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七年(一○七四)，蘇軾在杭州任通判期滿後，主動要求到山東密州(今諸城，宋時轄膠西、高密、安丘、諸城、莒縣五縣)任職，擔任該州的最高長官“知州”。當時的密州是個貧窮山區，經濟蕭條，文化落後，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員的薪俸也很低。這與有“天堂”之稱的杭州不啻天壤之別。正如蘇軾在《超然臺記》一文中所寫：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採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
身爲地方長官，在杭州時出門是舟楫畫舫，住的是畫棟雕樑，滿目是迷人的湖光山色。而到密州後，出行是車馬勞頓，住的是木屋草房。出門所見，盡是桑麻遍野，荒山連綿。而且甫一到任，就遇上天災，莊稼歉收，盜賊遍地，民間糾紛不斷……在此情況下，他這密州的“一把手”也一貧如洗，連糧食都不夠吃，每天只吃些枸杞、菊花等野菜充飢。他在《後杞菊賦並敘》中進一步寫道：做官十九年來，他家中日益貧困，吃穿都不及以往。到密州後，本以爲可以吃頓飽飯了，然而廚房裏空空如也，吃的仍令人擔憂。於是，他天天在公務之餘，跟同僚劉庭式一起，到城邊荒廢的菜園中挖野菜吃。他們邊挖野菜邊談笑風生，日子雖苦，但卻苦中有樂。
蘇軾爲何願到這窮地方過貧苦生活?這固然不是庸俗的功利觀所能解釋，他也不曾以“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標榜自己，而說他有與民同甘共苦的良知和以苦爲樂的胸懷，倒比較符合實際。正是在跟百姓同甘共苦中，他才能及時發現問題，爲百姓排憂解難。有一次，他跟劉庭式沿着城牆根挖野菜，忽然在一叢枸杞旁發現一個用包裹裹着的棄嬰。他心痛地撿起棄嬰，抱回府中撫養，從中更深地瞭解到百姓生存的艱難。於是他下令州府的官員到野外去撿拾棄嬰，自己也“灑涕循城拾棄孩”。
幾天時間，州府中就收養了近四十名棄嬰!他把這些棄嬰分別安排到各家撫養，政府按月給撫養費，兩年內救活數十名棄嬰。兩年後，蘇軾被貶黃州時，還把收養棄嬰的經驗傳授給鄂州太守朱壽昌。因當時嶽鄂民間有“溺嬰”的惡俗，許多嬰兒剛生下來就被放到水盆裏淹死，出生晚的女孩幾乎無一倖免。蘇軾建議朱壽昌依法禁止溺嬰行爲，並在黃州成立一個名爲“育兒會”的慈善機構，動員人們捐錢捐米救助嬰兒。他雖然囊中羞澀，也給“育兒會”捐了十千錢的善款。
跟百姓一起吃苦受貧，也使蘇軾進一步密切了跟羣衆的關係，更深入地體察百姓疾苦，從而更有效地幫他們戰勝災荒。他剛到密州時，那裏正遭受嚴重的旱災和蝗災，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流離失所，餓殍遍地。目睹此等慘狀，蘇軾心急如焚，立即採取積極措施，恤民救災。他一方面開倉放糧，並將州衙官吏的口糧勻出一部分，爲斷糧的饑民解燃眉之急;同時上書丞相韓琦，如實反映當地災情，要求朝廷選派官員下來視察，體量放稅，或給予補助。
在滅蝗中，他親自出馬，帶領農民用火燒、深埋等方法剷除蝗害，並動用部分倉米獎勵捕蝗有功人員。他還針對當地“盜賊漸熾”的情況，及時作《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上書朝廷，對盜賊產生的根源做了精闢分析，並提出相應的治盜之策……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密州的災情基本得到控制，百姓的負擔有所減輕，社會秩序也明顯好轉。
蘇軾還把他的“以苦爲樂”思想，提升爲極富教益的人生哲理，用以指導自己，影響他人，改善民生。他曾《後杞菊賦並敘》中說：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他認爲人生在世上，就像手肘一樣能伸能曲，所謂貧困、富有、美豔、醜陋，只是相對而言。有的人吃糠咽菜照樣白白胖胖，有的人吃山珍海味卻瘦骨嶙峋。他以杞菊爲食，春天吃苗，夏天吃葉，秋天吃花和果實，冬天吃根，照舊快樂健康，說不定還能因此而長壽呢!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歷盡萬難而不移其志，身處逆境仍保持樂觀，從容地渡過一道道難關，使生命迸發出燦爛的光輝!而作爲一筆寶貴精神財富，這閃光的哲理也鼓勵人們學習蘇軾，不畏貧苦，在艱苦困難中勇往直前，樂觀向上地積極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