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對於靖難之役中建文帝一方的敗因，多歸納爲文武矛盾與黃子澄、齊泰誤國，實際上建文朝的派系鬥爭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甚至說是主要因素也不爲過。黃子澄、齊泰(尤其是黃子澄)不僅在軍國大事上謀國不臧，而且還把持朝權，敗壞政治。
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位。當時無論在野還是在朝，士大夫們都切注視着這次皇位更迭。如前所述，方孝孺、張紞、陳迪、董倫等在蜀滇爲官，相當於在野，他們對朱允炆的人格、習性熟知已久，歡迎建文即位;而黃子澄、齊泰、耿炳文、徐輝祖等朱元璋在晚年就頗爲矚意的在朝顧命大臣，也自忖可在新朝大展身手。至於真正的在野者，如解縉、劉璟，也對建文之立，翹首以盼，渴盼仕途命運之轉機。
其實，建文朝內部的派系分野和鬥爭深刻地影響着建文朝政局，應當予以更多的重視。王紳《繼志齋集》有《上吏部書》雲：
然而位過於器而器愧於位者有之，至於職小於才而才浮於職者何限，亦有才品相丁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者。
是知當時朝廷人事、行政，並非人盡其才，亦非一團和氣。
實際上，建文內部的派系分野，絕不僅僅限於文武之爭。如前所述，耿炳文、徐輝祖等親信武臣的忠誠度絕不在於文臣之下。當然，文武之爭仍然是建文朝明顯的一對矛盾，無可諱言。不過，文臣內部的派系分野深刻影響着政局，同時曲折作用了改制。
猥瑣男主持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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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顯示，黃子澄、齊泰是建文朝最具權力的重臣，二人把持軍政大權，削藩、戰事、選官都大權掌於其手。黃子澄較齊泰，權力更大。二人命運隨靖難戰事而搖擺，不過朱允炆對他們的信任卻始終如一，貶官撤職也不過是私使募兵。
建文前期，二人可謂權勢熏天。甚至到建文後期，他們的權力也只是稍有減弱，可用“柄國”形容齊黃的權力。
筆者要指出的是，二人僅主持軍政和削藩，並未過多注重改制事宜，甚至朱允炆本人也對軍政不甚關心，放權二人。這種分工格局，也影響着建文朝的內外政局。到建文中期之後，二人遭貶而權力下降，原先贊佐的方孝孺便開始參與軍政。下面詳加論述。
黃子澄、齊泰享有比其他所有建文朝臣都更優越的條件，成爲建文朝最具權力的臣僚。
其一，齊黃二人均在洪武末期已被朱元璋所青睞。黃子澄爲朱元璋選定的東宮官員，“東角門之對”又爲他贏得了朱允炆的無上信任。齊泰更以“九年無過”、“素知邊事”博得朱元璋的賞識，有史料甚至認爲朱元璋顧命齊泰：
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不豫，甲申日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明日崩於西宮。
這則材料的真實性並非百分之百，不過齊泰被朱元璋委以重任則是事實。
其二，二人都有強烈的削藩訴求，在軍國重事上朱允炆賦予了他們極大的信任和權力。這兩點，都是別人所不具備的。
尤其是洪武末期，方孝孺、張紞、董倫等人要麼根本在野，要麼就遠在滇蜀。東宮舊臣比不上東宮新臣，儒學型士大夫在顧命軍國重臣相較下，也顯得分量較輕。齊黃二人，便獲得了“柄國”地位。
朱允炆即位之年，黃子澄、齊泰便獲得了柄國執政地位。黃子澄以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齊泰則改兵部尚書，同參國政：
(今南京吏部卷內有)九月，……以兵部尚書茹瑺爲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蹇義爲右侍郎。……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爲兵部尚書，右侍郎劉儁爲左侍郎。
