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臣楊鶴是怎麼對抗流寇的?流寇是什麼?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楊鶴是明朝末年大臣，楊嗣昌的父親。明末流寇氾濫，並且已經威脅到了大明根基，楊鶴曾向崇禎提出，他認爲流寇都是因爲饑荒纔會變得越來越多，所以他覺得對付流寇應該是以招撫爲主、追剿爲輔。楊鶴的策略起先有了一定成效，但能用於招撫的資金卻遠遠不夠。有人評價楊鶴是一名正直的好官，但一意主撫也要看當下國力能否承擔。最後楊鶴辦事不力，落得一個下獄論死的結局。
說起大明滅亡的直接原因，那必然是流寇氾濫。流寇以李自成爲代表，就是他攻破北京城，導致了大明的滅亡。
李自成雖然最終成了氣候，但他並非首倡義兵之人。早在天啓末年，流寇就已經在西北出現了，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天災。
明末農民戰爭，自明天啓七年(1627年)陝西澄城農民王二首殺知縣張山耀算起，到崇禎十七年(1664年)，前後經歷了十八個年頭。——薛正昌·《崇禎元年固原兵變與明末農民起義》
崇禎繼位之後，自然也會想辦法解決流寇問題。可應該如何解決呢?放任自流是不行的，那就只有兩種方法，一個是剿滅，一個是招安。
無論是剿滅還是招安，都不是空口白牙就能實現的。
剿滅流寇需要大規模調動軍隊，大規模調動軍隊需要大筆軍費。比如說，遼東需要大規模調動軍隊，於是遼餉應運而生;如果西北也需要大規模調動軍隊，那麼新名目的賦稅自然也會應運而生。
招安流寇不需要大規模調動軍隊，但政府必然要擴大徵兵規模，因爲必須把流寇改編成一支新軍。流寇之所以會出現，無非是因爲農民吃不飽飯，如果有機會當兵吃軍糧，大多數人也不會願意繼續當流寇。但招安流寇也需要花錢，而大明中央政府最缺的就是錢。
退一步說，大明中央政府沒錢招安流寇，那麼有錢賑災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整個大明已經被錢這個字給弄怕了，張嘴說話的時候，第一個字肯定都是錢。
面對愈演愈烈的流寇，官僚集團除了打官腔還是打官腔，給出的解決辦法，永遠是高大上偉光正的：解決流寇問題並不困難嘛，只要讓他們吃飽飯，自然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從皇帝的角度出發，自然是希望官僚發揚風格，讓流寇吃飽飯。據可靠消息稱，官僚的家裏有許多銀子，根本用不完。
從官僚的角度出發，自然是希望皇帝發揚風格，讓流寇吃飽飯。據可靠消息稱，皇帝的家裏有許多銀子，根本用不完。
從百姓的角度出發，不管是皇帝還是官僚，你們家裏的錢多到根本用不完，可就是不願意拿出來，讓老百姓吃飽飯，那就別怪我們造反了。
崇禎二年，西北流寇羣起，總督武之望在重壓下自殺，整個大明上下一片譁然。
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澄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處，流賦恣掠。——談遷·《國榷》
現在的問題是：誰來接任西北總督呢?官僚集團內鬥一流，吃相也不好看，但他們都不是傻子。西北流寇愈演愈烈，誰當總督都有可能幹砸鍋。儘管是總督這樣的美差，大家還是推三阻四。平時打官腔的時候全部慷慨激昂，遇到麻煩事了就開始裝聾作啞。
在這種背景下，楊鶴被大家推選出來，成爲了新一任西北總督。
明年，總督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者，羣推鶴。——《明史》·楊鶴傳
爲什麼是楊鶴?因爲楊鶴說了一些得罪人的話，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上被人報復，最終只得前往西北任職。
楊鶴所說的培養小民元氣、封疆元氣、士大夫元氣，並非泛泛之談，而是針對某些高官胸腑間一片殺機，逞一時之快而發的。朱由檢領悟到這層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養元氣，今日要務”，表示讚許。但是掌權的閣部大僚卻以爲：“這學問用不得。”培養元氣還不是時候，決意把不隨潮流、獨抒己見的楊鶴排擠出中央政府。這就是吏部會推楊鶴出任陝西三邊總督的背景。——樊樹志·《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楊鶴走馬上任之後，立刻面臨了之前所說的兩個困境：無論是剿滅還是招安，都需要不少錢，而在楊鶴出發之前，大明中央政府顯然沒爲他準備錢，甚至連賑災的錢，也要他自己想辦法。
在客觀條件不允許的前提下，楊鶴對西北流寇的態度只有一個字：撫。
所謂的撫，就是放縱流寇的行爲，只要他們願意投降，立刻赦免所有罪過。
社會經驗不豐富的人，大概會覺得楊鶴的做法非常好，符合聖人之道。可實際上，流寇的數量絕不會因爲楊鶴的寬容而有所減少，反而會因爲這種寬容而變多。
只要表示一下悔過，就可以既往不咎。這種寬仁的做法，直接把叛亂的代價降到了最低。
地方叛亂的主要基礎是饑民、難民、逃卒和潰卒。因爲這種基礎存在，各種不安份的人才能如魚得水、興風作浪。失去這種基礎，誰敢公然挑戰政府呢?
