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伯謙的血衣很重要，有繼續追尋的必要性
關於方伯謙血衣的重要性，拙作《將方伯謙的血衣呈上公堂》一文中曾有論舉：
方儷祥女士的伯婆、方伯謙的“葛夫人慾持血衣上京控訴”;
還是這位伯婆對侄孫女方儷祥女士說：“那是你伯公的軍衣，他是被劉步蟾害死的，你們要牢牢記着”。
方儷祥女士的父親、方伯謙的侄子方瑩將軍對女兒說：“這是你伯公的軍衣，被劉步蟾殺害時穿的，血滴軍衣，掛在這裏作紀念。”
當時“海軍海軍聯歡社管理員”黃道源、辦事員楊樹滋對鄭練簡等畢業生們說：“‘這套血軍衣是濟遠方管帶在指揮台指揮督戰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壽昌的腦漿鮮血所沾的’。這件血衣的陳列足可證明當時方伯謙管帶並沒有臨陣畏縮，是英勇善戰的”。
“民國老海軍界人士”鄭練簡先生說：“歷史昭昭，當年在民國，方伯謙是以英勇善戰被冤殺來陳列展覽他的沾血軍衣的，這都可證實當時方伯謙管帶是善戰到底的，而不是‘逃軍’。清廷判定方伯謙‘逃軍’，那是無稽之談。”
當今史學界也有人說：“方伯謙一案已過去近百年了，但是從方伯謙被殺時起，對方伯謙該不該殺，對方伯謙其人就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海軍界反映尤其強烈，他們一直認爲方伯謙是被冤殺的。民國期間，海軍界同仁，懸掛方伯謙的血衣於上海海軍聯歡社以示其冤。羣情之激烈，於茲可見。”
上列是《方伯謙問題研討集》一書所反映出來的情況。筆者曾爲此感嘆：“這麼多人，從方家後裔，到海軍界的同仁，再到今天大學歷史系的教授，都認爲這件物證重要。對這樣一件非同小可的物證，我們能不重視麼?能不搞清楚麼?”[1]
方伯謙故居
新近出版的一本關於方氏家族事蹟的普及性讀本《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以下簡稱“海軍世家”)，即與本人頗有同感。該書中計有26處(頁)，提到了方伯謙的血衣，並指出了方伯謙血衣的價值和重大意義：
“這樣一件血衣的實物，證實了方伯謙在豐島海戰中是英勇奮戰的，也解釋了當時方伯謙在望臺上指揮作戰與沈壽昌並立，沈腦漿鮮血沾其衣是事實。”[2]
“這件濺血征衣無聲地證明了濟遠艦官兵是在方伯謙的堅定指揮下與強敵進行殊死作戰的。……卑鄙的流言畢竟改變不了血寫的事實。”[3]
可見，如此重要的一件物證，是萬萬輕忽不得的!對於方伯謙的血衣，我們不僅有必要繼續追查下去，而且大有必要。
二，方儷祥女士的伯婆、方伯謙的葛夫人告訴她：福州方伯謙故居里，有一件方伯謙的濺血軍衣
早在《日本研究》1988年第二期上，方儷祥女士發表的題爲《我爲伯公方伯謙鳴冤》一文講到，她的伯婆、方伯謙的葛夫人告訴她：福州有一件方伯謙的濺血軍衣。按照方儷祥女士《我爲伯公方伯謙鳴冤》一文的指引：
“我幼年時，我的伯婆(大祖母)自旅順歸來，她是一家之主，全家上下對她都尊敬非常。凡方家子弟，自幼長輩都要我們謹記着，伯公方伯謙任濟遠兵船管帶，甲午海戰中英勇作戰，以一敵三，掛白旗詐降，炮傷日艦，朝廷曾下旨嘉獎，但後來給李鴻章、丁汝昌、劉步蟾陷害，他們‘公報私仇，殺人滅口’，冤殺我伯公。我大伯父到旅順運棺回籍，並迎我伯婆回福州養老，我家二進堂上放有‘誥封盒’，內有伯公的遺物。”
“我依稀記得，每年端午節前，伯婆、伯母、叔母和母親圍坐在二進廳堂前階的八仙桌邊做香包，伯婆特意爲我姊妹倆做一對同樣的香包，掛在我們衣襟上，又左手牽姊姊，右手挽我，去河邊看劃龍船。還有一次，端午節後六月曝曬冬衣時，伯婆指着一件有血污的衣服，告訴我們說，那是你伯公的軍衣，他是被劉步蟾害死的，你們要牢牢記着”。
“我們家有一本《孽海冤魂》，便是伯公同儕爲他申冤寫的，還有衣物，但我們缺少官方文件。”[4]
