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杯酒釋兵權後，面對文臣趙匡胤又是如何應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公元960年，趙匡胤以“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成爲了北宋的開國君主，但是立國之初，如何扭轉自唐末以來王朝短命的歷史問題，成爲宋太祖的頭等大事，宋太祖通過對軍隊下達“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輒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毋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汝”的命令，在兵變之時防止了軍隊的大肆搶奪，整肅了軍紀，又通過“杯酒釋兵權”剝奪了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人的兵權，基本上解決了自五代以來的“藩鎮太重，君弱臣強”的現狀。
趙匡胤得國之後也一改五代以來“武人跋扈”、文人“斯文掃地”的局面，重用文臣、開科取士，甚至立下了“不殺大臣及言事者，違者不祥”的鐵誓。不但重用前朝舊相，而且提拔南唐舊臣徐鉉、張洎，加之開科取士和地方推舉人才，北宋一改五代的頹廢之氣，大興文治之風，但是隨着文士興盛也必然要面臨着臣僚結黨的潛在可能，面對武將趙匡胤採用了“杯酒釋兵權”，面對文臣趙匡胤又是如何應對?
在宰輔選用上，太祖並沒有如其他王朝新帝登基便大封自己的親信幕僚來擔任中央的主要官員、執掌中樞權力的做法，太祖繼續任用範質擔任宰相併加司徒，王溥、魏仁浦都保留原職並且分受司空和尚書右僕射之職，而執掌兵權的樞密使一職也繼續由前樞密使吳廷祚繼續擔任。至於陳橋兵變的主要策劃者趙普僅是在建隆元年(960年)八月被任命樞密副使，直到建隆三年(962年)十月，才因爲樞密使吳廷祚“年齒漸高”退任雄武軍節度使，趙普才正式任命爲樞密使。最後在乾德二(965年)年趙普才得以拜相。這樣的宰輔的任命方式，看似是念及前朝臣僚的一種做法，實際上卻是掌控中樞權力的高明之舉。其表現如下：
第一、相權受到約束，皇權威信加大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行跡，且憚上英睿……常言於上曰：‘如此則盡秉承之方，免妄庸之失矣。’上從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與坐論矣。”
自唐朝以來，宰相“坐而論道”的制度一直被保持，這一方面是皇帝對宰相的尊重，同時也是宰相權力強勢的一種標誌，唐朝的黨爭頻發也跟宰相權威過大、結黨左右政局有關。因此，想要預防黨爭必須先對宰相的權威進行約束，趙匡胤任用範質等舊臣正好起到了這一作用，三個宰相在面對特殊的環境之下，使得他們在奏事上言方面，不敢做出強硬的姿態。
趙匡胤打算親征太原，偏偏選擇在一次宴席之間詢問宰相魏仁浦，而身爲宰相的魏仁浦也僅僅是對趙匡胤進言道：“欲速則不達，惟陛下審思”，這明顯是刻意輕視宰相的行爲，相比後來的宰相趙普，範質、王溥、魏仁浦等三宰相在決斷和氣魄上都相距甚遠，而宋太祖的權威也通過此次宰輔任命迅速建立了起來，宋朝開國之後，趙匡胤通過手段也一下子改變了自古宰相權威太重的問題。
第二、宰相人選皆用老臣擔任
通過對範質等三人爲宰相的任命，這對於之後任命宰相的有着重大的影響，北宋一朝除非在元老重臣皆故的情況之下，否則宋朝的皇帝很少讓本朝官員擔當宰輔重任，在趙匡胤之後，對於宰相的任用上基本上是秉承了多用老成持重的老臣及穩健派官員，宋太宗、宋真宗到宋仁宗前期基本上較好地保持了這一傳統。
當然了，在這皇帝執政期間，還是存在特別情況，就是宋太宗淳化四年任命爲宰相的呂蒙正，呂蒙正本身是在太平興國二年科舉中第而起用的新進官員。不過，呂蒙正是狀元，也是北宋第一位成爲宰相的狀元，並且爲人老成持重，而且也一直潔身自好未嘗參與過黨爭或者拉幫結派。《宋史》稱讚其“爲張紳所污而不辨”、“將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
