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對於反腐幾乎是零容忍，爲什麼貪腐現象層出不窮。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明朝洪武年間絕對是中國歷史上反腐最嚴厲的時代，明太祖朱元璋對於貪腐幾乎是零容忍，頒佈《大明律》和《大誥三篇》，從剝皮實草到滿門抄斬，各種殘酷刑罰幾乎無所不用，對皇親國戚也不包庇，駙馬歐陽倫因私販茶葉從中謀取暴利，被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賜死。
但洪武年間的貪腐案件依然頻發，貪腐官員如同過江之鯽。以至於朱元璋自己都感嘆：“我欲除貪贓官吏，卻奈何朝殺而暮犯?”
而到了明朝中後期更是出了劉瑾、嚴嵩、王振這樣的鉅貪。
爲啥朱元璋爲反腐敗定下嚴苛制度，貪腐官員卻仍然多如過江之鯽?
明朝官員官員收入低
當然這不是說收入低就是光明正大貪腐的藉口，只是收入低也是導致官員貪腐、以權謀私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明朝官員的俸祿基本由兩部分組成：糧食和俸鈔。一個正一品月奉糧食87石，俸鈔折算是11087元;從一品72石9175元;正二品61石7773元;從二品48石6117元;從三品26石3313元;正四品24石3058元;從四品20石2548元;正五品16石2039元;從五品14石1784元;正六品10石1274元;從六品8石1019;正七品7.5石955元;從七品7石892元;正八品6.5石828元;從八品6石764元;正九品5.5石700元;從九品5石637元。
另外國家對官員的優惠政策很多，到達一定職級之後可以分配住宅，免除徭役、免除稅收等，就連身邊傭人“柴薪皁隸”和“馬伕”的工資，都由政府承擔的。
這一制度被朱元璋定爲祖制，在明朝一直傳承基本沒動。
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的官員的俸祿在當時的物價水平看來並不算低，明中期人王瓊有言：“國初定製，百官俸給。。。足夠養廉用度”。
也就是說，當時明朝官員每個月領的工資已經可以保證自己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不成問題，能夠過上富裕小康的生活。
不過也有特殊例子。當初洪武年間，宏文館學士羅復仁就過得很清廉，因沒錢在城裏購買宅院，只能住在郊外一棟破房子裏，朱元璋有次跑到他家裏去看。羅復仁正提着桶刷自家破瓦房的牆，看到朱元璋來了就趕緊讓妻子搬小板凳給他坐，這令朱元璋感覺到尷尬和驚訝，趕緊在城裏賞賜了一座宅院給他。間幸其舍，負郭窮巷，復仁方堊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
另外還有吏部尚書吳琳，還自己下地插秧。
隨着明朝遷都北京，官員俸祿裏糧食部分就減少了，減少的糧食就摺合成官方紙幣：寶鈔發放。
但折算成寶鈔也很有問題，一方面是折算比例過低;另一方面寶鈔這玩意兒民間不認，弘治年間，一貫一千錢寶鈔僅值銀三釐錢二文，到萬曆年間，即使是數百貫寶鈔，也不值數十文錢。
而且明朝中後期經濟發展，物價也開始上漲。可因爲朱元璋的規定，官員收入卻不見漲，這就導致官員的收入無法購買足夠的消費品，日子也開始捉襟見肘。明朝後期的清官海瑞作爲正二品的大官，卻經常三餐吃不飽，死後家中連喪葬費都出不起，靠同僚募捐才得以下葬。
萬曆朝的于慎行閣老甚至感嘆：大明朝官員的俸祿連北漢都比不上。“至北漢劉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國，宰相月律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較之唐末已爲太減矣。乃今一統之盛，宰相月俸猶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至薄矣。”
另外我們都知道，當官不可能就守着自己那一畝三分地不動，得到處走動，逢年過節得給上級送禮，平級之間也得走動，一方面是締結關係網，有人好辦事，一方面也是希望混個臉熟博個好感，將來升職加薪的時候也能想到自己。
這麼一弄，那點俸祿就更不夠了。宣宗初年，有一位叫孔友諒的知縣上書說：“大小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意思就是說我一個月那點工資還不夠自家吃飽飯，還要迎來送往，實在是沒錢了。
而且到明朝中後期，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爲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
要知道古代白銀鑄造過後直接可以作爲貨幣使用，市面上充斥着大量可以直接購物的白銀，導致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官員手裏那點銀錢就顯得更少了。
官員收入低，但手中掌握權力，要想吃飽吃好，很多人就開始動歪腦筋，拿手裏的權力去兌換金錢。
大明律律法嚴苛，但沒有依法治國的理念，判罰尺度全憑皇帝一人把握
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非常之嚴苛，尤其是關於官員貪污腐敗的《受髒》一篇，其中規定：對於受財枉法的所謂“枉法贓”，從嚴懲處，一貫以下杖七十，八十貫則絞;對於監守自盜，不分首從，並贓論罪，滿四十貫即處斬刑。