這件血衣，方儷祥女士只說是方伯謙的“有血污的衣服”、“伯公的軍衣”，沒有指明這件“軍衣”的來歷。但這沒有關係，隨即就有人幫忙，告訴我們這件衣服的具體來歷。這位助人者，是福建省文史館員、文博副研究員王鐵藩先生。王鐵藩先生在《方伯謙故居記》一文中詳細敘述了自己的目睹耳聞：
“我於1958年來訪方熹藩老先生時，(在方故居前廳)見到的4幅山水畫… …廊柱上側掛楠木雕聯一對… …橫樑上掛有誥封盒一隻。朱漆，兩旁護有龍鳳雕刻，貼金，內所請誥封，是伯謙父親或伯謙夫人?因沒有人拆開過，不能斷定。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所毀;當時他們還從閣樓上搜出方伯謙的沾血軍服和馬刀(指揮刀)。據說，伯謙蒙冤後，葛夫人慾持血衣上京控訴，被人勸阻沒有成行。這件沾滿血跡的軍服，是伯謙英勇作戰的證據，可是被人抄去後，至今下落不明。”
“妾陳淑清(系方伯謙)在外地所納，繼室葛夫人在上海完婚，後居劉公島。此兩人，至伯謙蒙冤遭難後，始由其二叔仲恆，嗣男熹藩接歸福州居住。”“方熹藩(1876—1965)序名聲炳。光緒間邑癢生，負笈春申(上海)學習建築工程，曾任福建省建設廳技正主任等職。… …1958年筆者在福州市文化局任文物管理工作。忽得來函，約移交孔子廟由他保管的一些文物和檔案。… …方老先生當時已有80高齡，談鋒還很健。… …上列有一部分情況是我當時目見，一部分在談話中得到啓發，一部分是熹藩嗣子方鏞告訴我的。”[5]
1991年9月13～14日在福州召開的“甲午海戰中之方伯謙問題研討會”上，王鐵藩先生又對上述問題繼續進行了說明：
“據瞭解，方妻每年夏天都將方的血衣拿出來曬黴。我曾問知道此事的一位女士這是內衣還是戰衣。如果是內衣，則是殺頭時脫落下的;而她回答是戰衣，說明方當時血染征衣，並非怕死逃跑之人。方妻也曾想據此上京鳴冤。這件血衣文革間被紅衛兵抄走，下落不明。昨天據老先生說，他們還見過這件血衣，確是戰衣。但我還沒落實清楚” [6]
這樣，方儷祥女士提出，王鐵藩先生親見、親聞、親自調查，證實方伯謙福州故居里這件家人所藏的“沾滿血跡的軍服”，是“戰衣”。這件“血衣”，顯然也沒有被轉移到別處，一直保存在福州到二十世紀60年代“被紅衛兵抄走”始“下落不明”。
需要說明的是，最近又有一位幫閒站出來了，新出版的《海軍世家》一書，試圖推翻王鐵藩先生的調查結論，提出了新說：
“文博研究員王鐵藩先生在方伯謙問題研討會上的發言，可以證實當年被刑現場方伯謙穿的是黑色軍裝。”[7]
此言，既無調查，又無論證，王鐵藩先生明明推斷是“戰衣”，而他卻一口咬定是“被刑現場的黑色軍裝”。相信，方儷祥女士對這個魯莽的結論，只會是苦笑不得、大搖其頭的了!(方儷祥女士已經有了自己的見解，下文將給大家揭示方儷祥女士心中的血衣)
甲午風雲劇照
三，鄭練簡先生說：上世紀30年代，上海盧家灣呂班路海軍聯歡社有件方伯謙的濺血軍衣。方儷祥女士對此表示同意
這件衣服，“民國海軍總監鄭滋樨中將長子”鄭練簡先生年輕時見過，他的“全班同學”都見過，他的馬尾海校的校友也見過，而且很具體地指明瞭這是豐島海戰時方伯謙穿過的沾血軍衣。鄭練簡先生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方伯謙血衣親見記》裏，詳細記述了自己親見方伯謙沾血軍衣的經過，並提供了一大批的證人：
“民國間，海軍界陳列方管帶血衣，說他英勇善戰，爲他平冤昭雪。”“我們老海軍到過上海的人，多見陳列在聯歡社的方管帶血衣”。
“在豐島海戰中，濟遠艦被倭寇炮彈擊中船上炮臺，大副都司沈壽昌頭裂而亡。方管帶與沈並肩而立，腦漿鮮血沾方衣上，方伯謙仍屹立望臺指揮，連發40餘炮擊中日艦‘浪速’號。由方伯謙被沈的腦血所沾的軍衣，可證明方伯謙當時未離望臺。再由《黃鐘瑛傳》的記載看，說他‘臨陣畏縮’，躲入裝甲最厚處能成立嗎?當時不是方伯謙在督戰還有誰在督戰指揮發炮40餘發呢?”
