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曹丕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不過這話也不完全對，諸君請看北宋的歐陽修就曾把三個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積極地向皇帝舉薦希望朝廷重用他們，這三個人就是呂公著、司馬光和王安石。
嘉祐六年，歐陽修任參知政事，宋仁宗要他舉薦三個可任宰相的人，他便推薦上述三個人。當年范仲淹搞“慶曆新政”時，歐陽修等人支持范仲淹變法，被指爲搞朋黨。歐陽修因而作《朋黨論》，承認君子也要有朋黨，否則鬥不過小人，觸動了仁宗的敏感神經，宋初的家法之一就是嚴禁臣下結黨營私，再加上反改革聲浪極大，仁宗就收了變革的心願，將范仲淹等人一律貶到地方。呂公著的父親呂夷簡再度爲相，也曾打擊過歐陽修。歐陽修早年對呂夷簡的作法並不贊成，甚至多有譏諷之意。不過談到呂公著卻很有好感，當時歐陽修是潁州的知州，很器重比他小11 歲的呂公著，結爲講學之友。歐陽修推薦王安石、呂公著兩人爲諫官，稱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說呂公著“心樂閒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歐陽修出使契丹，契丹主問及中國有學行之士，歐陽修第一個提到的是呂公著。
說到和司馬光的矛盾，當時也是顯而易見的。仁宗皇帝沒有子嗣，將太宗曾孫、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過繼爲子，賜名曙，這就是英宗。對於英宗該如何稱呼自己的親生父親，大家議見不統一，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認爲應該稱父親，而司馬光認爲應該按儒家的宗法制度稱伯父，這就是有名的“濮議”。在這個問題上，司馬光和歐陽修之間有過激烈的交鋒，可是歐陽修照樣推薦司馬光，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神宗繼位，歐陽修又向新皇帝力薦司馬光，盛稱他“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臣忝在政府，詳知其事，不敢不奏。”此便是昔賢之用心，以公平心待人。
不僅對呂夷簡、司馬光是這樣，對王安石也是如此。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他從小喜好讀書，天賦極高，記憶力超強，有過目不忘之才。寫文章不加思索，動筆如飛，見過他文章的人，莫不交口稱讚，服其精妙。王安石博覽羣書，勤于思考，年方弱冠即以天下爲已任，立志做一番大事業。他的朋友曾鞏將王安石的文章拿去推薦給文壇領袖歐陽修，歐陽修讀後大爲讚歎，四處宣揚王安石才華出衆。王安石早從曾鞏那裏聽過歐陽修對他的好評，但直到嘉佑初年才登門拜訪。歐陽修對他的姍姍來遲並不介意，“倒屣相迎”，延之於廣座之中。後又有《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這位翰林學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對當時一名默默無聞的後生晚輩以李白、韓愈期許，實在難能可貴。有了文壇領袖的推崇，王安石很快便名滿天下。不僅如此，歐陽修還在朝廷力薦當今可爲宰相者三人，王安石便爲其中一位。王安石任相時，歐陽修撰文表示祝賀。後來王安石執意變法，歐陽修雖然是反對者之一，但二人終生詩文贈答，書信往來，維持着深厚的個人友誼。歐陽修死後，在衆多的祭奠文章中，感情最深、寫得最好的，還算王安石的《祭歐陽文忠公文》。
可見天下事，只要不存私心，掌握權力的，一旦把公事放在第一位，想到的不是車子、票子、婊子，做的自然是公允之事，如果趁機收受別人的錢財，看重別人後面的權勢，而不是德能勤績，自然肯定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比起古人，我們做得更好，只要肯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