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1911年生，1998年逝世。湖南省宜章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湘南暴動，隨後上了井岡山，擔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1929年後，歷任閩西特委書記、閩南和閩東特委組織部長等職。1939年赴延安，先在馬列學院學習，後任中央婦委祕書長。1945年到東北，任瀋陽市委委員兼鐵西區委書記、地委組織部長，是中共七大候補代表。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書記處候補書記、中組部副部長等職。1982年任中顧委委員。
1986年，我陪同新聞出版界的同志去採訪曾志，請她談談對青年一代的希望。由於事先有約，採訪直奔主題。一開始，她就深有感慨地說：“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改革開放年代有多麼幸福啊!看看戰爭年代的孩子，他們經歷了多大的苦難，甚至斷送了生命。我就從我的幾個孩子談起吧!”
曾志說，她生過四個孩子，三個送了人，最小的也差一點不要了。前三個孩子都是男孩，他們的父親是革命烈士蔡協民。第一個男孩生於1928年11月初，那時正是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最艱苦的年代，孩子生在井岡山後方留守處。產後不久，曾志就參加建造紅軍後方醫院的勞動，天天上山刮杉樹皮、擡木料。她說，杉樹皮剝下來很有用處，曬乾後可以蓋屋頂，也可以當牀板。我們大家睡的牀，就是把一張張曬乾的杉樹皮鋪在房間的泥地上，七八張杉樹皮圍成一個圈，冬天中間燒一堆柴火取暖。我們都沒有被子、褥子這些東西，因爲中間有燃燒的柴火，躺在杉樹皮上也不覺得冷。可是井岡山人多、田少，吃的東西非常匱乏，糧食、蔬菜全靠到山下去背、去挑。大家經常吃辣椒幹做的湯，吃南瓜就是會餐了。此外，還要天天打仗，而且是游擊戰、麻雀戰，一會兒化整爲零，一會兒化零爲整，環境非常艱苦。在這種情況下，養活一個孩子是很困難的，加上曾志當時還不滿18歲，自己不願放棄工作去帶孩子。經過思想鬥爭，不得不把小生命送給當地老百姓去撫養。可是，孩子送給誰呢?當地羣衆都很窮苦，誰還會要孩子?曾志正爲此事發愁時，恰好王佐部隊的一位連長夫人來看她，這位連長夫人就是井岡山茅坪村人，曾志便請她幫忙找個人家收養這個孩子。她說：“我的孩子三年前死了，正想要個孩子，你就把孩子給我吧。”聽說孩子有人要了，曾志當時非常高興，過了一會，又難過起來。曾志說：“當孩子被抱走時，我不知怎的，頓時又難過起來，眼淚直淌。他畢竟是我的骨肉啊!我帶他生活了26天，真是難分難捨。這大概就是母親的天性吧!”
說到這裏，曾志有些動情。她用紙巾擦了擦眼淚，接着說：“我的第二個孩子生於1931年，大概也是11月。我懷孕後，寫信告訴母親，她老人家來信，要我把孩子送回家，由她撫養，並寄來40塊現洋作路費。孩子剛生不久，才40天，我奉命調到廈門工作。我到了廈門後，正準備請假送孩子回家，廈門市委負責同志找我談話，勸我不要帶孩子回家，一是路途遙遠，孩子也折騰不起;二是回家來去要幾個月，影響工作。我當即表示，同意組織上的意見，於是把這個孩子送給了一戶人家。不幸的是，由於當時衛生條件差，孩子只活了20多天就得了天花而夭折。”
曾志談到第三個孩子時說：“我的第三個孩子生於1933年2月左右。臨產了，沒有錢請助產士，我急忙拿了一塊舊毛毯，去當鋪當了兩塊錢，請來一名家庭接生婆。她動作粗魯，不講衛生，孩子雖然平安出生了，我卻因嚴重感染，得了婦科病。這孩子生下來13天，就送給一位同志的嬸嬸。她是個寡婦，沒有兒女，家在湖北，在福州做鹽商虧了本，家境貧窮。這個孩子11個月時，我去看了一次，瘦得皮包骨，心裏很不是滋味。他四歲時，因營養不良，患淋巴腺結核病，身上的淋巴流膿、流血，家裏人都討厭他。他十四五歲時，因養母是基督教徒，福州教會醫院免費爲他做了手術，去掉了兩根肋骨和一個腎，成了瘸腿跛子、半殘疾人。1950年我去漢口找他，一見面，哪裏像十六七歲的小夥子，還不如十歲孩子高。他告訴我，哪怕是寒冬臘月，他也從來沒有穿過鞋襪，沒有念過一天書。爲了餬口，他磨牛角梳子做手工，走街串巷叫賣香菸、花生、瓜子，賺點錢養家餬口。這孩子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吃了不少苦頭。”
