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6篇，是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
《商君書》着重論述商鞅一派在當時秦國施行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商君書》論述了“強國弱民”。例如：《商君書》中有“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能夠戰勝強敵、稱霸天下的國家，必須控制本國的人民，使之成爲“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認爲國家的強勢和人民的強勢是對立的。只有使人民順從法律、樸實忠厚，人民纔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這樣國家纔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纔會牢固。但是，不要把“弱民”理解成“愚民”。《商君書》中認爲人性本惡，必須承認人之惡性，治理國家要以惡治善才能使國家強大。《商君書》中主張重刑輕賞，他認爲加重刑罰，減少獎賞，是君主愛護民衆，民衆就會拼命爭奪獎賞;增加獎賞，減輕刑罰，是君主不愛護民衆，民衆就不會爲獎賞而拼死奮鬥。
內容簡介
體裁
《商君書》的文體多樣。議論體有《農戰》、《開塞》、《劃策》等十數篇，或先綜合後分析，或先分析後綜合，兼用歸納演繹，首尾呼應。有時也運用比喻、排比、對比、借代等修辭手法。《徠民》篇運用了“齊人有東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強說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說明體有《墾令》、《靳令》、《境內》等篇，是對秦政令的詮釋。辯難體有《更法》，通過人物對話相互駁辯來闡述中心論點，司馬遷錄入《史記.商君列傳》(文字有改動)，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張。
內容
《更法》篇第一 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去彊》篇第四 論削除民不聽從政令帶來的弊端，並需要籍以刑罰，專心農戰，少事商賈做爲解決之方。“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商君書·去彊》。國家把以對善人的寬大來治理奸惡的人民，國家必然陷入動亂，衰落。而如果國家以對付惡人的謹慎來治理善民，國家纔可以穩定強大。《開塞》篇第七 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這種歷史變化的觀點在哲學史上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在具體措施上，此書主張加強君權，建立賞罰嚴明的法治制度，取消貴族的世襲特權，獎勵軍功，提倡耕戰，同時反對用詩書禮樂和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國家。《弱民》篇第二十 旨在闡述‘弱民’與‘強國’之間的相對關係。“民弱國彊，民彊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民如果強了，國君的統治地位就不穩了，所以國君的統治地位要想穩定必須先“弱民”。
作者爭議
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頗有爭論。第一種意見認爲《商君書》基本是僞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第二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爲《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有人也提出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說明商鞅確著有此書。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篇、《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和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書之中。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