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油條一詞，說的是那些並非憑藉真才實學，而是其他手段上位，並深諳爲人處世之道的人，三國時期的曹魏集團中，劉曄就是這樣一個人。
在《三國演義》裏，劉曄可以說是一個很不引人注意的角色，如果不是鐵桿兒的“三國迷”，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記得他的名字。事實上，在號稱“謀臣如雲”的曹魏集團中，他也的確沒有起到多大的實質性作用，而在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賈詡等人的光環之下，他確實也顯得有點兒不那麼出類拔萃。然而，這並不能說明劉曄的才智就真的在這些人之下，事實上，自出道那一天起，劉曄始終都是曹魏集團中重要的謀臣，他曾經長期跟隨在曹操身邊，出過不少奇謀妙計，其後又輔佐曹丕、曹睿，是名副其實的“三朝元老”。
劉曄初到曹操手下，便充分顯示了他與衆不同的獨特的才華。當時，同時被徵召的有“(劉)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而就在曹操向他們問起“揚州先賢、賊之形勢”時，其他四個人都是“爭對，待次而言”，只有劉曄始終不發一言，等到曹操停下不再提問時，才“設遠言以動太祖”，而且話又並不多說，“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猥坐說也。”可見，在這五個人當中，劉曄纔是真正的高手中的高手。面對曹操這樣的人，還要你去誇誇其談地去細說什麼嗎?只要點到也就是了，因爲曹操的理解和判斷的能力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強得多。劉曄初露鋒芒，就以他卓越的才華得到了曹操的認可，其結果是“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十至耳。”如此看來，他是真的博得了曹操的信賴，大概可以從此風雲際會、大顯身手了。
然而事實卻根本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在以後的日子裏，劉曄一次又一次爲曹氏集團獻出奇謀妙計，可是卻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絕採納——而恰恰就是這些計謀，事後竟然無一不驗，一切都在劉曄的預料之中。
就在曹操平定了漢中張魯之後，劉曄就向曹操提出：“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以當時的形勢看，這實在是一個上上之策，如果曹操依言行事，也許三國的歷史就要改寫，可是其結果卻是“太祖不從”。
事實證明，劉曄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因爲就在七天之後，有蜀國的降者說：劉備初入蜀時，“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可以想像，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曹操率大軍殺過去，將會是怎樣的後果。而後來，劉備羽翼豐滿之後，確實成了曹魏集團的心腹大患，他們不但最終失了漢中，還丟了大將夏侯淵的性命。
劉曄不僅能夠對天下形勢、敵我情形做準確的判斷，而且更能深入地深入分析敵人心理，並且提出正確的意見。
蜀國有一個有着“容止才觀”的人物孟達，曾經率衆來降，深受曹丕的器重，封他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人們也都對其十分常識，可是劉曄卻堅持認爲“(孟)達有苟得之心，而恃纔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後來果然不幸爲其所言中，孟達趁諸葛亮北伐之時發動了叛亂，如果不是司馬懿智勇兼備，採取奇襲將其剿滅，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而在關羽被殺之後，(曹丕)“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不”，大家一致以爲“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只有劉曄認爲：“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來劉備果然親自帶兵擊吳。
就在吳國對抗蜀國的時候，孫權突然打發使臣向魏稱臣，於是“朝臣皆賀”，也只有劉曄提出不同的意見：“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可是“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結果一如劉曄所料，“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完全都在他的預料之中。
在劉曄的一生中，獻過的奇謀妙計絕對不僅僅是這些，僅在《三國志·劉曄傳》中的記載就尚有多條。而且，劉曄不僅思維敏捷、才華出衆，還有着過人的膽識和勇氣，十三歲時就曾經按母親的遺命，斬殺了父親寵信的侍者;二十多歲時又借曹操的威名擊殺了地方豪強鄭寶，並且招降了他的部下。
在整個《三國志·劉曄傳》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他的一點兒缺點，他竟是以一個近乎“完人”的形象定格在歷史之中的。在各種歷史著作中，劉曄也得到了人們一致的高度評價。許劭就認爲：“曄有佐世之才。”傅玄則認爲：“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而陳壽則評價說：“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是將劉曄和程昱郭嘉等人並稱的，至少認爲不在衆人之下。甚至連主席也說“此傳可一閱”，認爲劉曄“放長線釣大魚”的計謀是值得學習的。