“本人在1936年秋間，帶領本班全體同學，由馬尾海軍學校去南京海軍部報到[8]，途經上海，在上海海軍聯歡社(當時在盧家灣呂班路)休息兩天去南京。休息期間，當時海軍海軍聯歡社管理員黃道源、辦事員楊樹滋帶我們全班同學去參觀該社的甲午、甲申兩戰役的歷史陳列室。
在甲午中日海戰的陳列室中，陳列有一套方伯謙當時指揮作戰中血濺的軍衣。他們介紹說：‘這套血軍衣是濟遠方管帶在指揮台指揮督戰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壽昌的腦漿鮮血所沾的’。這件血衣的陳列足可證明當時方伯謙管帶並沒有臨陣畏縮，是英勇善戰的。
介紹者還詳述了方伯謙管帶在黃海海戰中同樣英勇善戰，當被日本第一遊擊隊劃出陣外後，一直與強敵四艦纏鬥至戰鬥結束。炮毀人亡船裂，無法歸隊，爲保船、保人直航旅順港。後因丁汝昌爲推卸敗責，誣陷方管帶，捏造先逃、亂陣、撞揚威等罪名，竟被清廷以‘逃軍’罪名正法。1937年，輪機五班同學陳允權(福建省福馬海軍聯誼會副會長)也在校課畢業後，由福州馬尾海校赴南京報到時，路過上海呂班路海軍聯歡社。休息時也在陳列室看到方管帶當時在濟遠艦作戰時留下的血軍衣。今年年屆87的江家騶(馬尾區政協常委、離休海軍起義人員)學長也曾親見此血衣，親聞解說詞。海軍界均如池仲佑所編，嚴復寫弁言的《海軍大事記》所說，方管帶確係‘被讒以逃軍，軍前正法，軍中冤之’。
1991年9月在福州舉行的‘甲午海戰中之方伯籤問題研討會’上，鄭、陳又遇見馬尾海校第一屆航海班老學長江家騶同學，又談論及血衣事，他也證實在上海呂班路海軍聯歡社甲午中日海戰陳列室中看到‘方伯謙當時指揮作戰所穿的血沾軍衣一套’。”[9]
不是一個人，也不是幾個人，而是整班的同學目睹，當不會有錯。這樣，上個世紀的30年代，“上海呂班路海軍聯歡社”的陳列室裏有一件方伯謙的軍衣，而且是豐島海戰時方伯謙的被“沈(壽昌)的腦血所沾的軍衣”。
對於這件血衣的來歷，我們可以從《冤海述聞》裏尋找線索：
“忽日(《中日戰爭》本作“倭”)炮中‘濟遠’望臺，大副都司沈壽昌頭裂而亡，方管帶與並肩立，腦血尚沾衣也。又一炮傷前炮臺，二副守備柯建章中炮洞胸，學生守備黃承勳中炮斷臂，六品軍功王錫山、管旗頭目劉鵾均中炮，同時陣亡。望臺並炮臺各處弁兵陣亡者十三人，傷者四十餘人。”[10]
根據《冤海述聞》的說法，方伯謙確實應該有一件被“沈(壽昌)的腦血所沾的軍衣”。
新出版的《海軍世家》一書，還說明了這件血衣的下落
“大陸解放後，聯歡社原址開闢別用，編者曾詢問知情者張序三將軍，張說：‘大陸解放後，聯歡社增加展出內容，作爲華東軍區新建海軍學習、參觀的基地，事後展品全部裝箱，估計現在還存在某座軍用倉庫中。”[11]
對於這一件血衣，方儷祥女士是認可鄭練簡等人說法的。2002年10月3日，在上海重慶南路182號“瑞金醫院”門診部，即“上海海軍聯歡社舊址”，方儷祥女士70年後舊地重遊。
“方女士說：有一個房間，曾掛有她伯公方伯謙的血衣，老海軍人員都參觀過，那是甲午海戰的見證。有位鄭練簡先生，他是民國海軍總監鄭滋樨中將的長子，現爲福馬海軍聯誼會顧問、民革海軍支部主委，他曾在1936年秋間，帶領馬尾海校學員去南京海軍部報到，途經上海，參觀海軍聯歡社。在甲午海戰陳列室中，看到方伯謙那件在“濟遠”艦指揮台上被其大副沈壽昌的腦漿鮮血所沾的征衣。1937年，輪機五班同學陳允權(現擔任(福馬海軍聯誼會副會長)和江家騶(學長，馬尾區政協常委、離休海軍起義人員)，均見過這件濺血征衣，足以證實方伯謙是英勇奮戰的。據說解放後這些展品均被裝箱北運，從此這個聯歡社也被改爲他用了。”
