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大約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427)字元亮，一說名潛，號“五柳先生”，私諡“靖節”，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他是我國第一位田園詩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後棄官歸隱。後世稱靖節先生。
王維(701年-761年)，字摩詰，人稱詩佛 ，名字合之爲維摩詰，維摩詰經乃是佛教中一個在家的大乘佛教的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薩，意譯爲淨名、無垢稱詰，意思是以潔淨，沒有染污而稱的人。盛唐時期的著名詩人，官至尚書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縣)，遷至蒲州(今山西永濟)，崇信佛教，晚年居於藍田輞川別墅。他是唐代山水田園派的代表之一。與孟浩然並稱“王孟”。
陶淵明由於出於憤世嫉俗，不願與當權的腐敗勢力合作，毅然棄官歸隱。他留下的“不爲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一直爲後人所讚譽。
但是大詩人、名畫家王維就對陶淵明的氣節看不上眼，並加以譏諷。《王右丞集》卷十八;有一封他晚年時寫給朋友的信《與魏居士書》，其中有這麼一段話：“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知其後之累也。” 王維信中提到的《乞食》詩，是陶淵明歸隱後晚年遭災時所作，原文內容是：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餘意，遺贈豈虛耒，
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功，言詠遂賦詩。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詩的大意是說自己求乞時不知道說什麼好，主人知道來意後便以酒飯款待，於是自己談笑終日，即席賦詩，同時又感嘆自己不能象韓信報答漂母那樣報答主人。由此可以看出來，此時的陶淵明雖然窮至乞食，但仍保持着樂觀的態度，骨頭仍是硬的。
可是，在王維看來，陶淵明落到了這種地步，純屬不識時務的結果，是小不忍而亂了大謀，即所謂“忘大守小” 。按照王維的意思，那是理所當然地應該“把板屈腰” ，穩坐官位，安食俸祿。對於陶淵明乞食的窘境，王維根本沒有表示同情，相反卻從《乞食》詩中挑出一句“叩門拙言辭”來，並毫不客氣地譏諷爲“屢乞而多慚” 。
當然，王維對陶淵明的這種評論和譏諷，其實對陶公並無損害，反倒是折射出王維自己在爲人處世上的某些庸俗氣來。
也是在《與魏居士書》中，王維對自己晚年的生活有個評語——“偷祿苟活”。這個評語雖帶有自嘲和自謙的味道，卻也反映了一定的實際情況。的確，王維在爲人處世上有時是有點過於“識時務”了。這與他名維字摩潔，人稱詩佛的形象成了反差。
在大唐時代封建的官場上，敷衍應酬有時是在所難免的，但其中卻有個分寸和節操的問題。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作惡多端，王維雖然對他也很不滿，卻寫了奉承李的諛詩《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讚美李林甫“上宰無爲化，明時太古同” 。玄宗皇帝迷信道教近於癡狂，老子顯形的荒誕之說風靡一時，王維又寫出《賀玄元皇帝見真容表》和《奉和聖制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等無聊詩文來拍馬逢迎。同樣是詩人，杜甫對於玄宗的窮兵黷武寫下了充滿批判精神的《兵車行》，王維卻寫下了極盡讚美之詞的《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對於官場濁流，王維雖也厭惡，甚至在《早秋山中作》中說“卻嫌陶令去官遲” ，似乎歸隱的決心比陶淵明還大，但終究只是說說而已，晚年居輞川，亦官亦隱，日子過得那是相當地舒服。安史之亂是歷史上一場禍國殃民的大動亂，王維沒有頂住安祿山的壓力，在他那裏任了僞職。雖然不是出於他的本意，任僞職期也未做什麼壞事，但畢竟還是不光彩的，如果拿來與冒死參加平叛的顏真卿相比，他就顯得渺小了。大概自感愧疚吧，他回到朝廷被赦後便請求“出家修道”、“奉佛報恩”。此舉，才真正與他的名字相符合了。
從以上這幾個例子可以看出，他在《與魏居士書》中譏諷陶淵明以及所表露出的那種庸俗觀點，並非偶然。
閒說這些，不免爲王維在做人處世方面的格調不高而惋惜。但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文學與藝術上的重大成就卻是不可抹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