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明朝的“九邊”是什麼?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關於明朝滅亡的原因，學界乃至民間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爲源於萬曆、天啓皇帝惰政、不視朝;有人認爲源於明末時的氣候小冰期及農民起義;還有人認爲明朝亡於東林黨的空談誤國，種種看法十分多元。清朝統治者也多次強調，明朝不是清朝滅亡的，而是李自成滅亡的。雍正帝在審訊曾靜時，針對曾靜書內提到因“明亡之恨”而反清一說，反駁道：“前明之亡國，亡於流寇李自成之手，與我朝毫無干涉。”甚至認爲清朝攻滅大順政權，是“爲明朝報仇雪恥，是我朝深有德於前明”。
然而在筆者看來，從明朝萬曆末年經天啓朝直至崇禎朝，後金是始終是明朝的勁敵，且持續消耗着明朝的實力，是明朝最終滅亡的重要原因。結合明末北部邊疆時局來分析，明朝滅亡同後金崛起、明九邊(九鎮)防禦體系崩潰、滿蒙聯合有着直接且持續的聯繫，其他因素如饑荒、弊政等等並非導致明朝滅亡的最重要的因素，如常常被視爲明朝滅亡導火索的三餉加派，其中的“遼餉”即是爲了應對後金對遼東的侵擾。
站在明清鼎革的歷史時段，結合明末清初的北邊局勢，可以發現，隨着女真的崛起、後金的建立，九邊作爲明朝北邊安定的基石逐漸被撬動，進而造成明朝統治根基鬆動。遼東鎮的殘破，對明朝的影響不僅限於遼東，而是影響到整個九邊地區和明朝的國運。隨着大順的崛起，明朝九邊逐步爲農民軍所佔領，明朝安內攘外的九邊精銳被摧毀，明朝也隨之滅亡。清朝入關後陸續攻佔了九邊地區，爲清朝全面南下、集中力量進攻南明奠定了基礎。因此可以說“得九邊者得天下”。
明九邊示意圖
明朝最精銳的部隊在哪裏?
明朝在統一中原之後，開始推行都司-衛所制，北方靠近蒙古的區域是明朝衛所的集中區域。在都司衛所體制下，明朝遇到戰事時，臨時從衛所抽調士兵，“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軍權控於朝廷，將不知兵、兵不知將。
由於明中期北部邊疆邊患加重，原先的都司-衛所制無法高效地應對邊外的威脅，故明廷不得不通過在衛所制之外設立鎮戍制以保衛北邊，並逐步形成了九鎮(九邊)。原先具有臨時差遣性質的總兵官逐漸轉變爲常駐地方的軍事將領，地位甚至在都指揮使司之上，“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設官統兵鎮戍，其總鎮一方者曰鎮守”。隨着鎮守總兵官一職趨於固定，總兵官既負責平日操練，亦負責戰時的領兵作戰。此後，明廷又在九鎮設立巡撫、總督等職，或是爲了以文制武，或是爲了統籌協調邊鎮的防禦。
明前期，明朝的京軍戰鬥力尚可，但經歷土木堡之變後，京軍實力再難完全恢復。有文章認爲，雖然明九邊士兵戰鬥力不及蒙古，但相比京營，可謂精銳，“尤其是明朝末年後金興起，大起義爆發……如果沒有邊軍，明王朝的歷史將會重寫”。隆慶末年時，九邊地區“主客邊兵，自遼東至甘肅，凡六十六萬四千三百一十九人”，比明初還多。隆慶三年，薊遼總督譚綸曾言：“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九邊士兵數量佔明朝軍隊的大部分，亦是明朝軍隊的精銳所在。
爲何明軍在江浙和朝鮮抗倭表現截然不同?