“方麗祥女士記憶憂新地追述：她在八歲時，方瑩將軍把家眷從福州遷來上海，居住在離此公園不遠處的“玉井裏”弄堂，與三位也在海軍工作的伯伯住在一起，共有五六位堂兄弟姐妹，常常結伴到海軍聯歡社裏的大花園遊玩。(海軍軍官還表演了‘方管帶打日本兵’)”
“(方瑩)帶她去海軍聯歡社，走上二樓的一個房間，玻璃櫃裏掛有一件帶血跡的黑衣，父親告訴她這是伯公指揮海戰時的血衣，讓她和弟弟看個清楚，並有四五個人陪着觀看講解……從此以後再未到海軍聯歡社，屈指一算70年了。”
“她似乎感慨萬分，心情頗爲惆悵，原海軍聯歡社的展品已不復存在，可能沉睡在北京某個倉庫裏，或者已經失毀了。”[12]
顯然，三十年代上海盧家灣呂班路海軍聯歡社的這件方伯謙的豐島海戰時被“沈(壽昌)的腦血所沾的軍衣”，就是方儷祥女士心目中的“血衣”。(這個時間裏，方儷祥女士似乎忽略了福州故居里的那件濺血軍衣的存在了，似乎完全忘記了兒時在福州故居里伯婆告訴她的故事了)
四，方儷祥女士的父親方瑩將軍告訴她：上海海軍聯歡社的方伯謙血衣，不是戰衣，而是殺頭衣
對於鄭練簡等人的說法，方儷祥女士雖然在2002年10月表態支持，但在上個世紀80年代，情況卻完全不是這個樣子，不僅方儷祥女士不同意，方儷祥女士的父親方瑩將軍也不同意。方瑩將軍認爲，上海海軍聯歡社上個世紀30年代展出的方伯謙血衣，並非方伯謙豐島海戰的戰衣，而是方伯謙黃海海戰後被殺頭時穿的“黑色軍衣”。這還是方儷祥女士發表在《日本研究》1988年第二期的題爲《我爲伯公方伯謙鳴冤》的文章裏告訴我們的：
“我八歲時，父母遷居上海，父親方瑩，字琇若，調任海軍任職。我11歲時姊姊因病去世。初中時，有一次父親任職的兵艦停泊在上海港多日，他帶我到上海海軍聯歡社(社址在前呂班路一帶)去玩，社內的一房間掛件黑色軍衣，父親說，這是你伯公的軍衣，被劉步蟾殺害時穿的，血滴軍衣，掛在這裏作紀念。父親對我說過，家人都在南方，只伯婆一人隨伯公在旅順。以後伯婆回家，她說伯公二十三日晚去海軍公所，一夜未歸，二十四日差人打聽，未得要領，二十五日天未明已被殺害，據說有旨，但未見審判。伯母認定是劉步蟾害的，你大伯父到旅順扶棺回籍時說，是割喉身亡。伯公是朝廷命官，劉步蟾一人難以下手，這事就牽涉到丁汝昌和李鴻章了。綜合各方面消息，可以斷定伯公是被冤殺，含恨而死的。”
“關於這件軍衣，舊海軍人員很多人都見過，我方家子弟也多人目睹過。” [13]
方儷祥女士的父親方瑩將軍是懷着深深的家恨，把這件“黑色軍衣”作爲家史教育的教材，來教育自己的下一代的。據方伯謙的嗣孫、方儷祥女士的堂弟方鏞先生說：
方儷祥女士爲方伯謙辯冤，“她是繼承她父親方瑩將軍的遺志。幼年時，她父親就帶她去瞻仰伯公的血衣，她回國後又有人告訴她方瑩將軍退休後就聲言要爲方伯謙申冤，那是六十年代初，正值《甲午風雲》熱播時機，被曾以鼎等海軍研究會的委員們勸阻。”[14]
父親方瑩將軍這般的囑託，方儷祥女士當會銘刻在心、永誌不忘吧[15]!
