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依照李鴻章的判斷，實乃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應對這個大變局，不僅要從中國看世界，還要從世界看中國。從農業到工業，從皇權到民權，
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都要求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中國近代化的歷程，並不自晚清始，高王凌先生看來，乾隆年間的諸種舉措，其實，已經與世界有着同步現象。此種看法，無疑具有顛覆性。
很長時間以來，約定俗成：中國是被拉入近代化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專制的皇權制度、文字獄導致的思想禁錮、四億人口的巨大壓力，一直被認定爲束縛中國進步的四根繩索。暫且不論，中國近代化的起步，究竟是乾隆年間還是道光年間，究竟是被動的還是主動。
按照梁任公的說法，晚清所開啓器物—制度—文化的嬗變，晚清民國和新中國，百年中國，改朝換代，革故鼎新。這裏面，史家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必然構築屬於自己時代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百年中國，五代史家，交相輝映，異彩紛呈。梁啓超、羅振玉、王國維實爲中國新史學的開山，篳路藍縷，以啓山林；陳垣、柳詒徵、呂思勉、陳寅恪、胡適、郭沫若、顧頡剛、錢穆、傅斯年，發凡起例，蔚然大觀；季羨林、何茲全、週一良，第三代承前啓後，薪火相傳；章開沅、張廣達、張光直、李學勤，艱難時世，刮垢磨光；李零、高王凌、閻步克、高華，運交華蓋，孜孜矻矻，可爲第五代之標杆。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思潮與流派，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謝保成和王學典兩位先生，長期耕耘，多有創穫。侯雲灝博士在《20世紀中國史學思潮與變革》一書中，分爲新史學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國粹派、食貨派、守舊派、史料學派、生機史官派、生物史官派、戰國策派、馬克思主義學派，共計十二派。失之瑣碎，將錢穆先生視爲“守舊派”，對老先生不具同情的理解與溫情的敬意。
1987年，唐德剛先生，發表演講，當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國史學，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從往古司馬遷到今日錢穆先生，這一脈相傳的中國傳統史學；第二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第三派則是現代西方中國史學。
王爾敏先生在《20世紀非主流史家與史學》一書中，認爲20世紀中國存在兩大主流史學派，俱創生於30年代前後。一個是科學主義史學派，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爲大本營；馬克主義史學派，郭沫若、翦伯贊、呂振羽、范文瀾、侯外廬爲領軍人物。
科學主義史學派，從表面看，承襲蘭克史學，其實，自有乾嘉學派“樸學”的內在理路，有着“漢學”的遺風；馬克主義史學派，並不僅僅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有着“宋學”的風味。
在“漢學”和“宋學”之間，有一個歷史的鐘擺。仔細思量，王國維、陳寅恪、呂思勉，一代史學巨擘，其實，並不固執一端，而是，慎思明辨，擇善而從，執其兩端，取其中庸，實爲佳境。
秦暉先生，將“漢學”和“宋學”，轉換爲“問題”與“主義”，精闢地指出：迴避“問題”的“主義”說教，是爲空疏之學，缺乏“主義”的“問題”研究，可稱餖飣之學。空疏之學與餖飣之學今後像過去一樣仍會存在，但走出空疏化與餖飣化的“問題與主義”的討論無疑是中國思想界的希望。筆者以爲，同樣是中國史學界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