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1886.04.03-1935.10.08)，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驅、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初名喬鼐，後更名喬馨，最後改爲侃，字季剛，又字季子，晚年自號量守居士，湖北省蘄春縣人。 1886年4月3日生於成都。
1905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師事章太炎，受小學、經學，爲章氏門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山西大學等任教授。
人稱他與章太炎、劉師培爲"國學大師"，稱他與章太炎爲"乾嘉以來小學的集大成者""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承前啓後人"。
黃侃，1914年後，曾在北京大學、武昌高等師範(武漢大學前身)、北京師範大學、山西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金陵大學等學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學期間，向劉師培學習，精通春秋左氏學的家法。1935年10月8日歿於南京，年僅49歲。二十世紀有不少著名學者皆出其門下，如楊伯峻、程千帆、潘重規(潘氏爲其婿)、陸宗達、殷孟倫、劉賾、黃焯等。
黃侃在經學、文學、哲學各個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尤其在傳統"小學"的音韻、文字、訓詁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稱他與章太炎、劉師培爲"國學大師"，稱他與章太炎爲"乾嘉以來小學的集大成者""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承前啓後人"。他主張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應以《說文》[1] 和《廣韻》 兩書爲基礎，他重視系統和條理，強調從形、音、義三者的關係中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學，以音韻貫穿文字和訓詁。
黃侃的古文字學主要見於《音略》(《國學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聲韻略說》(中央大學《文藝叢刊》1936年第2卷第2期)、《聲韻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冊)、《黃季剛先生與友人論治小學書》(《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冊)等論著中。他對上古聲韻系統的貢獻主要有:提出古聲十九紐說;提出古韻二十八部說;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聲說。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會貫通，建立了自己的古聲韻系統，即古音學體系。他在古音學上所取得的成就結束了自顧炎武以來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爲清代古音學的殿後大師。作爲其語言文字學著作的一部分，他還有幾十種表譜對古代漢語進行分析。
他的《文心雕龍札記》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有過很大的影響。他的《漢唐玄學論》《禮學略說》《講尚書通例》等著作對哲學、經學的研究也有許多創見。由於他治學嚴謹，不肯輕易著書，若非定論，不以示人，並曾說:"年五十，當著書"，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時，未及撰成宏篇鉅著就過早地謝世了，留下大批未經整理的點校箋識古籍的遺稿。
黃侃的主要著作有:《黃季剛先生遺囑專號》(中央大學《文藝叢刊》1936年第2卷第2期)、《黃侃論學雜著》(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4年)、《集韻聲類表》(上海開明書店1937年)、《日知錄校記》(中央大學出版組1933)等。在湖北省蘄春縣青石鎮的青石中學，有一所黃侃圖書館。
治學之餘，藏書豐富，藏書3萬冊，因南京淪陷而精華散盡。目錄學家汪國垣記其"唐以前類書和叢書較多，至集部則選擇頗嚴"。1947年其夫人黃菊英將藏書5 000冊捐給湖北省圖書館，其中黃侃批校本有60餘冊，珍本百餘冊。有《黃季剛先生遺書目錄》。
人物軼事
黃侃誤把墨汁當小菜:1915年，著名學者黃侃在北大主講國學。他住在北京白廟衚衕大同公寓，終日潛心研究"國學"，有時吃飯也不出門，準備了饅頭和辣椒、醬油等佐料，擺在書桌上，餓了便啃饅頭，邊吃邊看書，吃吃停停，看到妙處就大叫:"妙極了!"有一次，看書入迷，竟把饅頭伸進了硯臺、硃砂盒，啃了多時，塗成花臉，也未覺察，一位朋友來訪，捧腹大笑，他還不知笑他什麼。
黃侃爲章太炎門生，學術深得其師三昧，後人有"章黃之學"的美譽;其稟性一如其師，嬉笑怒罵，恃才傲物，任性而爲，故時人有"章瘋"、"黃瘋"之說。
1908年春，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先後病逝，清廷下令各地舉行"國喪"。高等學堂學生，同盟會會員田桓在"哭臨" (指追悼皇帝的儀式)時流露不滿情緒，堂長楊子緒高懸虎頭牌警嚇，並欲開除田桓學籍。黃侃獲悉，大怒，闖入學堂，砸爛虎頭牌，大罵一頓而去。又過幾天，田桓帶頭剪辮以示反清，楊子緒惱怒異常，又懸掛虎頭牌，黃侃聞訊，手持木棒衝進學堂，先砸爛虎頭牌，又要痛打楊子緒。
1911年7月，黃侃因宣傳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學解職，返鄉途經漢口之際，中國同盟會同志及友人爲他設宴洗塵。席間論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漲，黃侃激憤不已，當晚，黃侃借酒性揮毫成文，題爲《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文章刊出，輿論譁然，各地報刊或紛紛報道，或全文轉載，清廷驚恐萬分。
黃侃不僅有革命之壯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課堂上興起，談及胡適和白話文說:白話與文言誰優誰劣，毋費過多筆墨，比如胡適的妻子死了，家人發電報通知胡適本人，若用文言文，"妻喪速歸"即可;若用白話文，就要寫成"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11個字，電報費要比用文言貴兩倍，全場捧腹大笑。
黃侃曾經在中央大學任教。學校規定師生進出校門需佩戴校徽，而黃侃偏偏不戴，門衛見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黃侃竟說:"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爭執中，校長出來調節、道歉纔算了事。在中央大學教課的名流頗多，大多西裝革履，汽車進出，最起碼也是包車。唯有黃侃進出學校，穿一件半新不舊的長衫或長袍，並用一塊青布包裹幾本常讀之書。一個雨天，其他教授穿膠鞋赴校，而黃侃卻穿一雙土製皮木釘鞋以防滑濺泥，課後晴天，他換上便鞋，將釘鞋用報紙包上夾着出校門，新來的門衛不認識黃侃，見他土裏土氣，又夾帶一包東西，便上前盤問，還要檢查紙包，黃侃放下紙包就走，從此不再去上課，系主任見黃教授連續幾天未到校，以爲生病，便登門探望。黃侃閉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報告校長，校長親自登門，再三詢問，黃侃才說:"學校貴在尊師，連教師的一雙釘鞋也要檢查，形同搜身，成何體統?"校長再三道歉，後來託名流相勸，均無效果。
志士之狂、名士之狷，當然不是黃侃的全貌，他對學術的謹嚴與虔敬，恐怕纔是其性情的根本。黃侃治學非常嚴謹，對待著述十分謹慎、認真。所治經、史、語言文字諸書皆反覆數十遍，熟悉到能隨口舉出具體的篇、頁、行數，幾乎沒有差誤，即便如此，依然不輕易爲文。他常說，學問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爲後世負責，五曰不竊。"黃侃還經常教育學生，中國學問猶如仰山鑄銅，煮海爲鹽，終無止境。作爲一個學者，當日日有所知，也當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動輒曰我今天有所發明，沾沾自喜，其實那所謂發明，未必是發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