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方瑩將軍的人品，更不敢懷疑方瑩將軍會說謊，尤其是當着年幼的女兒那雙清澈如水的眼睛時。但方儷祥女士言之鑿鑿，且“舊海軍人員很多人都見過，我方家子弟也多人目睹過”，不由我們不相信。
但不幸的是，方儷祥女士和方瑩將軍的上述說法得不到史料的支持。
來遠艦水手陳學海說：“黃(方)船主穿一身睡衣，聽說是剛從被窩裏拖出來的。行刑的人叫楊發，是丁統領的護兵”[16]
護軍炮目李金聲說：“方大頭臨陣脫逃，在旅順被龔道臺梟首示衆，弟兄們都說他死有餘辜”;
旅順道臺衙門侍童李振鷺說：“那天一大早，在衙門裏聽說斬方伯謙，我就跑去看。方伯謙穿着茄青紡綢小褂拉上了刑場。圍者看的當兵的很多，都說該殺”。[17]
《海軍世家》一書認爲上述史料很不可靠：“(戚其章)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兩個證人，指證方伯謙臨刑時的服飾，‘水手陳學海說……黃(方)船主穿一身睡衣’;‘侍童李振鷺說…..方伯謙穿着茄青紡綢小褂’。一文兩證，互相矛盾，只能證明此兩人當時都不在現場。”[18]
我們允許任何人對史料提出質疑(諒筆者眼拙，尚看不出“一身睡衣”和“茄青紡綢小褂”有何矛盾)。拙文《將方伯謙的血衣呈上公堂》已經提到，要確認方伯謙有否一件殺頭衣存在，還得求助於“廣甲”艦管輪盧毓英，因爲盧毓英是方伯謙的鐵桿同情者。盧毓英在回憶中說：
“八月念五早五句鍾，忽聞炮聲，餘自夢中驚醒，人報總兵銜副將方伯謙正法軍前。餘急問之日：廣甲管帶如何矣?彼日：未之聞也。餘不禁駭然，日：何同罪而異罰也?乃急起往統領處覓其幕賓曾敘吾詢之，方悉其由，歸與同鄉諸君述之，不禁爲之嘆挽不置。”
“丁乃遣人往宋祝三宮保處，假劊子手兩名，宋詢爲誰人?曰：方也。宋口然謂來人曰：爾且歸，餘當親帶劊子手即至。人回述宋宮保言，丁知宋素愛方，乃急遣親兵將方衣服剝淨，自出倭刀將方梟于山麓。後宋至，方頭已落。宋大哭而歸營。方既伏法，濟遠士卒均奔麓伏屍而哭，號啕跌躅聲聞數裏，見者無不淚下。”[19]
盧毓英的所謂“剝淨”，不會是剝成光光肉兒，而是剝除掉外套。顯而易見，盧毓英是同情方伯謙的，也是支持陳學海、李振鷺關於方伯謙臨刑時衣着的描述的。有這麼多“伏屍而哭”、“號啕跌躅聲聞數裏“的“濟遠士卒”在場，方伯謙的同情者們是沒有理由懷疑盧毓英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方伯謙殺頭時穿的是一件內衣，而絕對不會是外套。也就是說，即使有一件殺頭血衣存在，絕對不會是一件“黑色軍衣”。據前引材料看，方儷祥女士也不再堅持所謂父親方瑩告訴她的“殺頭衣”說法，而改口說父親方瑩“告訴她這是伯公指揮海戰時的血衣”。至於改口的理由爲何，方儷祥女士未說過，我們也就不得而知了。
五，《盧灣區志》告訴我們：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盧家灣呂班路上沒有海軍聯歡社
儘管鄭練簡和他的同學、校友們都宣稱，上個時間30年代參觀了上海盧家灣呂班路的海軍聯歡社;
儘管方儷祥女士宣稱，她少年時(按照方儷祥女士提供的相關資料，她應該是約8～12歲，即約1928～1932年在上海生活)和她的“五六位堂兄弟姐妹，常常結伴到海軍聯歡社裏的大花園遊玩”，還有海軍水兵在那裏給他們表演過“方管帶打鬼子”的遊戲。
儘管方儷祥女士晚年又“如願以償”地“舊地重遊”了海軍聯歡社的舊址，且“感慨萬千”、“心情頗爲惆悵”。
但，令我們不安的是，在《盧灣區志》“大事記”裏，我們看到了這樣一段話：
民國3年(1914年)“4月8日，滬海道尹兼特派交涉員楊晟與法駐滬總領事甘世東，簽訂《上海法租界推廣條約》。區境徐家彙路以北、打鐵浜以南、呂班路、白爾部路(今重慶中路)以西，全部劃入。9月14日雙方勘界。是爲法租界第三次擴張。”[20]
原來，這條呂班路(重慶南路)在法租界內;而《上海租界志》又告訴我們：法租界是1943年7月由汪僞政權收回的[21]。也就是說，當年方瑩等呼啦啦一大幫子民國海軍官兵是在法租界內“聯歡”!