黃子澄以東宮舊臣參政，齊泰則需要先轉爲尚書。朱允炆先將茹瑺去位，方爲齊泰留出了尚書正官位置。
齊黃二人遂把持權位，操縱削藩、任將、選官：
時主少國疑，諸藩與中朝互相猜貳，泰與黃子澄力贊削奪征討之謀，特見信任焉。
齊黃二人相較，朱允炆似乎更信任黃子澄。削藩策略上，齊泰主張擒賊先擒王，先削燕王，餘則不攻自破。黃子澄則主循序漸進，先剪除周代等枝葉，再圖燕王;制燕策略上，齊泰主張扣留燕王三子作人質以逼迫燕王就範，黃子澄則主張放歸之以釋燕王之疑。最終，朱允炆都聽從了黃子澄決策。
靖難戰起，齊黃二人主持軍政大事，走出一系列昏招。召還忠於朝廷的遼王，令寧王還朝而滋其疑、最終爲燕王挾持，都失卻了朱元璋晚年以藩制藩的部署策略，也令靖難戰事上處於被動。
建文朝用人最大的敗筆——黃子澄
齊黃還把持任將大權。耿炳文出將，自屬朝野公認。有史料顯示，耿炳文戰死後，廷議本欲以魏國公徐輝祖往代，卻臨時改爲李景隆，這顯然出於齊黃二人的決策。召還鎮守遼東的楊文，也是一着臭棋，卒使北邊牽制燕王的計劃，幾乎歸於失敗。
李景隆攻北平失敗，又於鄭村壩大敗，直接導致齊黃二人去位。建文元年末齊黃二人被罷，不過仍留京師，仍能掌握朝政。建文三年初，東昌大捷後，齊黃還朝。不數月，夾河朝廷再敗，齊黃二度去位，被“陰使募兵”。齊黃第二度去位後，才真正失去了權力，方孝孺遂得參軍國大政。
我推測齊黃兩度去位，其原因均非簡單地邀好於燕，而亦牽涉到了朝中的政爭。實際上，建文朝內部反對削藩、反對齊黃秉政之聲，始終不絕。齊黃去位，泰半原因，可說是被攻去。
建文元年便有尹昌隆彈劾齊黃：
京師地震，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寧縣，尋復之。尹昌隆言奸臣專政，陰盛陽衰，謫見於天，執政惡之。
“執政”、“當事”、“權臣”、“用事者”，如此詞語也屢屢形諸建文史籍：
驛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博士。上素聞其賢，將大用之，爲當事所忌，授博士，尋遷侍講。
談遷的記載融會了他的分析判斷，一針見血。“當事”只能是齊黃二人，且“當事”與方孝孺並非融洽。齊黃二人不僅把持朝政，也操縱用人大權。如前所述，茹瑺去位，便是爲齊泰留出位置。茹瑺也確與黃子澄有隙，以致遭攻去位：
(茹瑺)建文中，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刑部尚書暴昭黨子澄，極力擠瑺，誣以贓罪，黜領河南布政使。歲中，子澄亦黜，召瑺還，復爲兵部尚書。
是知黃子澄、齊泰亦有黨附之人，黨同伐異成爲他們在人事上的作爲。
解縉之貶謫河州，也屬“權臣”所賜：
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
解縉遭貶謫和“權臣”遭罷黜相隔歲餘，適與齊泰、黃子澄首度去位的時間合拍，真相大白：“權臣”爲齊黃無疑。至於爲何史籍多不直呼其名，我推測這與永樂而後政治忌諱有關，楊士奇如此着筆，必有深意。如同寫方氏“叩頭乞哀”、寫耿炳文真定不死——藉此抹黑方孝孺、湮滅建文史事。
齊泰和黃子澄把持了建文前兩年乃至第三年的軍政最高權力，這種執政態勢，要到建文三年三月夾河兵敗後，齊黃二度去位，方告終止。“柄國”，可稱爲齊黃二人在建文朝的角色。
真·英才都去改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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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張紞、陳迪作爲六部和翰林院重臣，在建文朝主要發揮了“贊佐”作用，也即改制的主事者。齊黃二度去位後，方孝孺方始參與軍國大政，直至建文朝結束。《罪惟錄》的記載非常典型：
帝自坐便殿，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
