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儀和李光弼的人生結局爲何完全不同?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安史之亂期間，唐朝廷在平叛的同時，內部的人事鬥爭、政治博弈一刻也沒落下，甚至還越發的複雜、尖銳。其中，爲了遏制武將權力在戰爭中的膨脹，引發的矛盾尤其突出。
作爲戰功赫赫、力挽狂瀾的兩大頂樑柱，郭子儀、李光弼面對了類似的困境，但卻因不同的應對方式，走向了不同的結局。
在古代，如何對手握重兵的武將進行制衡，向來是個嚴肅而嚴重的議題。初唐時期的府兵制，把將、兵切割開來，貞觀年間的唐軍頻繁征戰、卻無武將擅權之憂。但在李隆基時期，唐朝的軍隊的兩大特點，讓形勢起了變化。
一是軍隊逐漸專業化、“胡”化。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府兵制就呈現出崩壞之勢，李隆基年間，不得已全面推行了募兵制。這種情況下，自南北朝以來漢人耕種、胡人打仗的慣例再次出現，許多不擅長農耕、精於騎射的少數民族選擇從軍，所佔比例相當可觀。許多優秀的將領逐漸嶄露頭角，甚至擔任了一方節度使。天寶年間(安史之亂爆發前)，大唐的十大節度使中，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是安祿山(粟特族)，河西高仙芝(高句麗)，隴右哥舒翰(突騎施)，朔方安思順(粟特族)。
二是重外輕內。由於常年對外開拓政策，沿邊設置的十大節度使掌握了49萬鎮兵，是唐朝軍事力量的主體所在。內地則因歌舞昇平數十年，中央禁軍常年人浮於事、濫竽充數，大部分都是些沒經歷過什麼訓練、混跡其中的市井之徒。
因此，在執政後期，李隆基朝廷對於武將擅權的擔憂逐漸公開化。天寶六年(公元747年)，因政治博弈的激化，曾經同時擔任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大節度使的王忠嗣被貶，出任過隴右、河西節度使的皇甫惟明被殺。
安祿山等胡將之所以被重用，也與這一事件存在密切關聯：李隆基、李林甫認爲這些人底子相對簡單，結黨的概率較小。但這純粹是主觀臆想，像高仙芝、哥舒翰、安思順之輩，確實只不過是渴求功名與富貴而已，但戰功平平、依靠鑽營而獲得寵信的安祿山，卻並非善茬，由此也引起了朝廷的懷疑。
《新唐書》稱：“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懷疑安祿山的高官，早期有張九齡、王忠嗣，後期主要是楊國忠(當然，他有黨同伐異的盤算)。天寶年間，朝廷多次巧立名目、試圖把安祿山誘進長安、除之而後快，但一來李隆基不這麼認爲，二來安祿山警惕性極高，這一計劃屢屢流產。
但安祿山的反狀已經無法掩飾，於是在公元755年11月正式起兵。
隨着北方三鎮叛軍浩浩蕩蕩南下，唐朝的軍制弊端暴露無遺。由於事出突然，西北各鎮精兵暫時無法抵京勤王，李隆基便組織禁軍、臨時募兵，交給剛好在京的河西節度使高仙芝、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率領前去禦敵。但缺乏訓練的烏合之衆，哪裏是三鎮精銳的對手?封常清在洛陽連戰連敗，其後與高仙芝共同退守潼關。
從技術層面來講，封、高兩位的決定，不過是以“專業人士”的視角，依據對戰場走向的判斷、作出了他們“專業性”的應對。
然而，出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那時的李隆基對於武將的信任度正降至冰點。他派宦官擔任監軍，隨後又輕信這些人的讒言，處死了封常清、高仙芝，把潼關軍隊交給更讓自己放心的哥舒翰(從過去的經驗看，此人善於迎合李隆基)。
在另一方面，由於西北諸軍鎮中，河西、安西、隴右位置較遠，遠水救不了近火，李隆基不得不倚仗朔方軍。因此，他免去了跟安祿山有親戚關係的安思順，任命58歲高齡、原朔方節度右廂兵馬使郭子儀朔方節度使，命令他進取洛陽。
同時，鑑於當時的河北地區是叛軍主力所在，李隆基計劃另尋一將前去經營。經郭子儀的推薦，曾任河西節度副使、飽受王忠嗣哥舒翰等人青睞的李光弼臨危受命，被任命爲河東節度使，帶着調撥來的一萬朔方軍兵出井陘，直面史思明率領的河北叛軍。
不得不說，這次人事任命的水準相當高。郭子儀、李光弼聯手，在河北地區屢挫叛軍。特別是嘉山(今河北曲陽東)一戰，叛軍主力被斬首四萬，史思明墜馬後狼狽逃竄、撿回了一條命。隨後，河北諸郡紛紛殺死叛軍守將，重新歸順唐朝，叛軍老巢范陽郡與各地的聯繫被切斷，而洛陽的安祿山也被潼關阻擋、無法染指長安，局勢對朝廷極爲有利。
但在關鍵時刻，李隆基君臣的老毛病又犯了。
考慮到自己的部將雖達20多萬，但卻來自不同派系，哥舒翰計劃依據潼關之險，與河北郭、李遙相呼應，把被切割在洛陽一線的安祿山活活耗死;