之後又發佈《大誥》，在其中規定凡貪髒鈔六十兩以上者，剝皮並梟首示衆。還搞了好幾次宣傳教育活動，印發全國家家戶戶，規定無論官民，都必須利用一切業餘時間認真學習，連科舉考試都從《大誥》中出題。如果一個罪犯家裏收藏了《大誥》，那麼在量刑的時候可以罪減一等。
甚至連朱元璋本人還“親詣太平門，將各官吏捶楚無數，刖其足，發於本部昭示無罪者。”
但真正執行起來的時候，問題卻不斷出現。
由於皇權的高度集中和強化，明代監察官只有“彈劾權”，沒有“審判權”，導致如何懲治貪官並不取決於法律條文，而是取決於皇帝的好惡與賢庸。
朱元璋時期的郭恆案中，涉及到的官員包括國家的十二個布政司、禮部尚書、刑部尚書、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諸多高級官員和一羣中下級官員，還包括了大批的地主鄉紳。
這其中很多人都罪不至死，尤其一些地方大戶實際上並沒有參與貪腐，他們只是因爲借糧爲地方官員填補虧空。只是因爲人數實在太多，朱元璋已經審不過來了，最後索性寧殺錯不放過，一批一批地殺，前後殺了數萬人，參與者所有人的家產全部充公。《明史》記載：“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爲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因爲殺人過多導致民怨沸騰，爲了平息民怨，朱元璋甚至連主審官員吳庸都殺了。另外擔心如此大的貪污數額引發不良反應，只對外公佈郭恆等人貪污秋糧700萬石。
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皇帝疏於打理朝政，對於貪腐官員的處罰更是隨意。嘉靖朝巡按御史黃廷聘因貪污數額巨大“金銀諸物甚夥”，被衡山縣令陳安志奏報彈劾，按《大明律》應當處斬，最後也只是受到“冠帶閒住”的處分。
律法嚴苛，但沒有依法治國的理念，判罰尺度全憑皇帝一人把握，最後連主審官員都成了刀下亡魂，這就導致律法不僅達不到懲治貪官污吏的目的，反而會嚴重挫傷官吏行政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打擊了學子入仕的積極性，影響高質量官員的選拔。
監察御史斷案缺乏對監察機關的有效監督和制約，監察機關執法犯法
法律制定了，就需要人來執行。爲確保法律的嚴格執行，朱元璋在朝廷設立了最高反腐機構都察院，將刑、檢、法職能集於一身。之後又設置六科給事中，專事糾舉彈劾六部中的貪官污吏。
在地方，除有朝廷委派的監察御史外，又在各省設按察司，掌監察之職;後來他還設立“巡撫”制度，由朝廷派親信重臣到各地出巡，監察地方官吏。
監察御史官階低微，但權力很大，外出巡查號稱“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可立決;六科給事中可以對高級官員進行監察檢舉;所有的監察機構都直通“天聽”，直接向朱元璋彙報。
對民間朱元璋也是廣開言路，在午門外設立“登聞鼓”，號召百姓擊鼓鳴冤，允許、鼓勵百姓民告官，甚至鼓勵民衆將貪官污吏直接綁赴京城治罪，要是有官員敢截訪就滿門抄斬。
此外，朱元璋還設立錦衣衛等特務機關對文武百官包括監察官進行全方位的監督，耳目之廣效率之高堪稱一絕，甚至出現早上貪腐晚上就有錦衣衛、監察官上門抓人的情況，可謂是“朝貪而夕獄”。
錦衣衛也是反腐第一線
但朱元璋忽略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就是監察機關是賦予了皇權特許，可以監督文武百官了，但誰來監督、制衡監察機關呢?
當然了，朝中的文武大臣可以對監察官進行彈劾，但彈劾不一定保證成功，反而會因爲彈劾而被監察官盯上，人家到時候隨便羅織一些罪名，就夠你喝一壺的了。
因此那些被賦予種種特權的監察官沒有監督和制約，加上他們手握特權，因此往往成爲大小官員爭相巴結拉攏的對象，尤其是那些貪腐官員，爲保住自己的腦袋和烏紗帽更是變着法地拉監察官下水，以至於監察官的貪腐現象比普通官員更加嚴重。
洪武十九年，都察御史劉志仁奉命去淮安辦案，到達後他故意久拖不審，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誘姦民女，被朱元璋發現並處死。朱元璋還查出有 61個六科給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貪污受賄行爲。
嘉靖末年，御史陳志先丟失了四件行李，地方官員查獲後，發現“其中皆金寶”，還有他受賄明細表，詳細記載了他受賄“不下數萬”;隆慶年間，淮揚巡鹽御史孫以仁“侵匿鹽銀千餘兩”;殷正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時“歲受屬吏金萬計”。
而錦衣衛以及後來設置的東西廠等特務機構因爲皇權直屬更加肆無忌憚。明成祖朱棣的錦衣衛指揮使紀綱曾矯旨下鹽場取鹽數百萬斤，奪官船運輸，盡入私囊;構陷富商上百家，奪其資爲己有;藉助查處建文帝舊臣的機會敲詐勒索。
而統領東、西廠的宦官魏忠賢、劉瑾等人更是貪腐無數。
監察機關缺乏監督和制約，執法犯法，又怎能保證反腐的效果?
因此，儘管朱元璋費盡心思，爲明朝定下了嚴格的反腐制度，但也僅僅維持了明朝初期的吏治清明。在他死後，編制的《大誥》之後基本不再使用，而明朝的貪腐現象也更加嚴重，甚至出現了不貪腐就無法辦事、不貪腐國家就沒錢的奇葩景象。
明朝的反腐是失敗的，但是帶給我們的思考、警示和經驗，卻是彌足珍貴的寶貴財富，尤其是如今反腐的關鍵時刻，明朝反腐的失敗和不足之處，非常值得我們再去細細品味與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