方孝孺於建文朝的地位和作用，實沒有高估的必要。吳緝華、阪倉篤秀和大多數通論著作都認齊黃方三人爲輔政大臣，實則不然。若論其參與贊佐、改制，則大致不差。
建文三年初齊黃二度去位前，方孝孺幾乎不參與削藩、平亂的軍國大事決策，史載“詔檄多出其手”或許爲真，但詔檄無存，亦無法證其爲非。
建文前兩年方孝孺的主要職務，仍是傳統的翰林院本職工作：
一、掌翰林文字之職。與朱允炆講論經史，撰寫《郊祀頌》、《省躬殿銘》、《代董學士謝表》等應詔文章;
二、組織編撰圖書。《明太祖實錄》修纂，方孝孺爲總裁之一。此外，方氏還應詔編過《類要》等書。周是修《送周判官詩文序》透露：
聖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一新，厲精文治。……厥明年，復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載於典籍者，隱括類聚，分嘉言、善行、懲戒，以爲各類之綱。……舉中外士流以博洽聞者會於翰林，開館武英殿之南廊，以從事而草創之。命文翰博士天台方孝孺總裁之，命侍讀紹興唐愚士、金華婁鏈、修撰吉郡胡靖三人者副之。……建文庚辰十月十二日也。
可知直至建文二年末，方孝孺的主要工作仍屬於傳統的翰林文字之職。
三、主持應天府鄉試。方氏《遜志齋集》有《應天府鄉試小錄序》，記載建文元年，他典應天府鄉試之事。
除卻傳統翰林院工作，方氏的職務纔是進行制度設計，主持改制工作。從朱允炆即位到建文二年，朝廷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裏廣泛推行了諸項改革，有關這一時期改制的時序系年，後文還要詳述。朱允炆坐便殿，軍國重事俱付齊黃，方孝孺便以翰林官輔政的名義，配合朱允炆，便殿君臣共謀，完成了制度改革。
建文三年以後，方孝孺始參與執掌軍政。方氏在軍政上的主要表現有：
謀劃使薛嵓假說燕兵，使遼東真定夾擊北平;參與謀劃離間燕王父子，使錦衣衛張安齎書往說燕世子，並險些成功;燕兵迫江時獻策割地，使慶成郡主往說燕王，無功而返;南京危殆時請固守京城，並請若有不測，飛舸走蜀。
方氏畫策，顯然勝過齊黃一籌。割地若非緩兵之計，則略顯迂拙。另外幾計俱亦應時而發，雖未成功，亦非謀之不臧。
方孝孺頗有謀略，可惜未及時任用
建文末期兩大軍政失策：召還徐輝祖、使李景隆、谷王守城，沒有史料證明是方氏所爲。不過，有史料顯示，方孝孺和李景隆交好：
又謂孝孺與景隆父子交誼。
方孝孺輩以愚士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國公之客賢，趣召至。
李文忠、李景隆父子均雅好文學，延攬文士。茅大方《希董先生集》有《次韻奉答李曹公》：
元勳名譽動三臺，德澤含濡被草萊。論道每陳經世略，匡時還用濟川才。
李文忠還因此遭到朱元璋的猜忌和警告，謂其“非智非謙”。方氏與其交好，事順理合。《遜志齋集》亦有內證：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
李景隆兵敗而一再獲任，朝廷對其喪敗之罪不予追究。我推測，可能與方氏迴護有關。史料不足，只能存疑。
方孝孺在建文後期儼然已是輔政大臣，建文朝庚辰進士黃鉞留下一本《黃給諫遺稿》，書中記載：
辛巳，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吊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方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爲最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上前，視遠而言遊，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府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孝孺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