更爲不幸的是，上海《盧灣區志》第二十四編“軍事”第一章“武裝”第二節“軍事機構”，卻告訴我們一個嚴肅的事實：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盧家灣呂班路上根本不會有一家海軍聯歡社。
“海軍聯歡社 重慶南路182號，民國34年8月設”。[22]
這是怎麼一會事!衆目睽睽之下的上海盧家灣呂班路(今重慶南路)30年代諾大的一個海軍聯歡社一下子成了“子虛烏有”?海軍聯歡社是1945年8月才設立的，而方儷祥女士、鄭練簡先生等竟然30年代就可以在這裏玩耍、參觀?
是鄭練簡先生對事件記憶(是另外一個人的血衣?)發生了錯誤嗎?顯然不是。因爲，不僅鄭練簡先生一人去過、見過，還有他的全班同學和他的馬尾海校的校友都曾在這裏“親聞解說詞”;“1991年9月在福州舉行的‘甲午海戰中之方伯籤問題研討會’上，鄭(練簡)、陳(允權)又遇見馬尾海校第一屆航海班老學長江家騶同學，又談論及血衣事，他也證實在上海呂班路海軍聯歡社甲午中日海戰陳列室中看到‘方伯謙當時指揮作戰所穿的血沾軍衣一套’。”
是鄭練簡先生在時間的記憶上發生了錯誤嗎?抑或印刷上的錯誤嗎?顯然不是。因爲，鄭練簡先生這樣說：“本人在1936年秋間，帶領本班全體同學，由馬尾海軍學校去南京海軍部報到，途經上海，在上海海軍聯歡社(當時在盧家灣呂班路)休息兩天去南京。……1937年，輪機五班同學陳允權(福建省福馬海軍聯誼會副會長)也在校課畢業後，由福州馬尾海校赴南京報到時，路過上海呂班路海軍聯歡社。” [23]兩撥人，兩個時間，顯而易見，既不會是記憶的錯誤，也不會是刊誤。
是方儷祥女士的記憶發生了錯誤嗎?顯然不是。因爲，2002年10月3日，方儷祥女士“來到重慶南路182號門前停下，她指着鐵門說：這就是原上海海軍聯歡社舊址”。[24]方女士70年後舊地重遊，觸景生情，“記憶憂新地追述”了童年時的很多故事(前已引述，不再一一)。[25]“在夕陽餘暉下，方儷祥女士離開了原海軍聯歡社舊址，她似乎感慨萬分，心情頗爲惆悵，……但今日她畢竟如願以償地回到了原海軍聯歡社舊址。”[26]
據說，方儷祥女士2002年10月3日重訪故地時，曾表示無比遺憾：“她認爲她一生的遺憾是沒有在她父親晚年再見一面，如果在50年代初她也在上海居住，方瑩將軍一定會帶她到海軍聯歡社舊地重遊”[27]。我們不知道，方儷祥女士又會“聽”到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據說，方儷祥女士“在夕陽餘暉下”告別這個所謂的海軍聯歡社舊址時，“似乎感慨萬分，心情頗爲惆悵”。我們真的猜不透，方儷祥女士感慨的是什麼?惆悵的又是什麼?
六.“血衣”的故事，還在繼續演義着
按道理，方伯謙衣服上的血，是沈壽昌的，不是方伯謙的，即使把這件血衣掛在某個地方展示，只證明了沈壽昌作戰英勇;沈壽堃的血，並不能說明方伯謙在豐島海戰沈壽昌死後的戰場表現[28]，更不能用以來證實方伯謙大東溝海戰中是“英勇善戰”的。
但方氏後裔及方伯謙的同情者們不作此想，還要死死糾纏着這件血衣不放手。就在我們看到，不論是方伯謙的“戰衣”，還是方伯謙的“殺頭衣”，都充斥着一派的荒誕不經的時候，有關方伯謙“血衣”的故事，還在繼續演繹着，而且愈演愈具有舞臺效果。
方儷祥女士童年時，她的伯婆、方伯謙的葛夫人沒有告訴她這樣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文博副研究員王鐵藩先生聽來的，他說：
“我於1958年來訪方熹藩老先生時，(在方故居前廳)橫樑上掛有誥封盒一隻。……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所毀;當時他們還從閣樓上搜出方伯謙的沾血軍服和馬刀(指揮刀)。據說，伯謙蒙冤後，葛夫人慾持血衣上京控訴，被人勸阻沒有成行。這件沾滿血跡的軍服，是伯謙英勇作戰的證據，可是被人抄去後，至今下落不明。”[29]
在1991年9月13—14日福州召開的“甲午海戰中之方伯謙問題研討會”上，王鐵藩先生再次作了說明：“方妻也曾想據此上京鳴冤。這件血衣文革間被紅衛兵抄走，下落不明。昨天據老先生說，他們還見過這件血衣，確是戰衣。但我還沒落實清楚” [30]”
