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達官富商，還是名流要人，多少年來，遭人假冒、被人矇騙的事，不知有多少，而且被冒被騙還常常花樣翻新，奇招迭出。這類事件一經披露，聞者無不爲之愕然。然而比起假冒皇帝、矇騙太后，前者所爲可就小巫見大巫了。不消說，遭人假冒的皇帝即爲光緒，被人矇騙的太后即是慈禧。那麼，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又是些什麼人?假冒光緒、矇騙慈禧的用意何在呢?
這兩起事件皆載於近人劉禺生晚年所著《世載堂雜憶》。劉禺生在是書卷首中雲，他是有感於友人鼓勵他“憶寫從前所見所聞之事乎，是亦國故文獻之實錄也”，因此“日書世載堂雜憶數則，隨憶隨錄，篇幅不論短長，記載務趨實踐”。他既本着“文獻之實錄”的原則來寫這本書，那書中所記，應該史有其事。有些事劉禺生即使不是親歷者，也是目擊者，如假冒光緒案，他就列席參加了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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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光緒，事發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事發地就在劉禺生的故鄉武昌。那年某日，武昌金水閘大街上忽然出現了一主一僕兩個陌生人，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主人看上去二十來歲，長得瘦高膚白，酷似光緒;僕人四五十歲，下巴淨光，說話尖聲尖氣，一副太監相。兩人都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話。他們租住於一處公館，平時足不出戶，飲食起居堪稱奢華;僕人給主人端茶送食必跪，言必稱“皇上”，自稱“奴才”。當時有一個也正租住在這幢公館裏的湖北官員感到很奇怪，於是就告訴了他的同僚。此事很快就在武昌街頭不脛而走。大家紛紛問疑：光緒不是被慈禧囚禁在瀛臺麼，怎麼跑到武昌來了呢?
漢口的報紙輿論同情光緒，非議慈禧。現在武昌發現這主僕二人，不久就有一些報紙未經覈實就紛傳光緒從瀛臺逃了出來，到湖北想尋求湖廣總督張之洞保駕。上海一些報紙爲吸引讀者眼球，也捕風捉影，轉載此事，一時間，光緒出現在武昌就更被傳得有鼻子有眼。不久，公館門前已是一片熙熙攘攘，原來“皇上”來到武漢的消息一經傳出，前往拜見者絡繹不絕。他們行三跪九叩首大禮，口稱：“恭迎聖駕。”冒牌光緒也煞有介事地舉手示意，答曰：“不必爲禮。”一些大小官員知道“皇上”駕臨武昌，覺得是巴結的好機會，紛紛前往跪拜，進獻款物，以表忠誠。
對於“光緒”在這個時候出現在這個地方，難道就沒有人懷疑嗎?
當然有。最先懷疑冒牌光緒的不是別人，恰是曾經做過劉禺生的老師、時任江夏縣知縣的陳樹屏。陳知縣聞知此事後，曾親自前往查看究竟。察訪之下，那一主一僕奢侈的表象還真讓陳知縣吃了一驚。只見冒牌光緒用的被袱繡着金龍，玉碗上也鏤着金龍，玉印上也刻有“御用之寶”四字。陳知縣畢竟見過世面，不爲表象所迷惑，見了冒牌光緒，他還不卑不亢地問對方：汝爲何人?冒牌光緒語帶威脅，不屑地應道：見到張之洞，我纔可以透露。言罷便不再開口。這一交手，陳知縣就察覺到了對方底氣不足。這就更使他堅信了自己的判斷。
冒牌光緒不多言，僕人也守口如瓶。這時候，一幫地方潑皮無賴居然強拉硬拽將僕人弄到浴池洗澡。他們想弄清楚僕人到底是不是太監。到了浴池，脫去衣服，僕人露出了真身——“驗其下體，果閹人也!”證實了太監的真，人們似乎也相信了冒牌光緒的真。應該還是陳知縣的主意吧，他疑問不減，並設法找來光緒的照片，用以比對冒牌光緒。但兩人長得確實太像了，僅看照片，看不出多少破綻。於是陳知縣又向北京有關部門發去密電，請求協查。