可知方孝孺此時已介入軍政事務，臣下亦以此爲言。“翰林侍讀”當是仍襲舊稱之誤。方氏既知童俊之狡獪，卻不能及時撤換，亦屬謀國有失了。
張紞、陳迪作爲吏部、禮部尚書，被賦予了主持改制之責。張紞、陳迪任官雲南時便勇於開創，善於製作。張紞專雲南，治行爲天下第一，凡雲南程式、貢賦、法令俱出其手。陳迪布衣出身，允文允武。“時更修制度，沿革損益，迪議爲多。”
主持改制，贊佐朝政，遂成爲方孝孺、張紞、陳迪在建文朝的主要作用。其餘各部尚書如戶部王鈍、刑部侯泰、工部鄭賜，亦都能忠於職守，無愧六卿之任。
當建文朝覆亡之時，六卿殉難比例高達2/3，如若把兩任兵部尚書齊泰、鐵鉉都算上，那麼更達到5/7。六部等中央高級官署，於建文朝發揮了重要輔政功能，也與建文朝一同身殉。
被壓制的未來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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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子寧、周是修等人，於建文朝表現耀眼，但不得大用。筆者將他們歸結爲“供職”。意即，他們作爲低級官員，不能參與重大決策。
在建文朝壬午殉難的長長名單裏，他們隨處可見。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練子寧、周是修。不過，作爲整體來看，中低級官員，大部都馬前迎降，其中解縉、胡廣、楊士奇、楊榮等人都成爲永樂以後幾朝重臣。
盡於本職、反對齊黃，成爲練子寧、周是修等人在建文朝的兩大主要行跡。齊黃謀國不臧，削藩、戰事亦不甚順利。二人又獨攬大權、壓制言路，用人亦獨斷專行——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便造成極大的反彈。
建文末期，朝廷爆發了一場政爭：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之師已渡淮，在廷公卿倉惶失措，坦行甫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兩人屹不爲動。左副都御史練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
本傳的傳主是靖江王府直史蕭用道。他本人並未殉難。這段政爭，也多見於練子寧、周是修傳記，以及其他建文史籍中，內容均大致等同。至今讀來，其劍拔弩張、針鋒相對之氣，仍真實可感。
從此處亦可窺見建文朝中絕非一團和氣，亦非簡單的文武之爭。即在文臣之中，也是“問題成堆”。派系、層次之分野和競合，絕非泛泛。前述齊黃之去位，差可視爲朱棣兵威和朝中政爭雙重作用之結果。
練子寧、周是修和蕭用道發起的這一場政爭，矛頭指向的“用事者”爲誰，值得揣摩。如前所述，此時方孝孺似乎是“用事者”。不過，方孝孺素與周是修交好，“誤國”者又非方氏。筆者推測仍是齊黃。齊黃雖然去位募兵，恐怕仍不時往還朝廷。史料不足，留以存疑。
“用事者”雖然不能完全被證明是方孝孺還是齊黃，但這場政爭表明建文朝內部的傾軋和鬥爭，則是無可懷疑的。它足以解釋，爲何建文朝覆亡之時，中低級官員大面積投向朱棣，並未殉難。
推其緣由，解縉、楊士奇、楊榮、胡廣等中低級文官，飽受齊黃柄國之壓抑，於建文朝缺乏歸屬感，滿腔抱負難以施展。在建文朝時期，他們能做的只是“供職”而已，建言獻策甚至都遭壓制。
“三楊”中有兩位被齊、黃壓制
建文朝覆亡之時，解縉、胡廣、周是修、楊士奇相約殉國，最終只有周是修踐諾。這件事在楊士奇、胡廣、解縉的人生中均留下重要痕跡，廣爲人知。它表明：中低級文官中，除了少數以忠義自勉者外，均不甚留戀建文朝。他們投向燕王，謀求新朝能有一番作爲，這番心曲，已不待言了。
至此，我們完成了對建文朝人事的論述。建文朝的人事，相比于靖難戰事，更深刻直接地影響到了建文改制。不過，建文朝的人事，又確與靖難戰事密不可分。因此，若謂建文改制因人事變動，而間接爲靖難戰事所影響，是可以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