我們這裏不厭其煩地重複引用王鐵藩先生的調查，是要大家注意到，按照王鐵藩先生的說法，有三個問題是明確的：一，這個故事是“據說”，消息源不明;二，葛夫人沒有進過京喊冤，只是“欲”、“曾想”而已;三，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的此一件衣服，是一件“血衣”，“這件血衣”是葛夫人收藏在福州方伯謙故居的“沾滿血跡的軍服”。
王鐵藩先生是誠實的，話也說得很小心，很明白。他特別聲明自己“還沒落實清楚”。
但是，王鐵藩先生沒有想清楚的事情，有人想清楚了，陳貞壽先生想清楚了，季平子先生也想清楚了。
在會後編輯的《方伯謙問題研討集》裏，收錄了一篇敬木的《是冤殺，還是罪有應得———“甲午戰爭中之方伯謙問題研討會”綜述》的文章。在敬木的筆下，葛夫人不僅是“欲”或“曾想”了，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城一趟：“方氏被殺不久，方妻即以被冤殺爲由，上北京告御狀”。[31]
在陳貞壽於1992年4月12日爲該書出版所作的“序”裏，也變成了：“方伯謙被害後，其夫人即進京告御狀”。[32]
季平子於1992年4月3日爲該書作的“敘”裏，比陳貞壽邁進一步，更爲細節化：(方伯謙被殺後)“不久方妻上北京告御狀，想要清政府爲方平反，未能達到目的”。[33]
敬木何許人也且不論，陳貞壽、季平子兩位先生可是被翻案者們視爲“旗手”式的人物。該二位教授的話，言簡意賅，乾脆利落，有一錘定音之效。筆頭果敢地一搖，“據說”轉眼間變成了事實。
退一步講話，即如上述諸人的思路演繹出來的故事，無論其真假，有一點是明確的，葛夫人“欲持”或“持”的，肯定是福州方伯謙故居葛夫人收藏的那件方伯謙“沾滿血跡的軍服”，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方伯謙血衣的故事還在延伸。
這個故事到了《甲午海將方伯謙》一書(與《海軍世家》爲同一作者，海潮出版社1997年8月版)裏，就變了模樣：
“方伯謙在旅順黃金山罹難後，他的繼室葛氏夫人，受到威海劉公島北洋水師閩籍官兵及眷屬們的關懷與協助，穿了一件繡有一百個‘冤字’的長袍，千里迢迢赴京告御狀，後來清廷宮中用羊毫沾金粉寫了長聯‘誥封’賜予葛夫人。不久，葛夫人滿懷悲痛、失望的心情，將方伯謙靈柩運回原籍安葬，返回故里福州朱紫坊48號，閉門唸佛，直至亡故。”[34]
這顯然是一個不被認爲是故事的故事，其“開創性”極爲明顯。 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發展成“穿了一件繡有一百個‘冤字’的長袍，千里迢迢赴京”;想法發展爲行動;“血衣”演變爲“百冤衣”;並非如季平子所謂“未能達到目的”，而是效果顯著，喊冤喊出了一個“誥封”。故事情節說得是極爲動人的。
謊言重複多了，可能最先相信的是當事人自己。方儷祥女士兒時未聽過、老年時未講過也未必相信的故事，方伯謙的嗣孫、方儷祥的堂弟方鏞卻相信了。方鏞對《甲午海將方伯謙》的說法心領神會，聲稱：
“方伯謙的妻子葛超文，在方死後曾穿百冤衣上京告御狀，既是皇帝下旨處決的，卻能上京告御狀，還能安然返回。”[35]
一個謊言出籠，造謊者們就會製造更多的謊言來圓謊。在“水煮”歷史、“戲說”歷史觸目皆是，文學家氣死史學家的今天[36]，要編造這樣的一個故事，是一點也不會有困難的。
但是，《海軍世家》的作者可以輕鬆地說：“就權當編個‘故事吧’，信不信自有論斷。”[37]治史者卻不相信故事。敏銳發現、揭穿“當時北洋陸海軍將領的戰事報告中充滿了隱瞞、捏造、歪曲事實的內容”[38]的季平子先生，就告訴過我們：“一切假話都不能使人永遠相信。造假話它總歸有漏洞。有一位歷史學家講過：晉朝時造的假話，經歷了1000多年，我現在仍能將它考證出來。捏造的證明總會看得出來。”[39]
按照目前的勢頭，關於方伯謙血衣的這個故事尚“未完待續”，我們期待着這個故事繼續“創造”下去，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有“打假老英雄”季平子先生在，任何的假話、謊言都是可以拆穿的!