呂蒙正以優秀的品格及不俗的能力，充分證明自己有資格成爲北宋前期的宰相的特例，宋仁宗朝慶曆新政時期，宋仁宗也沒有改變祖制，給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和富弼只是參知政事和樞密副使之職。自范仲淹和富弼在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走馬上任開始實施新政，直到到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解除職務，因杜衍本身與范仲淹關係甚好，所以對其新政較爲支持以外，其他宰相基本屬於老成派，並不支持新政，這裏對於慶曆新政好壞就不多說了。
從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的前期，這三個時期基本上都沒有發生過類似黨爭問題，甚至連過於激烈的廷爭情況都很少出現，宋朝真正意義上開始黨爭應該是在宋真宗後期的“寇丁之爭”，宋仁宗朝雖然黨爭規模變大，但也是一直到明道二年(1033年)郭皇后的廢留問題，才引發了第一次臺諫與宰相之間的廷爭，由此可見，任用老臣對於穩定朝廷政局，防止黨爭發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三，給予信任更給予壓力
宋太祖時期三個宰相由於身爲前朝舊臣，所以在交往處事上都儘量避免被認爲自己有拉攏他人結黨謀事的印象，這一情況集中地反映在王溥身上，其中有兩件代表性的事件。
1、是王彥昇求賄。
“(王彥昇)後爲京城巡檢，中夜詣王溥第，溥驚悸而出，既坐，乃曰：‘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彥昇在求賄，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乃出爲唐州刺史。”
王溥並沒有給予王彥昇金帛之物，卻還是深怕此事被認爲是自己拉攏結交其他官員的證據，所以他最後才選擇了這種密報太祖的做法，來自保無事，本身沒有私賄官員卻還是如此，一來這是王溥自身的行事風格，二來也能夠反映出當時太祖對於臣僚的監控還是較爲嚴密的。
2、勸老父請老離職
王溥的父親是宿州防禦，王溥勸自己父親以年老不堪驅使爲由，要自己父親告老還鄉，但是趙匡胤卻沒有批准這一請辭，又任命王祚爲左領軍衛上將軍。王祚大罵王溥：“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囚我。”王溥之所以勸其父請辭，也是和北宋初期的政治特點有關聯的，趙匡胤十分注意武將與宰輔的關係，爲防止軍權與中樞權力發生聯合的可能性，這是因爲先前有過例子。
開寶五年(972年)，樞密使李崇矩被罷職，主要原因李崇矩和當時的宰相趙普結爲了姻親，所以，王溥既爲前朝舊臣，同時父親又是掌握兵權的將領，這種情況之下，不免受到趙匡胤的懷疑和猜忌。趙匡胤奪位之時王溥是最爲積極的一個，“質等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遂稱萬歲”，正是王溥的率先表態使得全朝文臣紛紛順應趙匡胤。趙匡胤對於王溥是能夠信任的，但是王溥卻處處謹小慎微，小心處事，可見太祖在給予信任的同時，也給以極大的壓力，使得不敢亂用權力，並且要低調行事，宰相的爲人處事尚且如此小心，就更加談不上敢結黨專權了。
所以，不難看出趙匡胤希望自己建立國家在朝堂之上，不會因爲"杯酒釋兵權"武將地位下降，文臣地位上升出現包庇隱私、結黨暗藏，同時又能夠分清主次、不要越職專權的關係。各任樞密使和其他樞密院官員，也基本上按照宋太祖趙匡胤所希望達到的效果來進行執政，縱觀整個北宋前中期，文武官員之間結黨的現象也鮮有發生。即便是宋仁宗時期，被范仲淹一手提拔的名將狄青，爲了預防文武勾結，新政派以“本朝不以大將爲樞密使”的理由免去狄青樞密使之職，范仲淹也並未曾多說一句，由此可見宋太祖趙匡胤的各項措施沒有白費，構建了文武之間相互制約朝堂，至於後面的事情隨着時間的推移，趙匡胤也無能爲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