可悲的是，以劉曄這樣一個有勇有謀的“完人”，做爲曹魏集團智囊中重要的一員，先後服侍了曹操祖孫三代，終其一生，獻計無數，可是他的計謀卻真正被採納的卻少之又少。在《三國志》本傳的記載中，也只有在曹操討伐山賊陳策時才聽了他一次，而在“至則克策，果如所料”的情況下曹操還大笑着說了一句“卿言近之”，算是在語言上對他最高的褒獎了。除此之外，在針對吳蜀兩國的政治軍事問題的重大決策上，劉曄的正確建議竟沒有一次得到執行，甚至也沒有一次得到重視。
爲什麼會這樣呢?只因爲劉曄姓劉——是漢室的後人。而且他這個出身和劉備不大一樣，劉備的“皇叔”身份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常常被人懷疑，可是劉曄“漢室宗親”的身份卻是實實在在的，史載“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惪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這個身份從來就沒有人提出過異議，應該是真實無誤的。也許正因爲如此，儘管曹氏祖孫三代都對劉曄禮遇有嘉，在骨子裏卻從來就沒有真正地信任過他。可以想像，如果劉曄不姓劉，而是姓曹，或者姓夏侯，哪怕是姓劉姓之外的什麼趙錢孫李也都不要緊，只有這個姓氏，只有這個“漢室宗親”的特殊身份，多多少少總會叫他們有些顧慮。
事實上，以劉曄的聰明程度，當然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所以，在天性多疑而又殘暴的曹氏祖孫面前，他爲人低調、經常夾起尾巴做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三國志·劉曄傳》載“(劉)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鹹。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能夠做到這一點真的很不容易，我們想一想都會覺得很累，但劉曄卻一直做得十分出色。儘管他的計謀很少被採納，卻自始至終都是曹魏的重要謀臣，並且做到了太中大夫，“晉爵東亭侯，食邑三百戶”，可以說是成功者的典範了。
晚年的劉曄更加謹小慎微，雖然尚沒有達到“多磕頭，少說話”的地步，卻也逐漸把自己鍛鍊成了一個左右逢源的兩面派。就在魏明帝曹睿和羣臣討論要討伐西蜀的時候，“朝臣內外皆曰不可”，可是劉曄卻“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言，因曰“不可伐”。”分明成了一棵隨風倒的牆頭草。可惜，這棵牆頭草並沒做多久就露了餡兒。因爲有一位“持不可伐之議最堅”的中領軍楊暨，也是明帝的親臣，同時他又十分看重劉曄，“每從內出，輒過曄”，劉曄就和他講開了不該征伐的意見。結果有一次，楊暨又說起伐蜀的事，把明帝惹急了，說了一句“卿書生，焉知兵事!”，楊暨就搬出了劉曄做爲自己的擋箭牌：“臣言誠不足採，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結果召來劉曄對質，他卻以“終不言”的態度玩起了沉默。事後，在單獨見面時，他又對明帝及楊暨分別提出了看似義正嚴辭的批評。對明帝說的是：“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脒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而對楊暨說的則是：“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採，不可不精思也。”結果是“帝謝之”，“暨亦謝之”——他在兩面都撈了好。而且，他這種兩面討好兩面都不得罪的伎倆還不是偶然一用，史載“(劉)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正可見這種事兒他是常乾的。
可是他說的都是真心話嗎?偶一爲之還沒有什麼，時間一長，就有人對他的做派提出了質疑，並且在曹睿跟前打起了小報告，認爲“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曹睿照樣子一試，劉曄果然中計，結果是明帝曹睿“果得其情”，於是從此疏遠了他。最後，劉曄只能落得個“遂發狂……以憂死”的下場，只留下滿腹的遺憾。
對此，《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評論是“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言，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是將劉曄看作了一個“巧詐”之人。其實，傅玄的觀點還是略嫌“正統”了些，今天看來還是多少有些偏頗。試想，以劉曄的“明智權計”，他何嘗不願意“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言”，可是事實上又如何能夠做到呢?多少年來，他周旋在曹家祖孫三代周圍，非但沒有獲罪，而且還在“出身有問題”的背景下將自己的身份地位一次次提高，成爲曹很集團中的“紅人”，又豈是那麼容易做到的?也許正是他多年來奉行的謹小慎微、瞻前顧後的做人原則，所以才使這一性格在他晚年時候達到了極致，並且使他終於沒能善始善終，真真叫人爲之扼腕嘆息。
只不過因爲一個“出身問題”，以劉曄那樣的絕頂聰明，又在曹操“任人唯賢”的政策之下，尚且遭遇如此的命運，更何況非其人，非其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