[1] 孫建軍：《丁汝昌研究探微》，華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44頁。
[2]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28頁。
[3]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83頁。
[4] 方儷祥：《我爲伯公方伯謙鳴冤》，載《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95～397頁。
[5] 王鐵藩：《方伯謙故居記》，載《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23～526頁。
[6] 《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15頁。
[7]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09、229頁。
[8]《馬尾海軍學校輪機班歷屆畢業生表》：“第四屆計三名(民國二十五年冬畢業)：夏新、吳寶鏗、雲惟賢。”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454頁。
又，民國海軍部編《海軍大事記》：1931年12月，“福州海軍學校改稱海軍學校。”1936年11月，“海軍學校第四屆輪機班學生鄭練簡……等三十名，於本年六月間，違反學規照章開革。是月三日，呈報軍事委員會備案。”12月，“海軍學校輪機生夏新、吳寶鏗、雲惟賢三名校課修業完畢，派赴江南造船所學習廠課。”楊志本主編：《中華民國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95、1122頁。
“1936年6月，馬尾海軍學校第四期輪機班學生的30名學生，因違犯校規被陳紹寬下令開除。歐陽格將其中非閩籍的12名學生全數收容，作爲電雷學校第一屆輪機班。”海軍司令部：《近代中國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928頁。
“上海淪陷時，鄭滋樨的長子鄭練簡正離開福州海軍學校轉往建設廳工作。”“鄭練簡抗戰初期進入公路系統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擔任福建省交通廳公路局總工程師。”《追憶“國軍”海軍中將鄭滋樨--餓死不當日僞漢奸》，https://i2.lsbkw.com/9e305b6351433289702a/9b344f/c36e1b3d/9b2e1c38595f398922201d.html 2007年9月25日訪問。
[9] 鄭練簡：《方伯謙血衣親見記》，載《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16～518頁。
[10] 《冤海述聞》，方氏故居藏本影印件，第4頁;又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84頁。
[11]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28頁。
[12]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301頁。
[13] 方儷祥：《我爲伯公方伯謙鳴冤》，《日本研究》1988年第2期;又見，《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95～397頁。
[14]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52頁。
[15] 在另一個場合，方儷祥女士又鏗鏘有力地強調了家教難忘：“我，方儷祥，美籍華人，是清末北洋艦隊‘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的侄孫女，今年87歲。自幼，長輩們指着二進大廳的主橫樑上的‘誥封盒’要我們晚輩謹記着伯公方伯謙是被冤殺的。”(見《海軍世家》第411頁) 可見，方儷祥女士對兒時的細節應是“記憶猶新”的。
[16] 戚其章：《北洋艦隊》，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15頁。
[17] 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49頁
[18]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08～109頁。
[19] 《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稿本影印件)。
[20]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luwan/node36267/index.html 2007年7月16日訪問。
[21]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3852/node63857/node63871/node64463/userobject1ai57958.html 2007年7月16日訪問。
[22]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luwan/node37073/node37075/node62718/userobject1ai22092.html 2007年7月16日訪問。
[23] 鄭練簡：《方伯謙血衣親見記》，載《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16～518頁。
[24]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頁。
[25]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300頁。
[26]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01頁。
[27]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01頁。
[28] 沈壽昌犧牲後，“在零距離體驗了死亡的巨大恐怖後，方伯謙的意志開始動搖。”“在“廣乙”艦衝亂第一遊擊隊陣形，吸引住日本艦隊火力時，方伯謙非但沒有考慮駛近配合“廣乙”作戰，反而利用這一機會，趁着戰場上瀰漫的硝煙，急速駛離戰場，完全忘記了作爲編隊隊長的責任，甚至已經忘記了作爲一名軍人的天職。”陳悅：《喋血豐島》(下)，《現代艦船》，2006年1B。
[29] 王鐵藩：《方伯謙故居記》，載《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24頁。
[30] 《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第615頁。
[31] 《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25頁。
[32] 陳貞壽：《方伯謙問題研討集·序》，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頁。
[33] 季平子：《方伯謙問題研討集·敘》，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頁。
[34] 《甲午海將方伯謙》，海潮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80頁。
[35] 方鏞：《方伯謙傳》，《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19頁。
[36] 這個故事就曾被2000年11月19日《福州晚報》一篇題爲《拭去歲月塵封再識方伯謙》的文章所使用。見《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35頁。
[37] 《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知識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65、176頁。
[38] 季平子：《中國近現代海軍史上的海軍世家·序》。
[39] 《方伯謙問題研討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91頁。在季平子《論陷害方伯謙的三項罪名全都出於捏造》一文中，這位“歷史學家”的話是：“晉朝人做假，一千多年以後的今天還能把它揭發出來，可見做假要不被揭露，是絕對不可能的。”
(作者：威海威東航運有限公司辦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