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於改革的元仁宗：元仁宗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年4月9日—1320年3月1日)，是我國元朝時第四位皇帝。在位9年。享年35歲。在元朝歷代皇帝中，仁宗是最有文化底蘊的，一位較有作爲之君。史書稱他“遵世祖通儒術。用漢臣，求言圖治”。他是繼忽必烈之後推行“漢法”比較積極的元朝皇帝。應該說，元仁宗爲了維護、鞏固蒙古貴族政權在全國的統治，還是有所作爲，勇於改革創新的。
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海山病死，愛育黎拔力八達以皇太子身份執政。他整飭吏治，廢除武宗時設立的尚書省，仍恢復原來的中書省，並以“禍國殃民”之罪將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和平章樂實、右丞相保八等武宗一朝的當政人物處死，安排中書省班子，恢復各地的行中書省，懲治地方贓官污吏，嚴禁諸王、貴戚的擾民行爲。停用至大銀鈔，減裁冗員，整頓朝政。然後在大都大明殿正式登基，帝號“仁宗”。年號皇慶。以明年爲皇慶元年。元仁宗對漢文化的喜愛，他和他的臣僚(特別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對儒家政治學說和漢人歷史經驗的渴求，還可以從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翻譯或出版的著作的數量和性質上反映出來。翻譯成蒙古文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尚書》;宋人真德秀(1178—1235年)撰寫的《大學衍義》;與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有關的兩部著作，吳兢(670—749年)撰寫的《貞觀政要》和太宗本人爲他的繼承者撰寫的《帝範》;司馬光(1019—1086年)撰寫的偉大史書《資治通鑑》。
在元仁宗贊助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孝經》;劉向撰寫的《烈女傳》;唐代學者陸淳研究《春秋》的論著以及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雖然以上所列，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同意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反映了他可能認識到漢文化的巨大影響和倡導大衆道德的責任，而翻譯著作的選擇，則顯示了他的實用主義目標。在下令翻譯《貞觀政要》時，他指出此書有益於國家，並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夠誦習該書的譯本。說明他顯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夠學習儒家的政治學說和漢人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唐太宗的教誡，能把國家管理得更好。
科舉考試是中原王朝甄選統治精英的主要途徑，關係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就不斷圍繞恢復考試問題展開過爭論，但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爲改善通過承蔭得官者的教育水平，皇慶二年，仁宗下詔規定：漢人職官子孫承蔭，需考試一經一史，考試合格者直接任職，免去見習期。蒙古和色目職官子孫承蔭者可以選擇考試，通過考試的人授官時比原襲職務高一等。可能是爲了減少儒官的競爭，由地方機構胥吏出身的官員可以出任的最高職務自四品官降爲五品。仁宗皇慶開始推行的考試製度，應被看作爲施行平等任官機會的漢人觀念和作爲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結合。因此，愛育黎拔力八達恢復科舉考試製度，既有文化意義，也有社會和政治意義。把儒家學說作爲甄選精英的標準，給漢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條正常的道路。這對江南的士人更爲有利，因爲直到此時他們多被排除在官場之外。此外，考試製度也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學習漢學，特別是那些不屬於貴族家族的人，並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漢化。
元仁宗按照中原傳統方式對元朝政府的改革無法走得太遠，因爲他不能削弱蒙古諸王的行政權、司法權和經濟特權來加強中央集權。儘管忽必烈已經推行了中央集權的政策，蒙古諸王仍然擁有對他們領地(投下)相當多的行政、軍事、財政、司法權。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權力是政治冒險，因爲這將面臨蒙古和元帝國一條最基本原則的正面挑戰。所以，嘗試削弱諸王權力的改革未果。延祐經理也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經濟措施之一，是要通過覈實田土佔有狀況來甄別隱佔，考較田糧。延祐元年冬，遣張驢等人分道經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糧，“詔江南東、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實土田”。由於當時各地吏治腐敗，“郡縣並緣以厲民”，因此“經理考覈多失其實”。奉行過當的結果，“自實土田”演變爲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毀民廬，“夷墓揚骨”以虛張頃畝。延祐經理的慘烈，於“贛爲甚，寧都又甚”。
仁宗通曉儒術，熟知佛教“明心見性”之理，其爲人和藹，對近臣貴戚以禮相待，平時生活不尚豪華，較爲儉樸，從不巡遊，也不沉溺於酒色。又罷土木工程百餘處，又禁諸王、大臣營建私第，精簡禁衛。《元史》評價："縱其一生，他還是一個有所作爲的皇帝"。
明、清兩代史官評價：“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慾，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武仁授受之際，無可議者，仁宗初政，首革尚書省敝政，在位九年，仁心仁聞，恭儉慈厚，有漢文帝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