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執政之時，宰相王安石力主變法，爲後人所熟悉。但王安石在立新法以革時弊之時並未放棄“變風俗”，並認爲變風俗與立法度同等重要，即“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宋史·王安石傳》)。其變風正俗的關鍵點是去奢靡貪腐之風，而這點卻爲人所輕忽。
那麼，在王安石看來，風俗之厚的養成路徑有哪些呢?
第一，京師應立崇儉尚樸之標杆。京師的好惡事關社會風俗之厚薄，應當樹立儉樸清廉之風，爲他方做出適宜的表率。
第二，培育健康的養士之道。傳統“士農工商”的等級排序，必然使士風波及到農風工風商風。因此，治士風也即治農風工風商風。而治士風，在王安石看來，需從“饒之以財”、“約之以禮”、 “裁之以法”三方面入手。
“饒之以財”，即高薪養廉。而要使其知廉恥遠貪腐，需實處出招，施以完備的制祿，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應酬往來，皆能從容處對。
“約之以禮”，即婚喪嫁娶、服飾器用等要講規矩。“饒之以財”，可能會使部分士人闊起來，但闊起來士人的廉恥之心未必會如影相隨，有時會驕橫失禮。故“約之以禮”，使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有規矩可守，秩序可循。但規矩秩序的遵守，也並非是死守條文，而是量力而行與照章辦事，相輔相成。
“裁之以法”。規矩落實的重要保證。法既有“禁其末”的嚴懲貪吏之法，更要有“弛其本”的禁“奢靡之法”(《上皇帝萬言書》)。有規有矩，才成方圓;有教不守，善惡不彰。士人自身奢靡要弱化，士人耳目所及的環境奢靡也要蕩除。
第三，執政者身體力行儉樸之風。規則遵守無特區，有特區不免有折扣。“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執政者能懷“至誠懇惻之心”，並身體力行，行清廉儉樸之風，則下效“上之慾而服行之”，“貴者知避上之所惡”(《上皇帝萬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