時常有人討論，爲何明朝江浙軍隊的戰鬥力如此不堪?爲何無法迅速消滅江浙沿海的倭寇(包括海盜)?甚至出現官軍被倭寇追打的情形。明朝耗費數十年才基本消弭了倭寇之亂，這是爲何?這要從明朝的軍制和軍力分佈說起。
在嘉靖朝倭寇猖獗之時，鎮戍制尚未在江浙一帶(南直隸和浙江地區)普及，故明朝無法及時厚集兵力應對，且衛所武將和士兵之間缺乏瞭解和默契。而倭寇和海盜的流寇特徵，即來去無定蹤，以劫掠爲目標，也使得明朝軍有力無處使，分散的衛所無法應對流動且頗具戰鬥力的倭寇。此後，戚繼光打造的戚家軍，不是基於衛所制，而是募兵制，將知兵，兵知將，具有鎮戍制特徵。
江浙地區鎮戍制建立較晚，這也能解釋爲何嘉靖朝時日本遊兵散勇倭寇同中國沿海海盜合流之後，可以在東南沿海猖獗數十年，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成爲江浙衛所官軍的苦主;而萬曆朝時明朝軍隊卻可以在朝鮮同剛經歷日本戰國時代洗禮的日本精銳正規軍進行集團化、大規模廝殺，且時有取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朝鮮同日本軍隊作戰的士兵相當一部分來自於明朝的九鎮地區。此前，九鎮區域的士兵，在持續一百多年的應對蒙古的戰事中得到了充分歷練，且騎兵佔有相當比例，在朝鮮地區同日本軍隊進行集團式作戰並不落下風。特別是明遼東鎮將士，既要應對蒙古軍隊的侵擾，還要遏制女直諸部的崛起，可謂身經百鍊、敢打敢拼。
明朝雖然在朝鮮地區投入了九鎮重兵同日軍對戰，但從未把所有的雞蛋放在朝鮮這個籃子裏，即明朝只是從九鎮鎮戍軍中撥出一部分士兵參與對日作戰，大部分士兵還是駐守原地。從明初到明萬曆後期，明朝北部邊疆的主要對手是蒙古，如嘉靖時，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軍隊，不時南下進入山西地區，“破城堡，殺吏卒，無歲不至，邊境苦之”，甚至嘉靖二十九年，發生了俺答汗率軍圍困明朝京師的“庚戌之變”。隆慶時，明蒙實現了“隆慶和議”，土默特蒙古同明朝關係尚可，但甘肅邊外的青海蒙古以及遼寧邊外的其他蒙古部落，依然是明朝的主要對手。明朝遼東總兵李如鬆率領數千人在朝鮮碧蹄館大戰中陷入日軍重重包圍，儘管損失較大仍能全身而退，而之後他在領兵數千出遼東邊牆同漠南左翼蒙古作戰時卻很快中伏身亡，蒙古軍隊的戰鬥力由此可見一斑。
萬曆名將李如鬆
滿蒙聯合對明朝九邊防禦有什麼影響?
清朝統一蒙古諸部的時間不一，時間跨度很大。如漠南蒙古，早在清軍入關前，便已臣服清朝;至康熙朝時，漠北蒙古和青海蒙古相繼臣服;而漠西蒙古，直到乾隆朝二十二年時才最終臣服。《聖武記》評價蒙古諸部：“漠南內蒙古接壤滿洲，臣服最先。”漠南蒙古逐步臣服後金，標誌着滿蒙聯合的開始，也意味着滿、蒙、明三方均勢局面的打破。
由於後金逐步統一漠南蒙古，此前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日漸瓦解，明九邊不得不面臨滿蒙聯軍的侵擾，防禦壓力倍增。如天聰三年(1629)九月，後金借道蒙古進攻明朝，皇太極“遣使諭外藩歸順蒙古諸貝勒，令各率所部兵來會”，明軍原本單獨防禦後金或蒙古已十分吃力，彼時滿蒙聯合，明朝北邊防禦形勢更加嚴峻。滿蒙聯合所帶來的結果，除了明軍面對的敵人更多之外，還使得後金有了進攻明朝的嚮導。如天聰三年十月，後金進攻明朝，皇太極親率大軍，“以來朝蒙古喀喇沁部落曾受賞於明，熟識路徑，用爲進兵嚮導”，讓後金熟稔明朝北邊地形和防禦情形。滿蒙聯合和遼東殘破對明九邊防禦產生了重要影響。
隨着後金對漠南蒙古的逐步統一，自崇禎二年起，後金軍隊得以避開山海關、借道蒙古，入侵明朝京畿周邊劫掠，極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國力，同時也打亂了明朝在九邊的軍事佈局。九邊東側防禦壓力陡增，導致明朝不得不從西側邊鎮調兵支援，進而導致西部兵力空虛。
皇太極畫像
遼東局勢對明朝九邊體系產生了什麼影響?