楊鶴的撫，並沒有任何錯誤。事實上我們翻翻歷史書，歷史書就是這樣諄諄教導後人的。因爲叛亂的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天災人禍把老百姓逼得走投無路才造成的。政府應該理解他們，更有義務救他們於水火之中。
政治表面上是空洞的說教和規則，實際上永遠都是寫滿了“利益”兩個字。
如果是天災，主管官員應籌集各種社會力量共同應對它;如果是人禍，主管官員需要清除它。所謂的天災，需要政府組織社會力量共渡難關，楊鶴作爲一個空降的大員，有能力做好這件事嗎?顯然是沒有的。
所謂的人禍，無非就是當地官僚貪污腐敗，無非就是士紳集團野蠻擴張。楊鶴作爲一個空降的大員，有能力管好這件事嗎?顯然是沒有的。
想要改變西北亂象，就必然要損害西北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楊鶴做不到這一點，他只能給流寇一些優待，爭取讓他們放下武器。
這種政策，實際上就是明着欺負不敢造反的老百姓。官僚貪污、士紳欺壓、流寇造反，政府都報以寬容，絕不追究，這對守法良民公平嗎?
當壞人幹惡事，就這樣有理?當一個安份守法的百姓，他們的利益和權利誰來保證呢?政府除了說幾句空洞的安慰話之外，什麼也做不到。
楊鶴的所作所爲，就是用官僚的方式應對危機：你不是要我招降流寇嗎?我像模像樣地招降幾股給你看看。雖然這些流寇被招降，對西北危機而言於事無補，他們安分守己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我至少把表面工作做到位了。
崇禎皇帝也不是傻子，楊鶴的奏報寫得很出彩，但西北的局勢還是日益糜爛。崇禎皇帝一再下令，要求楊鶴繼續努力，把工作幹得再好一點。
面對得寸進尺的崇禎皇帝，楊鶴最終也只能使出官僚集團的老辦法：要錢。
如果崇禎皇帝拿出錢來，楊鶴或許還能做個計劃，花錢辦事;如果崇禎皇帝拿不出錢，那責任就怪不到楊鶴頭上了。
這件事最終不了了之。
楊鶴到了西北之後，到底什麼值得稱道的事呢?從史書上看，他除了安撫流寇和找皇帝要錢之外，什麼事都沒幹。
要區分責任其實很簡單：皇帝沒給你錢，的確是皇帝的不對。可沒錢也有沒錢的做法，你什麼事都不做，只知道一味地安撫流寇，這不是打官腔敷衍了事，又是什麼呢?
楊鶴在西北的所作所爲，其實就是打定主意混日子，就是不得罪任何人，也不會想辦法搞點錢來建設大西北。
在明末，這種庸官遍地都是，一點都不奇怪。具體到了問責的地步，他們總是一臉無奈：時局如此，爲之奈何?
我說楊鶴是庸官，只是闡述客觀事實，並不是在苛責他。事實上，如果把其他人放到西北，我估計和楊鶴的區別也不會太大。
事實上，明末的庸官之所以遍地都是，除了既得利益集團根深蒂固之外，崇禎皇帝也難辭其咎。
崇禎皇帝最喜歡做的就是：我重用你，給你全權，你去負責具體事務，幹得好有賞，幹不好要罰。
這種做法有問題嗎?表面上看是沒問題的，可細究起來，問題就太大了。
明末的問題，在於既得利益集團難以被撼動，崇禎皇帝明白這一點嗎?應該是明白的。
可崇禎皇帝從來不想着如何破局，只是一味地找敢死隊員，希望這個敢死隊員能跟既得利益集團血拼，崇禎皇帝自己坐收漁利。
在太平時期，這種做法沒什麼毛病，因爲這是帝王心術。可明末那個爛坑裏到處都是雷，哪個敢死隊員能鎮得住?
在明末那個環境裏，皇帝必須具備常人所不具備的勇氣和毅力，擁有砸爛一切的魄力，否則他就只能縮在深宮，做一個任人擺弄的傻子。雖然這樣做也未必能拯救垂死的大明，但絕對比崇禎皇帝這樣大呼小叫卻無可奈何要好得多。
官僚集團有問題，官僚集團該爲明亡負責，可崇禎這個當皇帝的人，居然也是一副官僚習性，別人上行下效，也真沒什麼好說的了。