同時，郭子儀、李光弼也上奏朝廷，表示潼關不可輕易出戰，待他們先乘勝追擊、直搗范陽老巢，如此一來叛軍將不戰而潰。
但在李隆基、楊國忠看來，這些武將是想養寇自重(也有後勤壓力的因素)。在他們的脅迫下，哥舒翰被迫出關，結果掉進了叛軍的陷阱，2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
隨後，李隆基逃向蜀地;太子李亨北上靈武，以朔方軍爲主力討伐叛軍。而他的王牌，自然就是郭子儀、李光弼。
皇帝雖變，但對於武將的猜忌卻一如既往，擔綱主力、戰功顯赫、威望如日中天的郭、李二人，自然首當其衝。毫不誇張地說，在與叛軍作戰的全過程中，他們都要提防從身後捅來的刀子。捅刀子的人，主要是皇帝的代言人——宦官。
以郭子儀爲例，公元757年，他率軍收復長安、洛陽兩京，有“再造國家”之功，先後被唐肅宗封爲兵馬副元帥、兵部尚書、司徒、代國公，可謂位極人臣。
但隨之而來的，也是“功高震主”鐵律的困擾。唐肅宗任命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安插在郭子儀軍中，實際上就是代替自己對其進行監視。公元759年，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等率軍與史思明在相州大戰，雙方勢均力敵、損失相近，其後因戰場忽起風沙而雙雙敗逃。但魚朝恩卻把相關責任悉數推到郭子儀頭上，唐肅宗因此把郭子儀召回京師、剝奪兵權。
其後，郭子儀經歷多次沉浮，陷入了免官、被起用、再被中傷、再起用的循環，宦官魚朝恩、程元振屢屢對其進行排擠打壓。有一年，郭子儀正在前線抵禦吐蕃，魚朝恩竟然指使人挖掘其父親的墳墓，可謂喪盡天良、毫無底線的羞辱。
李光弼也難逃相同的軌跡。郭子儀因相州之戰被免職後，李光弼一度接替了崗位空缺，成爲實際的統帥。接下來的幾年裏，他自始至終以唐軍平叛主將之一參與全程，以出色的軍事才能，爲平息內亂立了頭功，先後進封太尉、中書令、臨淮郡王，《新唐書》稱其“戰功推爲中興第一”。
但與郭子儀一樣，隨着功勞日漸突出，李光弼也遭到了宦官魚朝恩、程元振等人的陷害。公元761年，魚朝恩向唐肅宗宣稱“賊可滅”，以此逼迫李光弼在不利的局面下強攻洛陽，遭遇了邙山之敗。
而在此戰之後，魚朝恩爲了掩飾自己的導致的錯誤，從此越發對李光弼忌恨入骨;至於程元振，則純粹是嫉妒李光弼，二人“日謀有以中傷者”，每天都尋思着怎麼扳倒他。但是李光弼常年帶軍在外，加上當時的李唐王朝無他人可用，魚、程二人的計謀並未得逞。
相較之下，郭子儀所遭受的迫害比李光弼嚴重多了，但兩人的應對方式卻大相庭徑。
無論遭受任何不公待遇，郭子儀都處之泰然，既不口出惡言，也不怒形於色，更不會採取什麼對抗舉動。即使被剝奪兵權，他也隨時關心平叛進展，朝廷一有需要他就立即到位。但在完成任務後，他又能及時謙退，多次主動請求“乞骸骨”，以求退出權力巔峯，避免“功高震主、兔死狗烹”。
甚至得知魚朝恩挖了自己父親墳墓時，身在前線帶兵的郭子儀並沒有動怒，更沒有像一些大臣擔憂的那樣憤而造反，而是流淚自責：“這是上天的懲罰。”後來，連一心迫害他的魚朝恩都感動痛哭，稱郭子儀爲“長者”。
憑藉這種近乎“超凡脫俗、看透世態”的姿態，郭子儀以85歲高齡壽終正寢，被追贈太師、諡號忠武，配饗代宗廟廷、陪葬建陵。
而身爲契丹族的李光弼，則沒郭子儀這份忍耐力，顯得相當“耿直”。在聽說魚朝恩、程元振懷着心眼算計自己時，他極力避免入京、以防被宦官們陷害。甚至在公元763年，當吐蕃攻入長安、唐代宗急詔其帶兵勤王時，他竟拖延不去。
隨後，還是郭子儀臨危領命、擊退了吐蕃。唐代宗任命李光弼爲東都留守、以觀察他的舉動，但李光弼以詔書未至爲由推辭，率軍回到徐州，想要自行收取江淮租賦。
由於這次的抗命表現，大幅拉低了李光弼的風評，許多部將也對其不再敬畏。悔恨交加之下，李光弼憂鬱成疾，下一年病死於徐州，年僅57歲。
縱然結局不完美，但唐代宗本着肯定功勞、激勵後人的原則，爲其輟朝三日，並且追贈太保、諡號“武穆”，將其靈柩接到到長安後下葬。
縱觀郭子儀、李光弼在安史之亂中爲國平叛的傑出表現，可謂波瀾壯闊、足以被奉爲軍人楷模。但由於封建社會權力分配的侷限性，這兩位英雄卻或多或少遭受了來自統治者的提防與戒備，遭遇令人感慨不已。
從結果來看，郭子儀的應對方式可謂完美，但又有幾人能做到?所以他被視爲“功蓋震主卻能全身而退”的罕見楷模被人傳頌。李光弼的反應則屬於本能，但對於這種力挽狂瀾的頂尖人才，若苛求他還得精通“人際關係學”，又何來公平可言?人人都反感“萬馬齊喑究可哀”，都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但相應的環境、土壤並不是憑空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