崇禎十五年，明朝同後金(清)鬆錦決戰時，明朝援軍號稱十三萬，領兵將領包括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大同總兵王樸、宣府總兵李輔明、密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山海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及副、參、遊、守二百餘員，這些將領所轄之兵多抽調自大同、宣府、薊州等地。遼東鎮以外的“八邊”不斷向京畿和遼東輸兵，造成了明朝對“八邊”地區的控制力下降。
另一方面，清軍對遼東鎮的佔領和對京畿的入侵，使得明朝遼東鎮和薊鎮的建制、設官等發生了巨大變化。至崇禎十五年，明朝在山海關內外設立了兩個總督，此外，又在昌平、保定設立總督兩名。除了總督，山海關內外還有寧遠、永平等六巡撫，寧遠、山海、昌平等八個總兵，“星羅棋佈，事權不一，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牽制之”。爲應對清軍入侵，明廷在京畿和山海關外設立了衆多的總督、巡撫、總兵和監督太監，明朝的薊鎮和遼東鎮格局被完全打破，衆多官員相互制約，也影響到了明軍的防禦效率。
崇禎十五年鬆錦之戰明軍慘敗後，清軍佔領了原明遼東鎮大部分區域，山海關外的屏蔽日益殘破，山海關成爲阻擋清軍的前沿。此前，清雖多次破邊劫掠明朝京畿，但無法長期佔據城池，最主要原因即是山海關阻隔了清軍同遼東的聯絡，正如乾隆帝所言：“有此關控扼其中，內外氣脈不能貫注，即由他路入邊，而彼終得撓我之後。所以天聰三年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徵明，進圍燕京，仍復釋之而去。聖謨深遠，未嘗不籌慮及此。”即是強調山海關對明朝危亡的重要作用。
鬆錦之戰後，孤守寧遠的吳三桂也不得不內徙，山海關外幾無屏障。此外，崇禎十五年明軍在薩爾滸、松山、錦州等地的先後潰敗，一方面消耗了明朝的九邊精銳軍力;另一方面，隨着洪承疇、祖大壽等人的降清，這些明朝邊將、邊軍爲清朝所用，成爲清朝進攻明朝的嚮導和依託，明朝面臨的敵人從滿蒙聯軍變爲了滿蒙漢聯軍。
崇禎二年後金入侵明朝京畿“乙巳之變”圖示
後金同農民軍崛起和明朝滅亡有什麼關係?