不幾日，北京的反饋來了：光緒沒有、也不可能離開囚禁中的瀛臺。得知這一確信，陳知縣再觀察那個冒牌光緒，竟覺得此人舉手投足處處流露出一種類似伶人演戲的意味。他又試探性地詢問了他幾次，冒牌光緒固執道，見了張之洞，一切自會明白。於是，這一天，湖廣總督張之洞收到了一封信函，信裏告訴他，光緒皇帝仍在瀛臺，冒牌光緒已把武漢攪得沸沸揚揚，閣下應該出面審訊此人了。張之洞親審冒牌光緒案終於開庭了。劉禺生也列席參加了那天的審訊。庭審開始，被押解到庭的除了主僕二人外，居然還有一位劉禺生在前文一直沒有交代過的他們的“同居者”。首先被帶到張之洞面前跪下的自然是冒牌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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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光緒被押下去後，接着傳喚僕人。僕人交代：我本是紫禁城內監，因偷竊宮中東西，被人發覺，不得已逃出來，想離開北京。半道上結識了那個冒牌光緒，實不知他姓甚名誰，他讓我和他一起到湖北，說自有我的好處。我這就跟他來到了武昌。之後審訊那個此前還沒有露過面的“同居者”。此人更絕，沒有一句話，只是舉着手中那些被袱碗印之類的物件向衆人示意，宛若啞巴。衆人多認爲此人莫測深淺，疑是宮中貴人。總之，審訊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結果。時年63歲的張之洞正爲操心洋務、東南互保等一大堆事忙得焦頭爛額，哪有時間和精力放在此案上，遂將此案交給武昌府江夏縣嚴審治罪。
案件到了陳知縣手中，他立刻動用酷刑。重刑一上身，個個都受不了了，很快就一一將真相供出。不出陳知縣所料，冒牌光緒果真是一個伶人，名叫崇福，兒時就入宮演戲。及長大，長得和光緒越來越像，同行常以“假皇上”戲稱他。僕人則是宮內守庫太監，早就與崇福相識，此人常偷竊宮內物品，一日終於被掌庫發覺，遂畏罪出逃，臨逃又偷走袱被碗印。不甘做伶人的崇福找到他，想到北京不時有人假冒某親王、某大臣行騙，得以發財致富，二人尋思，光緒被囚瀛臺，與外界無任何聯繫，我們何不遊走各地，以崇福酷似光緒皇帝爲招搖，加之身邊又有宮中御用之物，足可掩人耳目。
這番尋思策劃，最終把他們送上斷頭臺，怕是二人沒有想到的。他們最終背上插着標牌，被押赴草湖門斬決。事後，劉禺生曾問陳知縣：老師何以一見冒牌光緒，便知道他是伶人?陳知縣回答道：此人一舉手一投足，神情就像在演戲，敢情他是在演戲臺上的皇帝呀!他怎知，他越演得像，越會露餡;畢竟生活不是演戲，宮廷不是戲臺。只是不知爲何，那個“同居者”又莫明其妙地在劉禺生的敘事中“失蹤”了。劉禺生的“顧此失彼”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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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來說慈禧太后被矇騙的事
這起事件的中心人物儘管是慈禧，主角卻是岑春煊。岑春煊，原名春澤，字之階，1861年3月生於廣西林縣，其父是雲貴總督岑毓英。岑春煊於1885年考中舉人，1889年以五品京堂候補，1892年補光祿寺少卿，旋遷太僕寺少卿。1900年7月，八國聯軍進犯北京，時任甘肅布政使的岑從蘭州率馬步兵二千餘趕到北京“勤王”;慈禧、光緒西逃時，岑又率部趕到南口“護駕”，慈禧派他爲前路糧臺督辦。憑此“勳勞”，岑晉升陝西巡撫。1901年，八國聯軍侵入山西邊境，岑調任山西巡撫。1903年4月，改署兩廣總督。《世載堂雜憶》記載，岑到任後，“暴戾橫肆，任意妄爲”。甫一到任，即奏參籍沒了當地官吏裴景福等數十人，接着又逮捕了粵中巨紳黎季裴、楊西巖等人，抄了他們的家，使得粵地輿論一片譁然，許多富商巨賈人心惶惶，於是，他們中不少人和一些望族選擇避居香港。這些人離開家鄉到了香港，感到有諸多不便，於是就在香港尋思將岑趕出廣東。但慈禧對岑充滿信任，趕岑談何容易。在港粵商便聲稱，誰能將岑趕出廣東，就給他百萬港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有一個人站了出來，他就是陳少白。
陳少白，生於1869年，廣東新會人，1895年加入興中會，並參與香港總會組織之廣州第一次起義，未成，流亡日本。1897年8月赴臺灣，設立臺北興中會分會。1900年在香港主編《中國日報》，協助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1905年任香港中國同盟會會員。此事應該發生在他任香港中國同盟會會長後第二年。陳倒也實在，提出先給他30萬，他要以這筆錢作籌劃經費，事成後再拿餘下的70萬。陳懷揣錢先到上海，後又赴北京、天津。一圈走下來不久，令在港粵商大感振奮的消息果然傳來了：慈禧罷免了岑春煊，讓他回京述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