接着，曾志講了第四個孩子的情況。她說：“第四個孩子是女孩，她的父親是陶鑄。1941年4月生在延安，她是幸運兒，出生在延安中央醫院，還有男保姆撫養她。1945年，孩子才四歲，我和陶鑄同志隨部隊到兩湖兩廣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當時我們作了五年十年的打算，於是把孩子交給公家。沒有料到剛離開延安兩個月，日本就投降了。這時中央命令我們日夜兼程，趕赴東北。保姆叔叔知道我們在東北，帶着女兒去東北找我們。沿途轉戰一年，遇到不少危險，經過不少艱辛，1947年初，陶鑄同志和我同女兒見面了。”
曾志講完四個孩子童年的遭遇後，我問她：“現在這幾個孩子情況怎樣?”她說：“大兒子現仍在井岡山山區當農民。1950年我委託中央到井岡山的慰問團幫我找到孩子。1952年底，我把孩子接到廣州。那時他24歲，我想讓他進工廠，一方面當工人，一方面業餘學習文化，可是他不願意，要回井岡山去。當時他家有十幾畝地，還有五畝山林。他老婆很能幹，養的雞鴨成羣，日子過得挺不錯。孩子說，是養父母和祖母把他拉扯大，現在他們雖然故去，若離開，就沒有人爲他們燒香上墳。我覺得他回去也好，當工人、農民都一樣，都能爲國家作貢獻。於是他回了井岡山。直到現在，他仍在井岡山山區當農民。他已兒孫滿堂，我也有了第四代，但沒有同堂。第三個孩子，新中國成立後先在武漢子弟小學唸書，後來進了工農速成中學，畢業後考取了西安化工工業技術學校，從那裏畢業後，分配到東北遼陽製造無煙火藥的工廠任技術員，60年代入了黨。1972年分配到廣東省樂昌縣山溝溝裏。粉碎‘四人幫’後被分配到縣環保辦公室，當了助理工程師。兒媳是勞動婦女，50年代入團，在食堂當勤雜工。他們工資雖不高，兒子每月70多元，兒媳每月40多元，但生活還過得去。他有三個孩子，大兒子19歲，初中畢業後當工人，還有兩個孩子在念書。他們艱苦樸素，勤儉節約，一貫積極努力，尤其是兒子，半殘疾人，工作上從來不落後於人。他們不依靠我，完全靠自己雙手勞動，自食其力。”
在談到女兒時，曾志說：“我的女兒，雖然是生在戰爭年代，但成長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從小學、中學、大學到現在，都靠自己奮鬥。她當了近20年的醫生，1964年入黨，有了22年的黨齡。我和女兒也經常不在一起，她上中學時大半在北京，上大學時在上海，直到1972年，組織上把我從廣東農村安排到陝西臨潼幹休所時，經毛主席和周總理批示，女兒調到我身邊工作。”
在談到如何對待兒女時，曾志說：“我對兒女，無論是學習和工作，都靠他們自己奮鬥，靠他們自食其力，聽組織安排。我和陶鑄從來沒有爲他們走過什麼後門。例如，女兒一次考高中沒有考上，她自己就去上補習學校，去農場勞動鍛鍊，直到考取高中。所以，我的孩子們現在有的仍然能當農民，有的仍然是最低級的技術員，有的只是一般的醫生。”
曾志最後提出：“是不是我對兒女太缺情了呢?”她又接着說：“從我入黨那天起，黨就教育我，一個黨員，爲了共產主義理想，爲了革命事業，爲了真理，要犧牲一切，甚至生命。黨員誓詞，我在入黨儀式上是宣誓了的。只要生命不息，我就要遵守。兒女是自己的骨肉，愛兒女是父母的天性，但是，我總想一個共產黨員，首先愛的應該是億萬勞動人民。愛自己的兒女，要服從於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每當給兒女做些什麼時，要想想千千萬萬人民的兒女，想想國家社會的需要，想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孩子不單是家庭的，也是國家社會的，不能把孩子據爲己有，爲他們做些違反黨的紀律和國家政策原則的事，也不要使兒女躺在父母身上，事事依賴，讓兒女自食其力，自己奮鬥。”這就是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人生觀和家庭觀，值得我們學習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