可以說，李自成的崛起，是後金頻繁侵擾明朝遼東和京畿的副產品，即後金通過持續的騷擾，不斷削弱明朝的軍事力量乃至經濟實力。崇禎二年，後金軍隊第一次繞過山海關侵入明朝京畿，崇禎帝不得不從各地調集“勤王”兵力，包括袁崇煥節制的遼東鎮以及九邊中最西邊的甘肅鎮皆有士兵入援京師。此後，後金又多次領兵入關劫掠內地，故明廷不得不再從九邊調兵勤王。如崇禎十五年，“時大同兵二千五百人，往守山海關，因糧餉不繼，駐於擡頭營”。
在這種背景下，邊軍入衛京師造成邊鎮空虛，農民軍有了發展、喘息的時機。史料記載：“先是明陝西大飢，盜賊蜂起，邊軍乏餉者應之，及燕京被兵，延綏、固原、甘肅、臨洮、寧夏五鎮總兵，皆以勤王入援，陝賊益不可制。”如在常年，農民軍在陝西將會遇到強力鎮壓，但九邊精銳被調至京師，降低了明朝控制地方的能力。此外，部分九邊士兵也因衣食無着和對長途奔波的厭惡，投靠農民軍，“會京師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勤王兵譁而西，延綏總兵吳自勉、甘肅巡撫梅之煥勤王兵亦潰，與羣盜合”。農民軍得以迅速壯大，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九邊譁變士兵的投奔。
崇禎十五年，明軍在遼東慘敗，精銳喪失殆盡。而當年亦是李自成迅速發展壯大的一年。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在湖北整頓了農民軍建制，謀劃下一步進取方向，李自成的謀士或建議直接北上進攻北京，或主張東進切斷京師漕運，但謀士顧君恩認爲：“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轉向京師……自成稱善。”顧君恩主張先佔據陝西，並自西往東佔領明朝的九邊地區，此即先攻佔明朝邊鎮再進取京師的策略。此後，李自成幾乎完全採納了顧君恩的意見，先攻佔了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此後自西向東，先後戰略了明九邊中的榆林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太原鎮、大同鎮、宣府鎮以及原明薊鎮區域的居庸關，最終兵臨北京城下。
九邊地區的淪陷，意味着鬆錦決戰之後明朝手中殘留的王牌軍隊基本都投靠了大順軍，或者被大順軍殲滅，影響了彼時京城文武官員的守城決心，明朝大勢已去，一些人已開始琢磨投靠大順軍。此後，守城太監打開了城門，放進了大順軍。彼時，吳三桂據崇禎帝諭旨入關勤王，但未及勤王，北京已被攻陷。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於景山，明朝滅亡。李自成入居北京，搶在了後金(清)之前奪取了勝利果實，然而奈何李自成生不逢時，偏偏遇到了實力處於巔峯狀態的後金(清)，這江山最終還是讓清朝奪了去了。
李自成進入北京
吳三桂手中的九邊士兵對明末清初時局有什麼影響?
明朝放棄了遼東鎮並將所有兵力調入關內勤王，雖然未能拯救明朝，但後來滯留山海關、未投降大順軍的遼東鎮吳三桂部，成爲了左右明末清初時局的關鍵力量。大順軍佔領北京之後，吳三桂也一度打算率領自己手中的九邊士兵接受招降，奈何得知心中所愛陳圓圓在京師被大順軍將領掠去之後，“衝冠一怒爲紅顏”，拒絕了李自成的招降，並率軍退守山海關。李自成得知消息，深感事態嚴重，未及在北京正式登基，便率領大順軍精銳北上圍攻吳三桂。
多爾袞率領的清朝精銳也將抵達山海關。其實這並非僅僅是巧合，也是歷史的大勢，即清軍得知明朝陷入危機，傾覆在即，也乘勢嚮明朝發起全面進攻，已有問鼎天下的想法。即如順治元年四月清朝大學士范文程所言，“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爲門戶。我師往來，斯爲甚便”。可見此次攻明，清軍的目標不再是劫掠和騷擾，而是意圖攻下山海關並窺伺中原。之後，多爾袞認可該議，親率滿蒙漢精銳力量進攻山海關。
退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在戰略上陷入邊外清軍和邊內大順軍的夾擊，進退維谷的吳三桂最終選擇聯合清軍對抗大順軍。此後，在吳三桂的正面迎擊和清軍的奇兵突襲下，大順軍慘敗，吳三桂和清軍“大敗賊衆，追殺至四十里，賊首尾不相顧，遁走燕京”。自此，包括山海關在內的整個遼東鎮已爲清朝所佔領。
清軍入關後，幾乎沒遇到大的抵抗，便佔領了原薊鎮、宣府、大同等地，此後又出兵攻佔了山西地區。清軍佔領山西之後，兵分兩路進攻陝西，一路由山西、河南西進，一路由邊外蒙古地區過河套進攻陝西三邊，清軍勢如破竹，李自成被迫逃離陝西。順治二年正月，“以西安大捷、三秦平定，上御武英殿受朝賀”。自此，明朝九邊地區皆爲清軍所控制，也爲清軍進一步南下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