後的結果差別很大，秦國通過變法強大起來，韓國通過變法也興盛了一段時間，可最終卻改革不力。原因就是申不害與商鞅的變法理念的異同。
申不害與商鞅同爲法家的代表人物，側重的地方卻有區別。學術界一般認爲，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申不害向韓昭侯提供的術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加強君主集權，控制臣下、防範臣下、監督臣下。這是申不害變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商鞅變法更加重視法治，其作用的範圍是秦國由上到下的各個階層，目的就是明確爲了富國強兵而變法。申不害雖然是法家思想，但其主張並強調的術法卻是鞏固韓昭侯一個人的地位，反而限制了臣子的主動性。當然申不害變法確實加強了韓國的國力，但與商鞅變法相比較，從根本上並不徹底。
二、環境惡劣
一個國家的興衰，不僅僅看內部政治環境是否清明，在很大的程度上與地理環境有關。韓國可以說真正處於天下腹心之地，韓國北邊有魏國、趙國，西邊有強秦，南邊巨楚，周圍強敵環伺，尤其是秦國和楚國對韓國形成一個半包圍，使得韓國難以向西方和南方擴張，還要承受巨大的壓力。
另外韓國的軍事裝備雖然強勁，“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但在農業生產上卻有較大的缺陷。“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狹小的國土面積以及貧瘠的農業讓韓國無法供養數量衆多的軍隊，發動規模較大的軍事行動。可以說惡劣的環境在相當程度上遏制和削弱了韓國的軍事實力。而在戰爭殘酷、互相吞併的戰國時期，這種軍事實力的弱小也必定會造成韓國的國力上的衰弱。
三、外交乏力
不僅內部變法的失利，地理環境的惡劣，韓國的外交手段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韓國、趙國、魏國都是從晉國中分裂出來的，在戰國早期存在聯盟的關係。隨後聯盟關係破裂，魏國勢弱，韓國需要新的外交戰略。當時秦國是西方的強國，其他諸侯國也採取合縱的方式壓制秦國。韓國的外交重點應該是是聯合山東六國對抗秦國，但由於韓國受秦國的威脅和破壞最大，曾經選擇依附於秦國;並且韓國不僅合縱攻秦，也曾合縱攻楚、攻齊。可以說韓國在合縱的戰略下首鼠兩端，而且缺乏主動性。這當然是由於韓國微弱的國力和惡劣的環境所造成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韓國在外交上的無力。
變法不徹底，韓國沒有脫穎而出;地理環境惡劣，韓國無法有效對外擴張，提升國力;外交上的無力，讓韓國無法擺脫逼仄的局面，只能苟延殘喘。在這種情況下，韓國的最先滅亡就成爲了歷史的必然。所以在公元前231年，秦王嬴政首先把南陽拿掉。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3年，秦國攻破韓國都城，韓國就滅了。韓國的滅亡是三大原因造成的，而這三大原因，互爲因果，相互都有影響，最終導致韓國的亡國。韓國成爲第一個被秦王嬴政滅掉的國家，也就正式拉開了秦王嬴政統一天下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