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裏是小編，今天給大家說說宋朝房價的故事，歡迎關注哦。
“高房價”的問題一直是大衆最關心，也是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其實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其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兩宋時期”。在宋朝“高房價”頂峯時期，甚至連當朝宰相等一品大員也要在京城租房子住，據史料記載，宋朝的“房價”之高非但不輸與現今的高度發達社會，甚至買一套普通住宅的金額令人瞠目結舌。
如果從歷史中追溯“高房價”的問題，或許大多人都會說“肯定是當今社會”，畢竟現如今要比古代發達的多，人口也要比“農耕社會”時集中的多，因此“高房價”的出現理應在當今社會。這種觀點其實說的也是事實，不能稱之爲“錯”;但歷史的車輪無時無刻不在前行，社會的發展也從未停歇。諸如兩宋時期，今天我們稱之爲“古代”，但按照當時的發展進程來看，宋朝其實已經是封建社會發展中的頂峯時期之一。
“宋朝”相較於之前的各個朝代，其“市場經濟”發展的尤爲迅猛，各類商品的交易率更是超越了之前的各個王朝;“市場經濟”的鼎盛勢必會促使人口流動，或是經商轉賣，或是物流運輸。當然，宋朝的“市場經濟”如此發達也會催生一批有錢人;此時也同樣催生了一個全新的行業——“莊宅牙人”，說白了就是今天的“房屋中介”。
當時的房屋換手率極高，史料中這麼描寫“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宋朝的“房地產”行業爲什麼如此活躍?其實跟現如今差不多，簡單點說，“市場經濟”活躍了全國的商品流通，也勢必會造成“超大城市”的出現;而人口過於集中在某地，但凡手中有些積蓄的“宋人”都會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在某城市中擁有一套自己的房產，以此來證明自己在此地的“存在”。
這麼想的人多了，此地房屋必然供不應求，也勢必會推高“房價”;“房價”高了就又會迴歸到市場經濟中，簡單點說，就是會順勢出現以“房屋交易”來從中牟利的商人。宋朝所謂的“市場經濟”當然不會像今天一樣有各種完善的監管制度，既然沒有“監管”，“粗曠式”的市場肯定也會出現很多“囤地捂盤”的惡意牟利行爲，這就又間接推高了“宋朝”房價。
其實早在“趙匡胤”時期也曾出現過“應典賣，倚當物業，先問房親，次問四鄰，他人次得交易”的法令，但諸如《宋刑統》這類遏制房價的法令也只是間隙性實施而已;早在北宋前期，京師“汴梁”的一套比較上檔次的房屋標價至少“萬貫”以上，而一套相對普通的房屋，有史料記載，最低標價也在“一千三百貫錢”。這還只是北宋前期，到了後期更加離譜，一套規模比較大，庭院比較寬敞的房屋價格竟然直接飆升到“數十萬貫”;這樣的價格不僅超出了一般老百姓的購買力，甚至普通的“有錢人”也望而卻步。既然這麼多人都買不起房子，那麼“房屋租賃”業務就被推向了市場經濟的最前沿。
在當時也有一定“遏制房價”的措施，只是比較簡單而已;“朝廷”不再給官員分配房屋就是其中的一條法令。但這對於瘋漲的宋朝“房價”來說只是杯水車薪，雖然“高房價”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卻害苦了衆多在京城爲官的人;歷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當時在京城官拜“御史中丞”，說起來也是位高權重的人物。可就是“蘇轍”這麼一位在京城頗具影響力的大人物，在當時也不得不在“京城”中租房子住;直到“蘇轍”奮鬥了一輩子，在晚年時才下狠心買了一套普通住宅，其費用還算是比較低廉“九千四百餘貫錢”。
9400貫是什麼概念呢?做個簡單的對比，在“宋徽宗”時期，同樣隸屬朝廷的低級官員“抄錄官”，這類人員的俸祿是“月三千五百文”，換算一下相當於3貫半左右;簡單點說，以“抄錄官”的俸祿想買“蘇轍”同等價位的房子，他至少要不吃不喝積攢261年以上才行。當然，“抄錄官”至少還是隸屬於朝廷的公職人員，由此可以想象，比“抄錄官”更加普通的老百姓想要買房是種什麼體驗;因此宋朝著名學者“朱熹”就曾在書中這麼記載“且如祖宗朝，雖宰執亦是賃屋。”這裏的“祖宗朝”指的是“宋太祖”和“宋太宗”時期。
連“宰相”也買不起房子?這個可不是“朱熹”的誇張比喻，史料中確有記載;在“宋真宗”時期，當時有一個朝中重臣叫“楊礪”，官拜“樞密副使”，按照當時的官制，差不多相當於“副宰相”的級別。這個宰相級別的“楊礪”生前“僦舍委巷中”;到了他死後，因爲貢獻頗多“宋真宗”親自登門吊念，結果到了“楊礪”租住的房子附近，皇帝的車駕竟然進不了狹窄的衚衕。
無可奈何之下，皇帝也只得下車“步至其第，嗟憫久之。”看來宋真宗是被“楊礪”的房子觸動了內心，於是馬上命令在“右掖門”前建了一批專供朝中高官居住的官邸;當然，這批房子僅提供給諸如“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這樣的一品大員們居住，至於其他官員，恐怕仍舊得“僦舍而居”。
看到宋朝的“高房價”再回頭對比如今，忽然有種莫名的“幸福感”，還好買房子不至於積攢26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