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爆發後，耆英調署杭州將軍，後被任命爲欽差大臣，與伊里布同赴浙江與英軍議和。1842年，耆英、伊里布與英國代表璞鼎查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翌年又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
▲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政府代表耆英與英軍指揮官璞鼎查在英艦皋華麗號上籤訂《南京條約》
1844年，耆英任職兩廣總督時，分別與美國和法國簽訂了《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成爲名噪一時的“簽約大臣”。道光皇帝卻因其“撫夷”得力，退敵有功，賞賜耆英“有膽有識”“有守有爲”兩塊匾額，以示嘉獎。
1850年道光病逝，咸豐即位，力圖刷新朝政。咸豐萬分厭惡這位議和大臣，斥責耆英“無恥”“無賴”，崇洋媚外，禍國殃民，並革職留任。耆英仰仗先帝隆恩，以諷刺性的對聯來發泄自己的不滿，聯曰：
先皇獎勵有守有爲，今上申斥無才無能。
咸豐帝因爲顧念耆英爲先皇寵臣，未加罪責，但胸中不快由此燃生。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再起，清廷任命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花沙納爲欽差大臣奔赴天津與英法聯軍談判。由於很少接觸洋務，二人辦理外交事宜捉襟見肘，面對侵略者咄咄逼人態勢，一籌莫展。
巡防大臣惠親王綿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和大學士彭蘊章等，聯名奏請咸豐帝保舉起用曾參與道光朝外交、現已革職閒居的工部員外郎耆英前往天津與英法交涉。舉目無人，無奈之下咸豐帝遂決定“棄瑕錄用”，賞耆英侍郎銜，命其赴天津與桂良等一起與英法侵略者談判。
耆英到達天津後，即速約見英法代表談判，未料英法代表對耆英不懷好感，拒絕會見。原因是英法聯軍在攻陷廣州後，從兩廣總督署衙內繳獲了一些清廷官方檔案，其中即有耆英向清帝報告如何欺矇、辱罵“外夷”的奏摺，這讓英法聯軍很是惱火。
這次談判期間，英法議和代表除了不與耆英會面外，還將耆英奏摺交給花沙納和桂良閱看，指責耆英不講信用。耆英狼狽不堪，預料自己無法繼續談判，便擅自離津返京。
▲ 耆英(油畫)
耆英擅離職守，咸豐帝龍顏大怒，斥責耆英“無恥無能”，並立即召集廷臣商議如何懲辦。戰時狀態之下，欽差大臣擅自逃離前線，罪責之大，自難掩遁。綿愉、載垣、端華、彭蘊章等紛紛奏請懲處耆英。耆英則辯護認爲對外議和，事關機密，不能以書面形式上奏，因此必須親自赴京面稟。耆英此次受批後，回府再次撰聯譏諷：
先帝褒獎有膽有識，時皇罪過無恥無能。
清末戶部文選司郎中崇彝在其《道鹹以來朝野雜記》記載，氣急敗壞的耆英受到批評之後，回家撰寫了上述對聯懸於自家客廳之上，故意令人見之。
桂良、花沙納也認爲英法對耆英頗表不滿，他們對耆英的鄙視事關清廷尊嚴，奏請咸豐帝允准耆英進京面陳夷情。咸豐帝氣急之下下令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火速派員將耆英押解入獄，並責令恭親王奕訢會同大學士共同審訊。同時咸豐帝下詔，對“贊襄無方”各親王大臣予以不同程度處分。
圍繞耆英量刑定罪之事，朝臣頗有分歧。恭親王奕訢等從大清律例角度出發，認爲耆英未奉諭旨擅自回京，確屬冒昧糊塗，不合情理。但又認爲耆英並非統兵將帥，而且其回京也是擔心和局破裂。且查遍大清律例，並無相關的處分條文，建議從輕發落。其他大臣也奏請將耆英定爲絞監侯，實際上是暗中爲耆英尋找生機。按照一般常規，絞監侯不久即可開釋復官。
與奕訢等主張保釋相反，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肅順則奏請咸豐帝將耆英立即就地正法。他堅持認爲，如果不將耆英即行正法，遷延時日，耆英將會尋機生還，如此則“國法何申?官邪何儆?”對於肅順奏請，咸豐帝一方面認爲肅順言論過當，另一方面表示不忍“棄之於世”，於是着令耆英自盡。
承平之世尚需恪守君臣之道，亂世之秋更需帝王權威。耆英未能審時度勢而觸犯龍顏，在崇尚君臣父子之道的封建時代，因聯獲刑只是個藉口而已。肅順力主處死耆英，是對鴉片戰爭以來昏暗官場的一次大肅清。
不少人認爲，肅順處死耆英，難免有挾嫌報復的成分。這種說法難以服衆，因爲肅順與耆英之間並沒有什麼個人恩怨。1861年辛酉政變後，耆英之子企圖爲父翻案，慈禧依舊認爲，雖然肅順“奏過當”，但是耆英“罪當死”。咸豐、肅順之所以要處死耆英，主要是救政以猛，希圖藉此振刷頹敗的局勢。當然力主處死耆英，也還包含着肅順藉此打擊舊權貴，樹植新勢力的政治考量。
耆英雖死，但清廷“戰和不定”的外交方針卻就此定型，如此說來耆英之死毫無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